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欲望与权力的虚幻图景

北京 李建军

“汤显祖镜像”专栏之五

反讽：欲望与权力的虚幻图景

北京 李建军

反讽是文学的最为重要的伦理精神，也是汤显祖稳定的写作姿态。他从欲望和权力两个角度展开叙事，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淑世意识。

反讽 欲望 权力

反讽是一个优秀作家最基本的精神姿态，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一个没有反讽激情和勇气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一部毫无反讽力量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汤显祖是一个内倾型的抒情型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外倾型的反讽型作家。他具有悲剧意识，也具有喜剧天赋；有时是感伤的，有时则是激愤的。感伤的时候，他抒情；激愤的时候，他讽刺。如果说，他的《紫钗记》是爱情正剧，《牡丹亭》是略带感伤的爱情悲喜剧，那么，后来的“二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则大体上可归入反讽型的喜剧范畴。他很善于通过巧妙的隐蔽手段，来表现对现实生活中种种庸俗现象的讽刺和批判。

人不能没有欲望，但人的欲望不可没有理性的节制。过度的欲望，是烦恼和不幸的根源。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功利主义，只是培养人们对权力、金钱、荣誉的贪婪，那么，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幸福指数，就不会很高，这个社会的文明指数也不会很高。个人会因为过度贪婪而闷闷不乐、郁郁不得志，政府也会因贪欲无艺而沦为一个牟取利益的机器，甚至为了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

生命是一个有限的过程。世间没有不死的人，就此而言，所谓“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的祝语，简直就是对生命充满讽刺意味的嘲弄。对于生命长度的过分追求，既是贪婪的，也是卑怯的，反映着生命意识上的蒙昧状态。这种对长寿的非理性欲望，本质上不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尊敬，而是对它的傲慢和无知。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偏偏就有为数甚夥的人，对于长生不老，孜孜以求。而且，越是有权势的人，越是对黄白之术感兴趣。为了寻得驻颜的妙方，很多人陷入狂悖状态，有人甚至丢了性命。在《邯郸记》中，卢生后来被召回朝，甚得恩宠，终于实现了“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的梦想，就像他对夫人所说的那样：“吾今可谓得意极矣。”他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皇帝送来的二十位女乐，开始做起了“黄粱美梦”。他特别渴望自己能永生不死，永远享有这些荣华富贵。于是，他开始迷恋“采战”，结果弄得自己一病缠绵，折了阳寿，一命呜呼。

有必要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这一反讽，绝非虚说一通，而是确有所指。他所批评的，就是在明代上层社会颇为流行的愚昧的养生方式。如果说，有明一代的统治者在政治上是法家的门徒，选择以猛治国，惯弄苛酷法术，那么，在生活上，他们就是道家的信徒，认为人若能得奇术奇方，就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如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就相信“采战”之说，服丹纵欲，结果呜呼哀哉，丢了性命。首辅张居正也迷信这一套，因为沉湎“房中术”而丧生。近代著名学者吴梅在《邯郸记跋》中说：“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官场习气，足以考镜万历年间仕途之况，勿粗鲁读过。”确乎如此。汤显祖笔下的反讽总是充满了时代性和现实感。嘉靖皇帝“斋醮”事，具见《明史》之《郑岳列传》和《海瑞列传》。海瑞批评他的语气，很是尖锐：“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褊……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妄怪尤甚。”蔡东藩《明史演义》对此亦述之甚详。

如果说，权力之恶是社会之恶的主要形态，那么，对一部深刻的文学作品来讲，政治性是反讽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即便没有现代性的理性认知，也不妨碍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而形象地揭示这一点。他在最早的《紫钗记》中写了卢太尉这样一个人物。从矛盾冲突的角度看，他是霍小玉和李益爱情痛苦的直接制造者；从揭示整个权力关系的角度看，他则是起着折射作用和代表作用的人物，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手擎天势独尊，锦袍玉带照青春。洛阳贵将多陪席，鲁国诸生半在门。自家卢太尉，长随玉辇，协理朝纲。圣驾洛阳开试，咱已号令中式士子，都来咱府相见。”在汤显祖的叙述中，权力显得傲慢而任性，自私而又自负，完全不在乎别人的尊严和感受。他对权力的这种看法和叙述，与自己被张居正、申时行等权臣折辱的遭遇，有着深隐而密切的因果关系。

