在赵丹、黄宗英家里

金振林

每当看到挂在客厅里的《寿星图》，我便想起了它的作者赵丹。光阴荏苒，往事如烟，1980年清明节的夜晚，我在位于上海淮海中路新康花园的一栋小楼里，拜访了赵丹和他的夫人——著名电影演员、作家黄宗英。那情景至今挥之不去，历历如在眼前。

【与赵丹的一面之缘】

那是1980年暮春三月，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绝妙季节，湖南省作协派我创办儿童文学杂志《小溪流》，我便赴京，约请诸名家为杂志写稿。后又飞往人文荟萃的上海，拜访了许多名家。在上海，由《儿童时代》资深编辑苏玉孚当向导。

清明节的晚上，上海街头刚刚落了一阵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我和苏玉孚从作家峻青家里出来，看看表，还不到回饭店的时候。“再去看看谁呢？”我这样问。

老苏热情地说：“我陪你去看赵丹、黄宗英，他们就住在前边不远。”

赵丹、黄宗英是我敬仰的电影艺术家。赵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江苏南通度过的，我这个南通人为有这样的老乡感到自豪。解放前，他主演的《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我百看不厌；解放后，他塑造的武训、聂耳、林则徐也是脍炙人口，可谓演什么像什么。如今，赵丹就住在前边不远处，当然要去看看他；再说，黄宗英已改行搞创作，也算是我们同行了。凑巧的是，苏玉孚与她都是浙江瑞安人，那是“老乡见老乡”了。

我们穿过一幢幢公寓，在淮海中路新康花园的一座两层小楼前停了下来，老苏说：“到了。这座小楼，在‘文革中被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霸占着。”

赵丹、黄宗英正在楼道左边的客厅里看电视，一见我们进来，赵丹连忙起身，以大家最熟悉的笑容迎接我们，跟我们握手，右手食指点着自己鼻梁：“找我还是找宗英？”

我们说，两个都找，先找黄宗英老师。

“好，好！”赵丹把我们引到过道当头朝阳的一间长方形会客室，黄宗英给我们让了座，她自己在我们右手边的沙发上落座。这时，刚刚出去的赵丹又探进身来，把一包带过滤嘴的凤凰牌香烟丢给黄宗英，又跟我们打招呼说：“你们先谈，我在隔壁看电视，张瑞芳新演了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事的片子，要我提提意见。”赵丹说的既不是南通话，也不是上海话，而是上海普通话，是在电影里我们听惯了的口音。

黄宗英十分客气地给我们递烟，直到我点着了烟，她才又坐回沙发上。老苏为我作了介绍。我打量了一下黄宗英，她有些发胖，面部的线条仍然十分柔和、明朗，那一对大眼睛是深沉的。她头戴绒线小帽，给人的感觉文静素约，不由得让我想起她在《家》中饰演的梅表姐，大家爱叫她“甜姐儿”。此时的她55岁，比赵丹小整整10岁，可是看上去仅40来岁的模样。当你讲话时，她一直和蔼地望着你。

老苏向我介绍说，黄宗英同志已被中国科学院吸收为特约研究员。黄宗英说：“农业科学方面的作品，我还要写下去。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你到山沟里去了，人家介绍说：‘这是名演员，他们看一看，笑一笑说：‘哦，你是名演员啊，我们山里没有什么好招待呀！说说就去干他们的活儿了。”

“你怎么不写写上海的人和事呢？”我感到纳闷。黄宗英风趣地笑一笑：“在上海，我和阿丹简直不敢出去。我采访一个人，会有五个人‘采访我，那些年轻人爱打听的又是些怪事，什么陈冲有没有爱人啦……嘿嘿！”她自己先笑了，“所以，我和阿丹连老家山东，浙江都不敢回，你们南通是阿丹长大的地方，也不敢去，招摇过市啊！”她说得顶诙谐：“还是农村好。”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希望黄宗英给《小溪流》写稿。黄宗英说，过几天和赵丹去新疆，准备写些游记。她反问：你们《小溪流》有些什么可供我朗诵的吗？”我答，创刊号正在筹划，“六一”前可能来不及了。

我原以为她给电台朗诵，结果她说：“不，就是朗诵给孩子们听的，我还担任北京景山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我用磁带，把我的作品、表演录下来，带到景山学校。”

