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版本流传

李 海 霞

(商丘师范学院 图书馆，河南 商丘 476000)

《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版本流传

李 海 霞

(商丘师范学院 图书馆，河南 商丘 476000)

《孔子家语》古有传本，与《论语》并时，互不重合。《家语》的最初整理者是孔门弟子，最早的编辑者是西汉早期的孔安国，至王肃作注时已定型。《家语》随着社会文化的几次巨大变化而发生演绎，其版本流传具有某一类书的标本性质。

《孔子家语》；“伪书说”；成书；版本

一、《孔子家语》的成书

(一) 《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

今本《家语》中有很多内容与先秦两汉其他文献有重出互见的现象。据陈士轲《孔子家语疏证序》所言：“予尝据本书为纲，而互见于他书者，仍用大字书之，以附其后。”[1] 1观其大字书目，所得有《毛诗传》《韩诗外传》《尚书》《仪礼》《礼记》《说苑》《新书》《新序》《孔丛子》等书，其中，今本《家语》与《说苑》《韩诗外传》《礼记》重出最多。这么多的文献出现内容互见的情况，说明《家语》有确定的文献依据，与这些文献有着共同的材料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同源的。

事实上，先秦两汉很多文献的材料都是同源的，这是先秦古籍的一个共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书是割裂某书而来，否则，内容重出、时代相同的每部书都是割裂他书而来的了。比如《韩诗外传》，大量征引了《荀子》的材料，甚至其著书体裁亦由《荀子》发展而来。此外，《韩诗外传》还6次引用了《孟子》，两次引孟母之教。大多数人都不疑其伪，只能说它受《荀子》及《孟子》的影响深罢了。刘向的《说苑》围绕20个中心主题去摘引群籍故事，进行道德说教和政治劝诫。据徐复观统计，《说苑》全书引《论语》16次，引《春秋》24次，引《易》18次，引《书》16次，引《孟子》8次，引《荀子》4次[2]。其材料大多数来自于记载孔子及其后学的言论、行为的《儒家者言》之类的作品。《家语》见于《儒家者言》简文的第2、3、6、8、10、11、14等部分，二者所记内容与文字表述十分相似。如此，《家语》内容互见于《说苑》等书，并与《说苑》重出于《儒家者言》类作品，不仅不足为怪，反而说明它与《说苑》有着共同的材料来源。西汉汝阴侯墓1号木牍，可辨识出的章题有46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章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同样说明《家语》与其他记载孔子及其门人的书籍有共同的材料来源。

《汉志》把《说苑》归之于“儒家者流”，而把《孔子家语》归入“论语类”著作。《汉志》对“儒家者流”的界定是“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高”[3] 117。 它们都是记载以孔子为主的儒家言论，用以阐释六经，标榜仁义的著作。关于“论语类”著作的性质，《汉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3]79可见，无论是“儒家者流”还是“论语类”著作，就其内容而言，都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作品，只不过后者更集中一些。正如胡平生所言：“我们在整理了阜阳双古堆墓木牍和《说类杂事》简文的内容后推想，这些简牍应当就是孔序所说的‘百余篇’中的一部分，它们在文帝时已‘散在人间’，得以在诸侯王府内辗转传抄，后来到景帝末年被送进了秘府。刘向编《说苑》《新序》，用的应该就是这一批材料，孔安国编《家语》用的也是这一批材料。孔序所说的史实，不见于史书，后人因而疑其为伪，如范家相就说景帝募书事是‘悠谬无稽之说’。但是地下出土的文献，却与孔序所述暗合，至少是毫无扞格，这是很难得的。试想，在一个小小的汝阴侯墓里就随葬这么多的孔子之言、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的简牍，谁还会怀疑景帝时博士大夫可以拿此种简书皆送官呢？概言之，我们既不认为《家语》是伪书，也不认为孔序是伪序。”[4]15

《家语》的材料有着古老的来源，取材于流行在春秋末战国时期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批竹简，是由孔子七十二弟子采《论语》之外的材料而成的。(见附表)

表1 与《家语》相关的出土文献

(二)《孔子家语》的成书

《孔子家语》的成书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家语》是否古有传本，二是，《家语》的成书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三是,今本《家语》与古本《家语》之间是否有源流上的关系。由于古本《家语》失传，考察《家语》源流的主要资料就是今本所附王肃的《家语序》《孔安国序》及《后序》(本文为论述方便，将《孔子家语》的后序部分分割为《孔安国序》及《后序》，自“孔衍《奏言》”起为《后序》)。