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力之恶，首先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的德性之恶。“临川四梦”中的皇帝，大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其中好点的，可称为“影子皇帝”，到了矛盾冲突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会像影子一样飘忽而过，发一道圣旨，便将所有问题都轻松解决了——这也不过是做戏的需要而已，当不得真的。更多的时候，所谓英明伟大的皇帝，不过是低能的庸人和凶暴的恶人——他们昏聩自负，雄猜多疑，冷酷无情，连人格健全和能力正常的普通人都比不上。《南柯记》中的国王，几乎就是右相段功手中的玩偶。他听信段功的谗言，将自己的驸马外放，连累公主差点被檀萝国的强敌掳走，导致她最终丢了性命；最后，甚至将淳于棼罢官，幽禁于私室，使他受尽了屈辱和痛苦，以至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和悲诉：

〔生素服愁容上〕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黄河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不见大槐淳于尚主时，连柯并蒂作门楣。珊瑚叶上鸳鸯鸟，凤凰窠裏鹓雏儿。叶碎柯残坐消歇，宝镜无光履声绝。千岁红颜何足论，一朝负谴辞丹阙。自家淳于棼，久为国王贵婿，近因公主销亡，辞郡而归，同朝甚喜。不知半月之内，忽动天威，禁俺私室之中，绝其朝请。天呵！公主生天几日，俺淳于入地无门。若止如此，已自忧能伤人；再有其它，咳，真个生为寄客。天呵！淳于棼有何罪过也。

淳于棼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惊魂难定。尽管于私，他曾为“半子”，于公，他“守郡多年，曾无败政”，但最后还是被国王赶出了大槐安国。王后心疼女婿，在国王面前为他缓颊，哭着反问他：“老天呵，不看女儿一面？”但是，多疑的国王心如坚冰，还是将“诸甥留此”，将他赶走了，使他家庭破散。用汤显祖的“至情”标准来衡量，这种无情无义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严重缺乏正常人性的人，本质上是一种非人的怪物，而在这种怪物的统治下，人民很难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日子。

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皇帝，自朱元璋开始，就开始诛杀功臣，迫害知识分子，虽然时时将“百姓”的福祉挂在嘴上，但却常常以恶法虐民，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最为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对全社会的精英分子，都充满难以消释的敌意，必欲除灭而后快：朱元璋将农村的社会秩序弄得非常混乱，将那里的社会气氛搞得非常紧张，“……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可以说，明代后来的皇帝，大都遗传了朱元璋的政治基因，大都是这种狭隘、多疑、残忍、低能的人。

统治者的价值观往往起着主宰性的作用。一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和生活方式，必然会受到统治者的道德主张和行为方式的极大影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者，下必甚焉矣。高层的道德堕落和权力腐败，必然会像病毒一样，传染到全社会。在《南柯记》中，汤显祖尖锐地批判了大槐安国的腐败而黑暗的现实。在第二十一出《录摄》中，府幕官与小吏的一段对话，堪称经典：

〔丑跪扶吏起介〕我从来衙里，没有本《大明律》，可要他不要？〔吏〕可有可无。〔丑〕问词讼可要银子不要？〔吏〕可有可无。〔丑恼介〕不要银子，做官么？〔吏〕爷既要银子，怎不买本《大明律》看？书底有黄金。

汤显祖的这一段对话描写，非常大胆和尖锐，竟然忽略语境限制，直接提及《大明律》，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自己时代的讽刺态度。这样不加掩饰的“直刺”，简直有点使人惊骇。汤显祖的反讽话语，彰明较著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体现统治者政治意志的《大明律》的“书底”，埋藏着某种能让人获取利益、但也导致腐败的秘密。

在中国漫长的极权主义时代，科举考试制度是遴选人才的主要方式。为了保障考试的合法和安全，统治者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但是，即便如此，几乎在任何一个朝代，各种花样的考试腐败，都层出不穷。在《邯郸记》第六出《赠试》中，汤显祖就指桑骂槐地尖锐讽刺了明代考试制度的脆弱：

〔旦〕说豪门贵党，也怪不得他。则你交游不多，才名未广，以致淹迟。奴家四门亲戚，多在要津，你去长安，都须拜在门下。〔生〕领教了。〔旦〕还一件来，公门要路，能勾容易近他？奴家再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取状元如反掌耳。〔生〕令兄有这样行止？〔旦〕从来如此了。

【前腔】〔旦〕有家兄打圆就方，非奴家数白论黄。少了他呵，紫阁金门路渺茫，上天梯有了他气长。

〔合前生〕这等，小生到不曾拜得令兄。〔旦〕你道家兄是谁？家兄者，钱也。奴家所有金钱，尽你前途贿赂。〔生笑介〕原来如此，感谢娘子厚意。听的黃榜招贤，尽把所赠金资，引动朝贵，则小生之文字珠玉矣。〔旦〕正当如此。梅香，取酒送行。