黄宗英的女儿赵橘在师范学院读中文系，也爱好文艺，并在老苏他们办的《儿童时代》上发表过文章。黄宗英说：她想写，我不让她写，别以为是作家的女儿就要当作家。”

我们知道登门拜访赵、黄的客人很多，今晚他们难得有个安静的时候。临别时，我想请赵丹为《小溪流》画一幅画。黃宗英笑道：“哦，讲对了，你讲阿丹戏演得好，他不高兴，讲他的字写得好，他高兴，讲他的画好，他更高兴！”

她边说，边在客厅里翻寻着：“前不久他画了一幅《活泼泼的山泉》，正好跟你们《小溪流》吻合了。”可是，翻了半天也不见影踪，她抱歉地说：大概被人拿去展览了，你给我留个地址，我寄给你，因为忙着去新疆，不能裱了。”我说：“那好，请你在画上写几行字吧！”她拒绝道：“那不行，我的字写不好，还是阿丹写。”送我们出来时，她又补充说：“艺术是不能马虎的，一是一，二是二。”

看见我们要告辞了，赵丹忙从房里走出来，笑盈盈地跟我们握手打招呼：“对不住啊，对不住。”他不断回眸，看电视屏幕上张瑞芳的表演。夫妇二人把我们送到楼梯口，向我们挥手微笑。赵丹将右手举到额角，这姿势，亿万观众多么熟悉啊，也在我脑海中定格。这是我在生活中跟赵丹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最后一面。

【赵丹绝唱《寿星图》】

赵丹、黄宗英十分守信，我回长沙后不久，便寄来了赵丹画的《寿星图》。画中，白胡子老翁手持红杖，头如寿桃，长髯拂地，慈眉善目。还有他手书的“一九八○年初夏赵丹戏笔”，并有“阿丹”小印，只是未写我的名字，因先要制版在杂志上发表，答应下次去上海时再补写，并说准备去新疆，来不及裱云云。

那是长沙多雨的季节，这幅象征《小溪流》长寿的《寿星图》被安排在第二期刊出，占了封底的整个版面。赵丹对孩子，对《小溪流》的关爱之情，温暖着我的心。

苏玉孚在信中告知，赵丹、黄宗英的新疆之行搁浅了，因为赵丹病了。他一开始感到牙齿疼，便拔了一颗又一颗，快拔光了。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要光是牙疼还好办，医生又怀疑牙疼别有祸根，在北京作了检查后，排除了癌症，又回到上海最好的华东医院继续治疗。

在那里，赵丹与同在该院的巴金不期而遇。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他（赵丹）乐观，充满着信心。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有一股劲……我没有料到今年（1980年）7月会在上海华东医院里遇到他。他在草地上散步，我在水池边看花。他变了，人憔悴了。他说他吃不下东西。他刚在北京的醫院里检查过，我听护士说癌症的诊断给排除了，还暗中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我说：‘让他再拍一两部好片子吧。华东医院草地上的相遇，是我和赵丹最后一次的见面，我从北欧回来，就听说他病危了。”

不久，老苏又来信说，赵丹在北京确诊为胰腺癌。随后，又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上看到赵丹在医院口述的一篇文章。10月10日赵丹病逝，巴金获悉后寝食难安，一连写了《赵丹同志》等4篇随笔，共计6000余字，巴金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眼前，十年浩劫已经失去它一切残酷和恐怖的力量。”

【再访黄宗英】

一个春雨潇潇的傍晚，我和老苏又来到新康花园。电铃响后，从楼上下来一个青年，那相貌、神气竟跟赵丹一模一样，只是比赵丹年轻，且多了一副眼镜。

“黄宗英同志在家吗？”老苏问道。“进来吧，我妈妈正要出去呢！”小伙子很有礼貌地把我们请进楼里。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曾来此访问赵丹夫妇，转眼一年过去了，今日可算是旧地重游。

黄宗英仍然在楼上那会客室兼工作室里见我们。她热情地和我们握手问好，亲切随和。她比去年瘦了一点，我想，大概是赵丹病逝对她的打击太大加上工作劳累的缘故吧。不过，她脸色红润，精神还很健旺，谁也看不出她是个56岁的人。今天，她头戴一顶黛色小绒线便帽，一条宽而长的米黄色围巾悬在胸前，左手一直握着一个圆筒玻璃杯，右手向一位身材苗条，面庞俊秀，满脸甜蜜笑意的姑娘一指，说：“这位，不用介绍了吧？”