据《孔安国序》，《家语》系孔门弟子各记所问，与《论语》《孝经》并时，部分集为《论语》，其余为《家语》。从今本《家语》的性质来看，它是以记录孔子事迹为主，这正与《孔安国序》所言古本性质一致。《汉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见，《家语》与《论语》性质一致，故《汉志》中，《家语》也被收在“论语类”中。今本《家语》从性质上说并没有偏离这一点。

至于《家语》的编辑者，《后序》中则说，汉武帝天汉后期，孔安国录得副本，编为44篇，这透露出孔安国可能是编集《家语》的最初作者，当然此前《家语》的雏形当为孔子门人所辑而成。对春秋战国初期流传的一批儒家竹简，孔门弟子选出一部分正实而切事的材料纂集为《论语》，其余则集录在一起。可以说，这些集录的竹简就是今本《孔子家语》的最初来源。此时的《家语》编辑的时间为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至天汉年间(前100—前97)。对此，胡平生认真分析了《家语》的“孔序”与“后序”，给出了有力证明：“《家语》的编辑者就是孔安国。《家语》的书名已隐含了书由孔氏后人编辑而成的意思。而《家语》之所以能够编成，自然与孔子和孔学地位的提高相关。因此它的成书应在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孔子的事迹与言论受到特别重视之后，即汉武帝‘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的元朔五年(前124)。与这一时代相吻合的孔氏后人，非孔安国莫属。另外，孔序关于孔子的言论流传的陈述，如非亲闻亲历，恐难杜撰。”[4]12

而王肃见到的《家语》亦远非孔安国初辑时的样子。根据《家语》王肃序，肃得其书于孔子70世孙孔猛之手。李学勤因此认为，今传本《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撰、改动、增补的过程。《孔子家语后序》，“当时所论辩疏判校归”，皆不离“夫子本旨”。该书属文下辞虽有“浮说”和“烦而不要”者，但毕竟都“由七十二子各共叙首尾”。由此可知，《孔子家语》的组织编排体现了孔子弟子们对孔子学术的理解，这也证明了《家语》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王肃只是扮演了作注的角色，即使他也作了一些增删改动，但完全称不上是篡改，更称不上伪撰，这已为出土文献证实了，许多专家对此已有论证。也正是因为王肃作注，《家语》才广为流行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肃是《家语》得以保存和流传的功臣。

关于《家语》成书定型的过程，正如李学勤在《对古书的反思》中说道：“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5]他认为，《家语》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它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先秦，历经两汉，定型于曹魏。春秋末战国初，已有一批儒家原简流行于世，成为先秦两汉很多古籍的取材资料，《论语》取之，《家语》取之，《礼记》《仪礼》《韩非外传》等亦取之。这就造成很多古书的内容出现了重出互见的现象。显然，以此来独责《家语》抄袭他书，是没有道理的。而《家语》与《论语》及与儒家有关的其他书如《孝经》既不重出，也无互见，正印证了《家语后序》中所言“《家语》系孔门弟子各记所问，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切事者集为《论语》，其余为《家语》”所反映的事实。

《家语后序》还介绍了《家语》在秦汉间流传的始末：“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其后被诛亡，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这里所说是《家语》成书之初的情形以及由官方到民间的流传过程。“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于时京师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子之辞妄相杂错，不可得知，以付掌书，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可见，《家语》第二次收归官方时，呈现出的是“妄相杂错”的状态。至汉武帝元丰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曾子问礼》一篇”。可见，孔安国才是《家语》的编集者。可以说，《家语》至孔安国时才成书。汉成帝时，经刘向校书整理，又名其为《古今文书论语别录》。刘向将它收入“论语类”27卷时，《家语》又一次成为官本。至于王肃注10卷44篇本《家语》，与《汉志》27卷本肯定有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正常的，是古本《家语》又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之后的定型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家语》古有传本，取材于先秦时记述孔子及弟子言行的一批竹简，与《论语》并时，并与《论语》在材料上分而辑之，互不重合。《家语》的最初整理者是孔门弟子，最早的编辑者是西汉早期的孔安国。刘向《汉志》著录有27卷，是《家语》的初本。《家语》经历了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后人长时期的改动、增补、加工、润色过程，至王肃作注时已定型。今本《家语》10卷，为王肃传注本，王肃为《家语》作注后始流行开来，并流传到今。

