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后赴日中国人的日本观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摘 要 本论文通过对日俄战争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揭示日俄战后众多中国人赴日的原因。同时，也将探讨赴日官绅、留日学生及革命人士这三类群体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以及他们在日本的不同活动，进而考察这些群体及其“师日”、“仇日”、“防日”、“联日”等不同对日观，并分析这些对日观出现的原因。最后以此来探讨其对日观以及他们的活动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民众思想的影响，从而为发展中日关系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日俄战争 赴日中国人 日本观 近代中国 影响

作者简介：许传琼，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410

一、日俄战争及其影响

（一）战时清政府及民众的态度

1.清政府的局外中立

日俄战争是1904年至1905年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

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和当事方，贫弱的清政府并没有向日、俄两国宣战，也没有公开支持一国，而是恪守“局外中立”的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袁世凯认为如果依靠俄国，则日本海军会干扰东南沿海，但如若依靠日本，那么俄国陆军会扰乱西北。为此，袁世凯提出了若日俄开战，则中国恪守局外中立的建议。但是使清政府“局外中立”政策最终得以实现的原因是列强的支持。美国政府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需要，公开声明支持中国的中立地位和行政独立，英法等国和美国态度保持一致。由此，清政府的“中立”和“领土完整”政策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可，同时为“局外中立”的提出提供相应条件。但是，统治者恪守“局外中立”政策毫无起到维护东北领土的目的，反到让自己的主权遭到侵犯。

2.中国民众的悲愤

据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总局》和《军都部堂》档案记载：柳河知县的呈文中写到“时值禾苗秀实，俄军谓其有碍战务，凡与官道相近之处一律芟割，其距稍远者又将马匹散放践食”。复州被毁坏禾稼土地12247亩，承德县被毁农田7064亩。海龙县和海城府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除田地粮食的损毁外，更严重的是对交战地区的民众生命的威胁。此外，在日俄交战的地方，战争双方将百姓的房屋作为掩体，民房毁坏无数，百姓无家可归。

然而清政府恪守的局外中立政策使民众们非常失望。在绝望与悲愤的情绪之下，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如丁开章、朱锡麟、张榕等组织革命军，发布讨俄檄文 “今中立将破，大战有期”，将纠合各方力量“遍地合攻”，把沙俄驱出中国国土 。随后东北地区的人民纷纷作出不给这些国家的工厂干活，不用俄人羌帖等措施，困扼沙俄军队。

（二）日本获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的胜利给了清廷内外相当大的震动。清廷内外普遍认为，这是归功于日本立宪制度的优越性。全国的舆论也将日俄战争的胜利视为“明治维新”的结果。当时立宪派报刊《中外日报》认为这是清政府走向立宪的一个契机，日本的胜利是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发文指出“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 。为了学习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派遣使臣出访的方法，清政府发布“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 。派遣载泽等五位大臣分赴日本、美国、部分欧洲国家了解宪政，同时也要求他们分析能否在中国实行宪政，由此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

1898年戊戌变法时，清政府开始正规派遣学子去日本学习，以后每年都呈增加趋势，这与日俄战争中日本作为战胜国息息相关。日本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甚至是所有黄色人种心存已久的白种人优于黄种人的观念。尽管是日俄两国交战，但当时国内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仍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此次战争，他们对日本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日本胜利这一结果使进步的知识分子似乎找到了国家发展的方向，他们负笈东渡，渴望找到中国的出路。虽然赴日留学高潮达到顶峰拥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1905年9月，清王朝废除科举考试这一举措。但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成为1905-1906年赴日留学高潮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二、日俄战后赴日中国人的对日观

（一）赴日官僚的师日观

1905年，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分赴日本、西方各国进行政治考察。考察路线分为两路，是在德国公使的帮助之下制定的。1906年7月和8月，考察队伍先后返回中国，结束此次出访。此次外访回来，五大臣认为中国应该效仿日本进行改革，学習日本的政治制度，以达到独立富强的目的。

与五大臣出洋主要考察宪政不同，由各地督抚派出或自发赴日的官绅考察的范围更加广泛，也更多的接触日本社会。而最受各地游日官绅重视的是对日本学务的考察。在考察学务的过程中，他们学习到了日本的办学方式，也为后来中国发展自己的教育提供了参考。