老苏说：“好像很面熟。”我一眼就认出她是颇负盛名的《小花》主角、最佳女演员陈冲。我跟她握着手说：“陈冲，银幕上见过！”陈冲只是腼腆地微笑着，独自坐在长沙发上，一时两手支着下巴，一时两手合掌托着腮帮子，静心而专注地倾听我们交谈，仿佛听得入了迷。

老苏问黄宗英：“你女儿赵橘回徐州去了吧？”黄宗英说：回去了，今年大学毕业，她老是想写文章，我克着她……读4年大学的机会难得呀！先要打好基础。我克住她！”她又用右手指指陈冲：“正如阿丹和我克着陈冲，一定要她读完大学一样，对吧？”陈冲感激地点点头。

老苏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编辑，他的职业本能使他向陈冲“发起进攻”：“陈冲，你给我们《儿童时代》写篇稿子吧！”陈冲嫣然一笑：“等我60岁了再给你写。”老苏笑道：“等你60岁，我早就见马克思啦！”老苏执拗地要她现在就写。陈冲婉言谢绝：“我已经写过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没啥意思。”我深有同感地点点头，黄宗英便出来解围说：“陈冲马上要期中考试啦，不写算啦！”

“最近没有拍电影？上几年级啦？”我关切地问。陈冲说，她在外语学院读三年级，最近都没拍片。“那么，拍电影的时候，你的学习怎么办呢？”陈冲回道：学院派了一个老师，跟我一起拍片，教我学习外语。”

“儿童演员的待遇。”黄宗英吃吃地笑起来，将左手里的茶杯举得老高，又不禁重复一句：“是儿童演员的待遇！”

“她本来就是个孩子嘛！”我回过头问陈冲：“你还没满20岁吧？”

陈冲咬了一下嘴唇，看了我一眼说：“4月26满20岁！”突然，她仿佛想起一件重要事情似地朝黄宗英说：“黄姨，我姥姥要我向你问好，她特别喜欢看你写的文章，她也要我年轻时先当演员，年纪大了当作家。姥姥还要我问你，是怎么写起文章来的呢？”说完，她睁大眼睛，托着下巴，像学生期待老师的回答那样。她的问题正是我十分希望了解的。

黄宗英笑了笑，在原地走了几步，左手举着杯子，右手轻微地摆动着，仿佛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中。顿了顿，朗声说：我给国际笔会写的文章，头两句是：我是一个没有想当演员的演员；我是一个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我的第一篇所谓作品叫《放学路上》，我记得，第一句话是，树叶儿落了什么的，发表在我哥黄宗江主编的一张小报上，那年我父亲刚刚去世，我9周岁，哥哥13周岁。这篇文章还多亏当时专案组的人，不知从哪里翻了出来的。”她两手一摊，诙谐地耸耸肩，自己先笑了。

“我记得你是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你的作品清新朴实，很有文采。”我说的是真心话，黄宗英也写了一二十年文章了，去年才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和她几乎是同时加入的。我说：你在今年二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八面来风》，不少同志喜欢读。”

黄宗英眼睛明亮了，像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长得俊秀似的，她吁了口气欣喜地问：“真的吗？还有人喜欢看啊！有不少朋友还替我担心呢，说：你们家刚出了那么大的事，你别再捅娄子呀！其实，我还是在作正面的歌颂，不过……”她欲言又止。

她指的“出了大事”，当然是指赵丹在去年10月病逝，这是宾主都不愿提起的最敏感的话头。

不过，后来我从他们的孩子口中进一步了解到赵丹暮年的境况。

1967年12月的一天，赵丹病了，他要孩子去制片厂请假，那边说：“在屋里等着吧！”第二天上午，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将赵丹带走，从此杳无音讯，家里的书信及微薄的存款也被抄了。黄宗英被打成“黑帮”，下到“五七干校”劳动，四间房子被挤成一间，保姆带着两个孩子，每人15元生活费……因为是上面直接插手，赵丹一直被秘密关押，直到1974年春节后，才回家住了4天，马上又被命令去干校劳改。他的暮年可谓壮心不已，还想拍很多电影，可是，他主演《鲁迅传》，胡子留了又剃，剃了又留，终未如愿。粉碎“四人帮”后，他想导演有关南昌起义的影片，把周恩来等同志的形象搬上银幕，并为此去了九江、庐山调研，最后又成泡影，种种原因使他壮志未酬，抱憾终生。