二、《孔子家语》的版本流传

《孔子家语》作为“论语类”著作，产生较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家语》随着社会文化的几次巨大变化而发生演绎，其版本流传具有某一类书的标本性质。在《孔子家语》版本研究方面，虽然姚际恒、四库馆臣以及当今一些学者都有过讨论，但只是在论证其他问题时作过辅助描述，并没有作过专门分析和阐述。笔者参考了有目录书以来的官私目录学书籍，结合前人研究的一些资料，对《孔子家语》的版本展开充分地研究，通过列表(见本文末附表2、表3) 将两处出土情况作对比，结合历代官私修目录的记载来梳理《家语》版本的承继关系以及所透露出的相关学术信息。

(一)汉魏到隋唐《孔子家语》的版本与流传

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与书写材料相符合，《家语》最早面世的应该是竹简本，称古本《家语》。造纸术的大量应用是在东汉以后，因此先秦两汉时期《家语》流传仍以竹简本为主。王肃作注之后的本子，称为今本，基本上是以纸本为主流传下来的。因此，关于《家语》的版本，可分为古竹简本和今本王注本两大系统。在王肃作注以前，有的学者还认为，存在着官本《家语》和家传本《家语》两个流传系统。

《家语》最早的版本是竹简本，《汉志》所载《家语》27卷即是。八角廊和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简牍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后《家语》古本虽然已佚，但我们今天有幸目睹在汉墓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简牍的真实面貌。这些简牍的文字内容与传世《家语》及其他古籍如《说苑》《新序》《韩诗外传》基本一致，竹简形制(二尺竹)也与《家语》序言相吻合(很可能就是《序言》所言竹简本)。至于这批简牍出于一个小小汝阳侯墓，说明这批儒家书籍在当时已经有所普及，出土的本子也可能只是抄本。至于这两批简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的官本还是家藏本，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地考察研究。我们相信，以后可能还会陆陆续续地出土与《家语》相关的材料，为《孔子家语》的真相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

从历代史志目录记载来看，从《汉志》所载27卷(孔安国《序》称44篇)，到《隋志》变成21卷，即是第一个大变化。此间至《汉志》已历经近千年，其中篇卷分合，材料存佚或后人增删改易等情况的发生是免不了的。以此断定其伪，不足为据。曹魏时，王肃为《家语》作注，我们不排除他在作注时加入一些自己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甚至也有改造原文的地方，但说他对《家语》作了伤筋动骨的改造，甚至完全是自己东拼西凑而来的伪造，则完全没有可能。当时，儒家著作在社会各阶层已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影响极大，与王肃同时的许多大儒不可能对《家语》完全未有识闻而不出面驳难，只有郑玄的弟子马昭站出来指责，那也出于门户之见，维护师尊而已。有的学者说，王肃造伪是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但王肃恃仗司马氏集团之势，在当时已是位高权重，官为太常，总领五经博士，没有必要去这样做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王肃在《序》中称得于其弟子孔猛之手，若王肃随意篡改或凭空假造，当世的孔猛及孔猛之后的《家语》家传者为何不知，为何不辩不批王肃这种不耻行径？料王肃未必有此胆量，也未必会愚蠢至此，他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做。

从卷数上看,《隋书·经籍志》所载21卷，至《新唐书·艺文志》之10卷，这个过程，可以说《家语》版本流传发生了第二个大的变化。此后，历代著录都是十卷本，《家语》的篇卷基本保持了稳定，但对它的评价以及流传开始发生巨变。孔安国《后序》言其献书终不立于学官，已是不幸之始，后来唐人颜师古 “非今所有《家语》”之语，遂成为《家语》“伪书说”的开始。“伪书说”对《孔子家语》的流传造成巨大的影响。从《汉志》到《隋志》，再到《唐书》，有关《孔子家语》的记载，汉、隋、唐时期《家语》的本子是不同的，甚至清代所见的十卷本《家语》，与唐代的十卷本也是不同的。这些不同，更加引起后人对《家语》的质疑。这种质疑，可能与唐人颜师古“非今所有《家语》”的论断有直接的关系。

王肃为《孔子家语》作注后，《家语》迅速流传开来，古本反而渐渐湮灭，所以至今整个流传系统基本上只有王注本这一传本为主。今有简本传世，但简本与今本之间并非单纯的承继关系，今本来源于古简本中的某一系统。今本与出土的简牍在用字用语、内容编排上有一定的差异，既可能是不同门派的传本，也可能是同一传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在内容上都是紧扣着以“夫子为本旨”的。

