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望春风》的三重主题内蕴

江苏 姬志海

论《望春风》的三重主题内蕴

江苏 姬志海

从小说的主题内蕴上看，格非的长篇新作《望春风》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面：一是对渐行渐远，趋于消匿的江南乡土中国背影连同与之血脉相连的传统道德伦理的悲情回望；二是在文本表层的温情记忆和忧伤挽歌的深层孕育着的国民性批判的巨大思考重量；三是在当下中国整体性启蒙断崖的时代背景下，透析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各具的悲剧宿命，祈求能够在贫瘠的时代荒原上，重建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主体性。

乡土江南 国民性批判 启蒙断裂 知识分子困境

渐行渐远的乡土背影

《望春风》作为格非首次正面描写当下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重要长篇，不仅是其个人创作轨迹的新变和转向，亦是向百年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史上乡土小说创作主潮的积极融汇。当然，针对不同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谱系，无论是从主题内蕴还是从叙事手法来看，《望春风》无疑都有其自身特有的“新质”。就主题内蕴的第一个显在层面而言，《望春风》无疑是对其“江南三部曲”中《春尽江南》“恶托邦”主旨的承续和延展——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开启的时代转型中日益显现、愈演愈烈的种种社会不公，同样出于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介入精神，如果说《春尽江南》讽刺锋芒的所指在城市，那么《望春风》批判暴露的重点显然在乡村。在迷散于文本字里行间那挥之不去的温情、诗意中，作者以从容节制的写实手法，深刻揭示了在不无激进的城镇化野蛮推进中，当代乡土中国的身影连同与之血脉相连的传统道德伦理、风俗人情也正在不可挽回地渐行渐远，趋于消匿。

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写起，小说主人公“我”，世代居住于江南水乡的一个叫作儒里赵的秀丽乡村。“我”从小父母离异，母亲据说抛弃父亲和年幼的“我”到大城市去做了官太太。“我”的父亲表面上是一个算命先生，但事实上却在从前和某个“反动”组织有牵连。后来，与“我”相依为命的父亲也因为此事在便通庵的破庙里悬梁自尽。无依无靠的“我”遂被父亲的好友大队书记赵德正收养。赵德正是大字不识、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被严政委任命为大队干部，他一心为了儒里赵，先后为村里开山造田、创建小学，办了许多政绩斐然的好事，但是因为政治背景激变，随着严政委被迫害至死后，他也被郝书记、高定国等人设计陷害，失去官职。有一天，“我”被德正的妻子春琴告知南京的母亲派人来要接“我”去大城市。小武松一家，知道此事后马上把女儿春兰嫁给了“我”。“我”到了南京以后，才知道要去的地方不过是个叫作邗桥的砖瓦厂，母亲没有见到“我”就很快病逝了，春兰来到我的工作单位后很快就和附近厂子的一名上海技术工公开同居，终于实现了她在“我”这里没有实现的做个大城市人的梦想。再后来，“我”被迫失业，又因为开出租出车祸把城里的房子也卖掉用于赔偿了。之后，“我”在离家乡不远的一家采石场传达室里稳定下来。“我”的家乡儒里赵村被堂兄赵礼平伙同福建的一个蒋姓开发商勾结乡政府用污水倒灌的手段破坏，昔日秀丽的风光已经被拆迁得满目疮痍。德正死后，春琴被不孝顺的儿媳百般虐待，儿子龙冬吸毒被抓，最后同彬把春琴和“我”两个人临时安置在他花钱改造后的便通庵的破庙里。我和春琴这两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相爱了，我们就在这并不是长久居住地而随时有拆迁危险的临时家中决定把时常回忆起的儒里赵村昔日的乡里乡亲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写下来。