即便如此，赵丹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有颗赤诚之心，他临终时在遗言中叮嘱：为了对医学的发展、对子孙后代的健康作最后一点贡献，请求将尸体解剖。火化后，一半埋在广西柳州，他晚年喜爱的地方，一半埋在日本，在他的战友聂耳溺毙的海滨，他愿“天下同乐”。不要眼泪，不要开追悼会，这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胸怀。

“那么，骨灰是这样处理的吗？”我的心里充溢着崇敬之意和悲凉之情。

“暂时寄放在八宝山，埋到日本的骨灰，国务院已经批准，但是，外贸方面还在交涉。”孩子说。

我奇怪：“这与外贸有啥关系？”

他说：“聂耳在日本的墓地，现在属于私人的土地，将来要不要钱，要出多少钱，还要谈妥才行。”这些事情，黄宗英不愿去想，她的孩子也不愿多谈，我也不便再追问。

当话题转到即将去美国访问的事上时，黄宗英兴奋起来，两手在空中比划着，显得喜悦而又焦灼：“啊唷，真不得了，马上要出去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这次是中国科普作家、记者代表团，访问美国五大城市，20几个单位，为了省时而更有效果，上面要求每个代表将那些城市和单位的一般情况，在国内都弄清楚，到美国时不问这些常识性的问题。有的代表已经准备了三个月，可我一点时间都没有。真急煞人！”

黄宗英对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她的报告文学也大多是这方面的题材。老苏后来告诉我，黄宗英很注意研究政策，她觉得中国是个有8亿农民的大国，如果农业不能现代化，其余的现代化也就缺少了基础。而农业科学又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因此，她对农业科技人员特别有兴趣，像《大雁情》这样的报告文学，对读者和科技界的震动是很大的。

“那么，给我们《小溪流》的文章何时交卷？”我向她伸出双手。她耸耸肩，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叠索稿信件，风趣地说：“我有7个孩子都不愿给我回信，我恨不得有第八个孩子专门为我回信才好。”这句俏皮话又把我们逗笑了。

后来我得知，她的7个孩子，亲生的只有两男一女。赵丹前妻叶露茜留下赵青和赵茅，还有“金嗓子”周璇的两个遗孤，一直由他们夫妇抚养成人。

此刻，楼下汽车按着喇叭，一个矮墩朴实的30岁年轻人走进房来说：“汽车到了。”

“这就是我的孩子周民，阿丹最疼爱他了。”黄宗英说着，那小伙子（周璇的遗孤）有点尴尬地走到屋里边。我一打听，他原来是曾在江西鄱阳湖边插队的上海知青，在一次纪念周总理的晚会上，赵丹曾朗诵过周民的诗篇。现在，他已调到《萌芽》编辑部工作。

黄宗英风趣地说：“现在，他正在步入诗坛啊！”她笑着，在地上跨了两步。我发现，他们母子的关系是这么的和睦、融洽而欢乐，可以看出，赵丹和黄宗英对他们的老朋友周璇是何等地有感情，对影星的遗孤寄托着不少希望。

汽车喇叭又响了，这时，屋里的宾主都站起身，我们也告辞了。

我们一同走出大门。下楼时，我问她访问美国哪五个城市，她说：“华盛顿、芝加哥、休斯敦……”还有两个地名，她是用纯熟流利的英语讲出来的，看来她到美国是用不着翻译了。

陈冲挽着她，用手拖一拖她的衣袖说：“黄姨，到华盛顿一定去看我姥姥啊！”陈冲的姥姥是医生，到美国钻研医学去了。“华盛顿可大呢！”黄宗英说。陈冲又叮咛着：“我写信要我姥姥一定去看你！或者，先打电话。”

“什么时候再见呢？”临别时，我们问她。

“等我从美国回来吧，真对不起，吃了晚饭，我回来还要忙一个通宵，总得准备准备呀，明天呢，坐上卧铺，一觉睡到北京。”

“還得请你为阿丹给我的画添上几笔呢！”我说。

黄宗英笑道：“可阿丹的画，我是不敢在上边写什么的。艺术是不能马虎的，一是一，二是二。”

30多年来，赵丹这幅临终绝唱《寿星图》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每当看到它，我便想起赵丹夫妇，也想起黄宗英的这句“艺术是不能马虎的，一是一，二是二”。

（作者系文史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