(二)唐以后《孔子家语》的版本与流传

以唐宋人对王注本《家语》的质疑为先声，《家语》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宋代是历史上有名的疑古时代，自王伯大正式提出《家语》是伪书的说法之后，人们开始普遍地冷落这部书，自然没有多少版本受到重视而流传下来。但是宋代《家语》的流传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官修即《宋史·艺文志》载《家语》十卷，而郑樵的《通志》说“《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注”。由此可见，宋代流传的《孔子家语》应该有两种本子，一是官方通行的10卷本；一是21卷本。化涛认为：“这十卷的《孔子家语》本同于唐代的本子，而这二十一卷的《孔子家语》也应该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本子。”[6]11至于卷数不同，可能只是后辑者对篇章的合并所致。对于隋代流传的21卷本，《唐志》不见记载，而宋代又得以重现，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隋本失之于唐，又复现之于宋。宋版《家语》以其精校精刊而成为明清竞相翻刻的底本，如明嘉靖年间有黄鲁曾覆北宋本《家语》，清汲古阁影宋刊蜀刻大字本。

元代的疑经思潮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依个人见解大肆增删，改易经文的风气愈演愈烈。王肃注本之后，《家语》又经历了许多曲折，演变出许多新的版本。 据国家图书馆藏《〈孔子家语〉版本举例》载，《孔子家语》当时流传的有王广谋的注本《新刊标题句解孔子家语》和元朝至正二十七年刘祥卿的家刻本，其中以王广谋注《孔子家语》本最为流行。他的本子出来后，前代传下来的《孔子家语》本渐渐不被重视。特别到了明代和清初，学者们见到的最多的是王广谋的注本，而不是王肃注的《孔子家语》，清中后期才陆续出现较好的王肃注本。但后人对王广谋的《孔子家语注》颇有微词，大多数学者认为，他重新编辑并大量删削了《孔子家语》而不足征信，这也可以称得上《家语》的又一次波折。元代王广谋的节略本，国家图书馆今藏有元朝至正二十七年清泉刘祥卿家刻本。

明代《孔子家语》的传本颇少。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至明代传本颇稀，故何孟春所注《家语》，自云‘未见王肃本’。”《王震译长语》亦称：“《家语》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惟有王肃注者，今本所无，多具焉。则亦仅见之也。明代所传凡二本，闽徐家本中缺二十余页，海虞毛晋家本稍异，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则毛晋所校刊，较之坊刻犹为近古者矣。”[7]769明末海虞毛晋家本即汲古阁刻本，相对较完整，毛晋据明正德何孟春本翻刻，何孟春本又上承王广谋注本而来。明嘉靖三十三年有黄鲁曾刻本。9行20字，白口，双边，有刻工，耕兰氏校，丁丙跋。流入异域的版本有日本宽永十五年(明崇祯十一年)风月宗智刻本。

清代辨章考据之学发达，《家语》被彻底定为伪书。清姚际恒在力证《家语》为伪书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家语》在不同时期的版本问题，他认识到汉唐时期《家语》的本子是不同的，而清代的《家语》本亦非唐代的《家语》本。他的依据是司马贞与颜师古同为唐代人，而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所引用的《家语》，姚际恒在清代已经看不到，以此来推断唐代、清代《家语》本不同。他还引用何孟春的话，找出了唐、清二代《家语》本不同的原因，在于元朝的王广谋对《家语》作注时庸妄删除所致，使唐代的《家语》毁于王广谋之手，王广谋注本也因此而衰落了，王肃注本最终取代了二本而成为《家语》传本的主流。清朝有影响的版本不多，我们所见到的版本仍以元、明为多。此间，日本的太宰纯本较为著名。

目前，我们可以参考的版本主要有李氏重刊汲古阁本、贵池刘世珩玉海堂本(据汲古阁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间黄鲁曾覆宋本，今有上海古籍1990年出版的影印黄鲁曾覆宋本《孔子家语》。

综上所述，《家语》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几经变化。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影响《家语》版本流传的几个因素：1．《家语》版本流传与各时期的学术思潮有密切关系；2．“伪书说”严重影响了《家语》的流传；3．历代有人妄加增删，削弱了《家语》的可信度。

表2 历代官、私目录书记载《家语》的情况

表3 《家语》版本流传演变图

[1]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M].上海：上海书店,1987.

[2]徐复观.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M]//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M].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2).

[6]化涛.清代《孔子家语》研究考述[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6.

[7]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责任编辑：韦琦辉】

2017-04-12

李海霞(1976—)，女，河南柘城人，馆员、硕士，主要从事文献、文字以及图书情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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