小说通过对儒里赵这个江南普通乡村从简朴秀丽的淳朴往昔到新世纪前后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全面推进，被时代风云裹挟的洪流巨波冲击得七零八落、分崩离析，最后终于人畜俱散、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片废墟的全部过程，有针对地批判了当下社会日益凸显的强制性土地拆迁导致的官民社会对立、开发商贪婪残酷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底层贫民生存环境的日益窘迫等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小说在“过去”和“现在”、“乡里”和“乡外”经常越界、交叉的叙事闪回中，完成了对高家兄弟、赵礼平、赵同彬、小武松、朱虎平、梅芳、春琴、龙英、王曼卿等全书几十个各色人物或精雕细刻、或粗笔勾勒的取象构形，间接地传达了时代变迁的轨迹，寄寓了现代知识分子祈求精神返乡的艰难虚妄和立足荒原面对未来的稀薄希冀。

诚如“我”所认知的那样：“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望春风》所写的儒里赵村的前现代田园风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由读者不太容易留意到的一天天的“渐变”积累而成的。先是在商品经济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这个昔日在德正时代不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共同努力开山垦田、视耕地为农村最宝贵财产的村民们，一窝蜂地搞起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乡镇企业，甘愿放弃了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耕种稼穑于斯的土地，任其荒芜。堂妹金花和婶子来南京找“我”索要故乡的那所老房子时跟“我”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政府也鼓励村民办乡镇企业……”。信心十足的高定邦，想要学习前任村长德正，决心带领村里男女老少一起完成修筑水渠这样足以彪炳儒里赵村“村志”的壮举时，小武松的一席话无异于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小武松潘乾贵跟他这样说：“时代不同了。如今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所谓的大集体早已名存实亡。除了我们这几个老杆子，你说说你还能指挥得动谁？你要修这条日屄的水渠，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旱排涝，多打粮食，这是好心。大家都看在眼里，不用说。可你想一想，就算是年年风调雨顺，村子里也没人愿意种地了。种地不赚钱，弄不好还赔钱，邪门啊！我们大队的地，差不多有一半都撂了荒。每个人做梦都想办个厂子，做点生意，一夜发家。”当倔强认死理的高村长一意孤行地非要坚持干下去的时候，除了梅芳（后来也因为别人说闲话被高定邦赶走）之外，全村没有一个人再肯听他的指挥，连羞带气的高吐血住进了医院，自以为这项大工程要泡汤的时候，居然被礼平仅仅几天功夫就高质量地完成了。当大病初愈的高定邦望着河渠两岸新栽的塔松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老泪纵横的他才真切地感受到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古老的儒里赵村。

就在这一点一点渐变的积聚中，不知不觉间，不想让它来的一点一点地不可抵挡地在逼近。某一年的初春，当来自福建的蒋姓老板看上了儒里赵的这块“自永嘉时迁至江南后”就由祖辈们选择的吉地，和礼平两人决定把它“全吃下来”时，那条原本为了防旱排涝，多打粮食的水渠，竟然变成了赵礼平和新任村长小斜眼逼着村民拆迁一击奏效的最大法宝。对高定邦这个曾经在儒里赵村威风神气的村长而言，被沿着这条水渠倒灌的污水淹没的不只是儒里赵村，还要搭上他后半生的名誉和幸福，这个悲情村长最后落得个被村里人人咒骂，年老后和儿子二人挑着锅碗瓢盆，在朱方镇走东家，串西家，靠给人烧菜做饭，勉强度日的境地。

与此同时，埃温德·雍松曾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 往往反映出他在其人生旅程中所积累的经验， 他把这些经验作为某一首诗或某一个故事的素材。诗人和小说家为了要产生实在的或是对他们而言是实在的真实映象而创作。”这段感言跟格非在小说《望春风》中的创作心态尤为契合。正如他说过的那样：“我想起《诗经》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里很难过。先民们从北方来到江南，寻找栖息地，家谱里曾详细记录了这一支，我祖父也曾经不断地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村子突然被拆掉了，成为一片平原……我决心要写一部小说，就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起。如果不写，用不了多少年，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也许不会知道，长江腹地曾经有过这些村子，有过这些人，这些人和这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种关系。”

国民性批判中的矛盾心理

当然，在《望春风》中，面对乡土江南的颓败和凋敝，除了文本表层温情的记忆和忧伤的挽歌而外，在文本的深层还蕴藏着国民性批判的巨大思考重量，它和作家的心血、胆汁杂糅调和在一起，凝结成一种深沉的激愤和控诉。