（二）留日学生的日本观

中国留日学子在日本的生活体验中，他们不仅艳羡日本的文明进步，同时又饱受日本人的轻视侮辱。留日学生的对日观点因此呈现出了师日和仇日的矛盾之处。

一方面，他们在日本广泛的学习日本的现代科学技术，积极翻译日本书籍，传递日本立宪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野心，并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1905年留学生杂志《醒狮》载文批判日本夫己氏宣扬“大亚细亚主义”的时局论，直斥日本的“同种同文同门之说”是“以售其欺”的“灭亡中国策”，警示国人“宜以为夜叉而惧之，勿以为美人而呢之” 。留学生们揭露日本之所以提倡保全中国，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日本的实力尚且不够强大，不足与美英等国相抗衡，另一方面是希望日本日后能够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日本人所倡导的“同种同文同门之说”则更是包藏祸心，是要使中国“将为某国（日本）之中国”。

（三）革命人士的日本观

这段时期他们在日本的革命活动，主要是通过创办了刊物、报纸来加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程，实现救亡图存。然而他们对日观也是充满矛盾的。造成这种矛盾对日观的原因较为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革命人士认识到了部分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日本政府却与清政府沆瀣一气。

在1906年，宫崎滔天与青藤幸三郎等人创办了《革命评论》。《革命评论》的宗旨是：为了助成中国和俄国变政体的革命，与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相呼应，大力鼓吹革命主义。《革命评论》作为一个日本刊物，与《民报》联系密切，经常刊登宣传《民报》的广告，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孙中山、宋教仁等同盟会的领导人员还经常与该刊编辑人员相互往来拜访。

与日本有识之士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自宣布进行革命以打达到民主自由的目的之时，就与日本立宪改革的近代化道路相背而行。但日本政府一直将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的革命行动作为牵制清政府的筹码。后来中国对日本进行妥协，日本便将孙中山赶出日本。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对日本政府这种行为感到极其愤怒，众多革命的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进行斗争，陈天华为此投海自杀，掀起了留学生集体归国的浪潮。

在此情况下，革命人士一方面需要并感激日本友人对革命的支持和资助，另一方面又看到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相互勾结而对革命运动的敌视，而且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上升，期望得到更多的权益。革命人士又不得不顾忌日本的实力。

三、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一）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

五位大臣去各国考察归国后，清政府听取了他们的禀奏，清政府于一九零六年九月一日正式颁布了上谕，宜布“仿行宪政”，即实行“预备立宪。”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咨议局和资政院的建立，进一步撼动了传统社会的机制，突破了中国君主集权与一身的政治体制，为社会成员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合法的场所所，肯定了人民拥有的基本权利 。清末宪政改革触动了传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尤其将立宪政体作为改革的目标，反映清政府在现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并且归国的立宪派人士和倾向立宪的归国留日学生指出 “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别，其唯一之标识即在议会之有无”，要求“示年限，速开国会” 。但是，清政府一再推托，使立宪派越来越失望。

为此，为了推进立宪的进程，他们决定主动行动，因此兴起了大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在留日学生的宣传策划下，立宪运动再次兴起。他们再次向督察院提交请愿书，随后又发动了两次国会请愿运动，但都全部失败了。而立宪派中大多数的领导者是留日归国的人士，他们在日本看到君主立宪的优点，将师日观深深地印刻在心中，从而推动立宪改革的发展。虽然国会请愿运动最终失败了，但立宪运动在开启民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民族情感的激发

赴日的很多中国人都目睹了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看见这些情景，自然会受到感染，从而激发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朝野上下，同仇敌忾，其民族主义更加高扬 。日益见长的日本民族主义呼声刺激了赴日学子民族意识启发。

而日本人对中国人并不友好的态度又使他们深深的仇视日本， 他们在日本所受的歧视，以及革命党人的宣传，促进了他们传统的汉族主义情绪的增长。留学生普遍觉得，清王朝统治是我国民族独立富强的最大阻力，必须铲除。他们的 “排满”革命思想逐渐萌生和发展。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还不深刻，孙中山也仅仅讲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没有涉及各民族团结的内容，但是当时他们的思想里已经存在了实现民族富强的强烈愿望。

（三）国民意识的凸显

日俄战争以后，以留日学生为主的大批中国人赴日考察学习，他们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看到了日本的先进，意识到了清政府的腐朽与落后。学习到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政治思想，从而与流亡日本的立宪或革命人士相呼应，分化为倾向立宪和革命的不同派别。

他们在日本创刊办报，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建立了思想交流的桥梁，宣传西方科学知识民主思想。与此同时，留日归国人士对中国国民意识的凸显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清末的立宪运动里，促使国民不仅直接从政治上实现自治，在自我精神上也实现了解放。在以赴日归国人士为核心的革命人士对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等民主自由思想的宣传下，国人大众渐渐意识到不能甘当依附于君主和封建制度的毫无权利的臣民甚至贱民，而要国民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权利。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凸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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