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企业内迁

江寒秋

湖南无意收留，云南又路途过远，四川特别是享有长江航运之便的重庆，成了自上海到武汉一路“漂泊”的内迁厂商们最可行的选择。战时迁渝迁川的工矿企业，都是当年中国工业的精华，它们的集体到来，让原本以商贸枢纽闻名的山城，数年之间，担负起大后方工业中心的重任。

西行群英会

1938年1月25日，重庆城下半城望龙门附近的沙利文饭店，忽然来了十余位大多说着“吴侬软语”，神色却格外凝重的客人。他们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等地大批迁川工矿企业中，第一拨共14家已抵达重庆的厂商的负责人，正赶来参加一次关乎各自命运的紧急会议。

此次会议的召集人，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不到半年前，即1937年8月11日，他出任了在沪成立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十出头的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赴美国纽约攻读化学，归国后受聘为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曾给奋起抵御日寇的十九路军当技术顾问，与上海工业界尤其是机器业关系较深。

當日齐聚重庆沙利文饭店的企业家中，不乏业界一时翘楚。如我国氯碱工业创始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吴蕴初，在抗战前的国内化工界，他与立足天津的“永久黄”系掌门人范旭东，并称“南吴北范”。又如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的浙江桐乡人颜耀秋，他经营的上海机器厂，为沪上华资机器业之佼佼者。还有同样是美国海归的龙章造纸厂经理庞赞臣，他是清末浙江湖（州）商巨富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