倘就现实的层面而言，不需要做什么艰深复杂的技术性分析，我们都能看出，直接造成儒里赵村人畜俱散、分崩离析，最后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结果的，无疑是由贪婪残酷的房产开发商“赵礼平”们串通基层乡镇政府强制推行的土地拆迁所致。格非从《春尽江南》开始就对这一当下社会的尖锐矛盾做了无情的暴露和批判。这在《望春风》中又成为他主要描写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是造成社会迅速贫富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一方面，少数类乎赵礼平那样的不良开发商通由各种蚕食鲸吞建筑土地的合法手段攫取大量惊人财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告状无门只好乖乖搬迁的像儒里赵村村民那样的失地平民们的抢天哭地。

我们倘若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进一步追问的话就会看到——格非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就此停留，而是超越了对于基层腐败权钱勾结的简单批判，以洞幽烛微的笔触，深刻触及了这其中潜藏着的国民劣根性内部的思想幽灵！

首先，这种负面国民素质的劣根性体现在类似赵礼平这样的儒里赵村土生土长的恶人身上。

对于生性淫邪、奸诈和贪财的赵礼平，小说进行了穷形尽相的追踪式描摹，例如小说写他才十岁时就调戏雪兰；继而在宝明家当学徒不到一年，就强暴丽华未遂被赶跑；还有一次，居然从家里偷钱企图去嫖王曼卿。又如他在以后先后通过当猪倌、办集体厂子私吞钱财、行贿等不义手段发财以后更加飞扬跋扈、为害乡里，他使奸耍滑地破坏春明夫妇的结亲计划，终于将其二女儿娶到家中，婚后又居然为了满足变态心理霸占了朱虎平的老婆，最后更是勾结其他开发商和乡政府将污水倒灌进儒里赵村，将所有村民赶出了这个具有千年传承的村庄……如此若干细节，加上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全部四章中其他地方的“闪回”，格非将礼平狡诈、贪婪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其次，这种负面国民素质的劣根性还表现在像郝书记、高定国这样“审丑”性极强的人物身上。德正的大队书记位置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严政委指定的，虽然并非民主选举，但具有特定的历史合理性，德正带领村民办成的开田、建校“两件大事”也足以见证其领导能力和严政委的用人眼光。但是，这样的“好官”却因遭到阴谋家算计而先后垮台。和描写赵礼平的恶贯满盈使用的“极不省法”不同的是，这里格非采用的是“极省法”的另一套笔墨，就是说在整个阴谋实施“白虎堂”小节中，郝书记、高定国都没有直接露面。读者骤一看，有点摸不着头脑，及至细寻，按照朱虎平的暗示和前后章相关内容的推敲，故事脉络中的那条隐匿的线索才得以豁然。倘若格非仅仅将这些在任何一个中国村庄都可能上演的因权力争斗而引发的各类人物缠构的故事铺排出来，那就显得司空见惯、稀松平常。但格非做到了穿透肤浅的肌理层面刺入到负面国民性的骨髓深处——

这种把政治对手赶下台还不罢休，还要下作到扒光其衣服游街、逼其吃屎的做法，就明显地触及了国民劣根性中的那种集体性的、无意识的人性恶部分了。这一情节也正基于此从而获得了相当震撼的批判力量。

再次，这种国民素质的劣根性还表现在整个儒里赵村村民灵魂深处群氓式的麻木、庸弱、势利和怯懦上。比及以上两种，这种揭示无疑具有更加深广的意义。

对于依靠侵吞集体胶木厂权益发迹以后的赵礼平，绝大多数的村里人纷纷开始对其投去趋炎附势的艳羡目光。就连昔日当着“我”婶婶的面数落礼平心术不正的赵锡光，也一改过去对其的厌恶与不屑，逢人就夸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在赵礼平被塑造成一个儒里赵村“成功者”形象的同时，小木匠赵宝明的大女儿丽华，这个昔日被礼平强奸未遂的少女反而成为村里的舆论又一次在精神上进行强奸的对象。一些人开始在背后讥讽小木匠的“失算”，嘲笑他没有“识人之敏”，说什么“好好的女婿不要，事到如今，你就是用八抬大轿，将丽华送到人家门上，礼平连看都未必会看她一眼”。而本来就生性腼腆，不爱说话的受害者丽华，非但不敢为自己反抗辩白，反而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显得更加木讷可怜。她长年穿着一件打满了补丁的灰褂子，蓬头垢面，自轻自贱，跟谁都不说话，最终变成一个神志不太清醒的抑郁病患者。丽华后来的不幸，显然是和儒里赵村里人投掷在她身上的“同情”和“惋惜”的目光分不开的。这里面包含着格非对于看客们潜在的残酷、非理性、是非不分等人性阴冷一面的沉痛体验。