在这部戏里，满朝权贵，包括皇帝和太监，都被“家兄”收买了，于是，上上下下，皆为卢生夺魁，大开方便之门。就反讽的现实性来看，这些情节倒也不是向壁虚构出来的，也不是借了唐代的故事，来对明代社会进行捕风捉影的怨毒污蔑。事实上，仅在万历一朝，这样的恶劣事件，就频有发生。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以及张四维、吕调阳、申时行等几位辅臣的儿子，都是利用他们的权力资源，才得以折桂夺魁，金榜题名。皇帝朱翊钧虽然接到了揭露张居正等首辅儿子科举作弊的上疏，但却压了下来，最终使其得逞——这与崔氏和卢生利用“家兄”打通关节，本质上并无两样，甚至更为严重和恶劣。

人的精神世界是由善恶两种元素构成的。如果一个社会压抑人向善的天性，而鼓励人从恶的冲动，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反人性的畸形的社会，而人性之恶就会导致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明代社会的人性之恶，如嫉妒、贪婪、势利、残忍、欺诈等，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也有严肃而深刻的反讽和批评。

《南柯记》中的右相段功，心胸狭窄，妒贤嫉能，虚伪狡诈，人品极坏。为了加害于淳于棼，他机关算尽，给被害人带来极大的痛苦。《邯郸记》中的唐朝左仆射兼检括天下租庸使宇文融，就因为卢生不曾“钻刺”他，“不肯拜他门下”，便心生怨恨，用各种手段来报复他，先是将他“外补”，后来派遣他这样一个素不知兵的人率军解救边患，到最后，又以“通敌”来构陷他——若非崔氏到高力士那里哭诉，得了他的同情，并向皇帝求情，卢生的头颅早就被砍掉了。在流放崖州的过程中，卢生吃尽了苦头——“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有如此。我卢生身居将相，立大功劳。免死投荒，无人敢近。一路乞食而来，直到潭州”；在流放地，他受尽了侮辱，差点被崖州司户打死。

我们从这样的事象中，分明可以看见汤显祖自己时代的影子，甚至可以看见汤显祖自己的遭遇。他不就是因为不肯拜在张居正和申时行等人的门下，所以才大倒其霉的吗？他不就是因为上疏批评首辅和皇帝，才被贬到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县的吗？

一个恶时代的道德堕落和人性败坏，几乎是普遍的，无孔不入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性都在败坏。普通百姓失掉了内心本来就很稀薄的纯朴天性，知识分子失去了求知的热情和人格上的特操，公正的执法者成为肆无忌惮的犯法者，保卫人们安全的人成了危害人们安全的群体，掌握权力资源的官吏阶层，更是如虎而冠，将虐民害物当作一种习惯。《邯郸记》的崖州司户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极具典型性。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他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可怕的冷酷，就是极端的势利，就是庸俗的市侩人格。卢生落难，成了他刀俎上的鱼肉。他完全拿卢生不当人，百般威胁、凌辱和折磨：

【红衲袄】打你个老头皮不向我门下参，打你个硬骹儿不向我庭下跕。打你个蠢流民尽着，打你个暗通番该万斩。〔生〕宇文融可恨，可恨。〔丑〕宇文相公甚么样好人，你也骂他？打你个骂当朝一古子的谈。〔生〕不要哩，朝廷有用我之时。〔丑〕打你个仗当今一块子的胆。〔生笑介丑〕打的你皮皮开肉绽还气岩岩也。打了呵，还待火烙你个皮铁寸嵌。

然而，等到朝廷“召还”卢生的圣谕一到，他立即就换了一副嘴脸：自己将自己绑缚阶前，跪在地上，低三下四地求卢生恕罪。卢生倒也通达，笑着说：“起来，此亦世情之常耳。”崖州司户这一形象，显示了汤显祖在讽刺艺术方面的巨大才能——寥寥几笔，就将一个“合法的施暴者”塑造得入木三分，形神毕肖，使人过目难忘，四百年后读来，仿佛冷水浇背，犹觉寒气扑面。这是一个灵魂已经卖给魔鬼的人。他生来就是权力的奴才，只看上司的眼色行事，只相信刀和剑的力量——这样的爪牙，分明就是一个虐杀无辜者的恶徒。

①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6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三，卷二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66页，第3955—3957页。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956页。

④蔡东藩：《明史演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478页。

⑤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1页。

⑥⑧⑨⑩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8页，第2884页，第2997页，第3055页。

⑦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6页。

⑪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070页；引文标点，有所改动，与原文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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