当狼一般狠毒的礼平勾结村长小斜眼转而扑向他们自身，将他们从家园中强行逼走，当依靠“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保命哲学不再奏效，当“吃了暗亏”的他们自己也成为以前他们幸灾乐祸的对象时，儒里赵村民表现出来的忍气吞声、一味退让的卑屈心态则更是让读者不胜唏嘘：这些人一方面忌惮礼平的势力，不敢作声，转而将各自满腔的怒气撒在了同样沦为受害者的退休村长高定邦身上。另一方面却因为愚昧，反倒觉得兴风作浪的赵礼平这个人有本事，“他们在大街上看见赵礼平那辆插着国旗的宝马车远远驶来，仍像往常那样纷纷让道闪避；当赵礼平的形象出现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中，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用‘一个劁猪郎如何变成亿万富豪’的励志故事，来教育他们浑浑噩噩的子女”——对于赵礼平和高定邦的不同取舍态度，正是格非在儒里赵村村民身上再次痛心无比地重又发现的麻木健忘、自轻自贱、怕强凌弱、奴性十足的阿Q“精神胜利法”的谬种承传！至此，相信读到此处的读者都能够感受到格非内心深处的那份深沉悲哀。

就像在时代的荒原里并不放弃寻求神奇圣杯的艾略特那样，在污浊的社会和阴暗的生命里，格非仍抱着疗救的希望，这种“反抗绝望”的精神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完成了与寻找生命意义的鲁迅先生的精神对接。在格非笔下，总是有少数的清醒者，他们或救贫扶弱，古道热肠；或不甘随波逐流，不放弃做人的应有尊严，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底线；或尝试以行动来反抗社会的不公，敢于打抱不平。例如以不同方式让“我”沐浴在爱之光辉中的父亲和母亲；例如赵孟舒将孤儿德正安置在祠堂后，全村百姓对其无私施舍的乡村人情伦理；例如淳朴善良、济人急难，从不计回报的老福奶奶、梅芳；例如在春琴落难时从山西连夜赶来施行“千里大营救”的同彬夫妇……这些人的生存处境反映了格非在创作过程中的痛苦和矛盾，为了给儒里赵村村民留下最后一点尊严，他坚持让清醒者发声，这使得《望春风》在思想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审视显示出驳杂、多层次的内蕴。

启蒙的时代断崖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

在儒里赵村村民身上寄寓的这一国民性批判的沉重主题，自然而然地让读者发出对重新启蒙的时代呼唤，而《望春风》恰恰却在“启蒙话语”的时代重启这一关键维度上出现的断裂和空缺——造成这一启蒙断崖现象的根本原因首先就在于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启蒙主体性的历史虚位。

依照美国学者舒衡哲的分析，开启于晚清的现代启蒙理想经历了“饮冰者” （梁启超）的改良阶段和“疑古者”（钱玄同）的怀疑阶段的过渡后，终于将这一接力棒交给了“五四”一代以“毅”（罗家伦）为代表的行动主义者手里。这原本有着一个不错的开局，知识分子在此一时期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砭时局、意气风发，俨然以文明的传播者、真理的守护神、启大众之蒙的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自况。但是，随着“五四”后北大的学生着手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现代启蒙的优先地位就被刻不容缓地被“救亡第一”取代，被迫屈居其后了。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启蒙尚能历史性地充当着救亡的副部主题的话，那么自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里，启蒙已经渐次步入被坚决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了。

这种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文学作品中现代知识分子启蒙形象的式微和变异。从鲁迅呼唤“新声”的《摩罗诗力说》《狂人日记》、郭沫若的象征着“光”，“热”“火”“我”的《凤凰涅槃》《天狗》到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再到杨沫的《青春之歌》，一度用于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和修辞的神圣话语，如“英雄”“主将”“战士”“ 狂人” 等在“五四”遗产被不同的政党集团、社会势力有选择地继承了。在随后社会意识形态的垄断性的宣传中，日趋袪魅褪去光环，渐次被庸俗卑琐的词汇所取代，一变而为“小资产阶级的”“灰色的”“摇摆的”“软弱的”“需要被不断改造的” 一类人。抗战时期力图重返启蒙、大力张扬主观现实主义的胡风及其追随者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悲剧性遭遇恰恰可以从反面来说明重返“五四”的现实和话语阻隔。恰如李泽厚分析的那样：“这个以个人（指蒋纯祖——论者注）奋斗毕其生却始终没有入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并没有被那庄严的革命所宽容。胡风所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的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远远没有被证实。相反，中国革命把它们和他们陆续打进了冷宫以至地狱。”

进入新时期和80年代以后，在文学和政权之间反复上演的紧张冲突中，所谓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雄心在经历了短暂的炫目绽放后终于沦为迅速凋零的明日黄花。加上90年代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开启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兴起的商品化大潮，更是将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阵营冲击得弃甲曳兵、溃不成军。由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看到的以“右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明道救世的启蒙英雄们尚未彻底走出“苦难成就信仰”的形象构造怪圈，就被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宣扬的现代派虚无主义和王朔的反智识分子的“顽主”系列小说合力拆解了。于是乎，我们看到，在90年代以来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不愿在商品化大潮中唯利是图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形象，要么在污泥中艰难固守继续独善其身，要么在灵肉俱陷的麻醉中蹉跎岁月，要么在卸下名缰利锁后负气地愤然出走……像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张炜《外省书》中的史珂和《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北村《最后的艺术家》中的杜林、张者《桃花》中的方正等莫不如此，这些知识分子群像共同的特点无一不是与社会格格不入，也因而总是被时代放逐或抛弃。在看透虚无、嘲弄一切的荒原心态下，成了患有时代失语症的新的“零余者”或“多余人”。

正是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性自“五四”以来愈见式微衰落，在当下中国已经出现整体断崖的时代背景下，纵观格非既有的几部长篇小说，从《人面桃花》中的张季元、陆秀米到《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绿珠和《欲望的旗帜》中的曾山，他们基本上走过了一条和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心路历程。由自信自况的启蒙英雄到彻底褪去启蒙的主体性后在时代的荒原旷野中无望的精神漂泊者。同样，在《望春风》中，作者尽管塑造了四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但他们在自身启蒙主体性的被阉割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

《望春风》中主要描写了四种知识分子形象，分别是不甘受辱、自尽全节的地主乡绅赵孟舒；斯文扫地、卑劣怯懦，为了苟活于世不惜降志辱身乃至失却常人道德底线的“老菩萨”唐文宽；消极出世、无可无不可地困于红尘沧海中的孤岛上无助悬望的沈祖英和渴望寻找安置灵魂的家园而不得，在时代的荒原上流浪踟躇的赵伯渝。

在描写地主乡绅赵孟舒时，格非开门见山地就抛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谜面”——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

沿着谜面的纹路所指，我们就会陆续发现，赵孟舒自幼学琴，如广陵琴社，曾师从孙亮祖，孙亮祖所属的广陵琴派流传下来的一个代表琴谱就是魏晋文人嵇康在刑场上弹奏过的那曲《广陵散》。由是类推，作为赵孟舒入门的广陵琴社谜面背后的谜底大抵就是以嵇康为象征的易代文人命运，这里的名单还可以根据历次更换朝代之际继续开出许多，譬如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明清之际的黄梨洲和顾炎武，清末民初过渡之际的王国维等。于是，随着谜底的可能性延展，我们不难发现，在赵孟舒这一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上其实格非寄寓了历次政权鼎革时代知识分子互文同构的共同心灵体验和命运感知！

造成赵孟舒之死的原因，既有外在环境的逼仄，更有内在人格操守的深层性格根据。赵孟舒心高气傲，自视甚高，行为张狂，平时不仅不把自己对新政权的刻骨仇恨进行丝毫掩饰，竟然还以拆字编谜的形式对政府进行公然挑衅。这种性格，倘若是环境宽松，无外界特殊之刺激，则尚能安于诗酒会客、抚琴自娱的现状，但一旦环境突变，则平时既存的那份厌世之心则必然发展成以死避辱的结局。当然，面对死亡，赵孟舒也不是没有过留恋和彷徨，譬如当德正告诉他批斗之事时，他虽然一直面无表情地拒之以“有死而已”这句话，但毕竟还是答应明天“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那么一回，而当他在让自己进行了试图妥协的实验以后，再次扪心自问依然发现，在外有逼迫，内无退路时，企图维护个人的人格和清誉已经断无可能。对于一个有尊严会思考的知识分子，在天聋地哑、人妖颠倒的时代，哪怕想过粗茶淡饭、平平安安的苟且隐忍的日子也遥不可得，与其再次屡屡被执受辱，还是选择以故书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气节高尚的“人范”为师，以死解脱一了百了来得更好——小说的神来之笔就在于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像伯夷、叔齐那样的圣人，而是写成了类似王国维那样的真人。从文化意义上而言，赵孟舒的命运，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尸殉人格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赵孟舒的选择，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尸殉人格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

比起赵孟舒，降志辱身以求苟活的唐文宽显然更具有代表性。这个真名叫作卢家昆，早年在北平上过大学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那个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都要今天参加思想改造，明天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反智时代，在那段必须承认知识是罪恶、大粪有香味的荒诞岁月，能够奴颜媚膝、唯唯诺诺地活着他也就侥幸满足了，当他的身份曝光之后，他用流利标准的英语道出的那番“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的感慨，岂不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吗？

小说中的沈祖英和赵伯渝，无疑正是经历了80年代启蒙受挫以后在90年代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具有最为普遍、典型的两种心态的知识分子代表。提点主人公“我”少看金庸多读《奥德赛》一类好书的沈祖英代表着消极出世、无可无不可、怎么都行的敷衍人生观。她笃信“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可以互相瞭望，但却无法互相替代。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的冷漠隔膜的人生观，一生也因此不愿结婚，自我封闭。而作为主人公的“我”则代表着另外一种在时代的荒原上流浪踟躇的孤独漂泊者。“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我朝东边看我朝西边看我朝南边看我朝北边看不管朝哪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但“我”还抱着在这个满目疮痍的荒原上继续寻找着那个遗失的圣杯——希望以爱对抗生活的溃败，希望“就像那个被卡吕普索囚禁在海岛上的奥德修斯一样……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乡，回到它温暖的巢穴之中去”。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喻全新祖国——论者注）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

如上所述，从启蒙主体性的维度上来看，无论是代表以尸殉人格的传统知识分子赵孟舒，或是代表苟且偷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唐文宽，或是代表消极出世的当代知识分子沈祖英，还是代表徘徊在荒原上无助流浪的当代知识分子赵伯渝，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再具有“五四”或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启蒙主体性。

一边是当下的时代主题迫切地需要重启启蒙，一边却是作为启蒙主体的当代知识分子启蒙信仰的普遍虚位和匮乏。格非的《望春风》无疑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悖论！

结语

在迷散于《望春风》文本字里行间那挥之不去的温情、诗意中，作者以从容节制的写实手法，深刻揭示了在不无激进的城镇化野蛮推进中，当代乡土中国的身影连同与之血脉相连的传统道德伦理、风俗人情也正在不可挽回地渐行渐远，趋于消匿。在这种悲情回望的复杂心境中，格非发出了国民性批判的深沉喟叹和启蒙断裂后知识分子无家可归的荒原式呐喊。

①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65页。以下小说全部选文均出自该书，不再另注。

②吴岳添：《诺贝尔文学奖辞典》(1901—1992)，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17页。

③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做一次告别》，《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第011版。

④〔美〕舒衡哲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⑤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作 者：

编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