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陈姐”的传奇人生

智效民

去年春节过后，我去台湾旅行，在桃园县大溪镇的老街上，发现一户居民家门口放着一堆旧书，其中有一本2007年出版的《传记文学》。

多年前，我不仅是这本杂志的读者，而且还在上面发表过几篇文章，因此有久别重逢的感觉。拿起来随手一翻，看到该刊主编成露茜在《编辑室手记》中介绍了一个传奇故事。她说：“八月中旬，我从上海返台，台北和上海一样，都是炎热不堪，只好躲在家中。已故新闻界耆宿欧阳醇的夫人夏龢女士邀约餐叙，在座还有很久没有见过的《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王爱生女士等。席间夏女士说了一个有关其先夫而情节不亚于《色戒》的真实故事。我当即请她给《传记文学》刊出，必定可以得到读者回响。”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刊登在这本《传记文学》上面，文章的标题《天感》。文中介绍说：“‘天感，老天也为之感之意。一个女孩的名字，她是欧阳醇与中共女特务陈姐爱情的结晶。这里头有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它纠结着20世纪上半叶国共斗争及中国战乱的恩怨情仇……”

回家阅读，才知道夏女士对于陈姐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欧阳醇的片言只语。对于丈夫的这段经历，夏女士把它视为个人隐私，从来没有主动打听。如果是到此为止，这个不亚于《色戒》的真实故事就不会与世人见面。但是就在欧阳醇去世一年以后，他的妹妹欧阳恒姬向夏女士讲述了事情的真相。这才为她揭开了一段令人震惊的秘史，以及陈姐的传奇性悲剧。

尽管如此，夏女士却并不知道陈姐的真实姓名，只是听欧阳恒姬说：“陈姐实际上是当时著名左派作家李求实的遗孀，并育有一子。她在多种本国方言之外，还通晓日语和俄语，受过共产党的情报训练。

看到这里，我已经放不下来，决意要挖掘战乱之下恩怨背后的故事。

陈姐是谁？

李求实就是魯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悼念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李伟森。尽管如此，当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这个人知之甚少。上网查询，看到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陈修良，他们在1926年结婚，第二年就离异。陈修良后来嫁给沙文汉，二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是1957年却双双被打成右派。当时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是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成为当地的一大冤案。李求实的第二任妻子是秦怡君，又名陈凤仙，是许白昊的遗孀。二人1928 结婚，育有一子，名叫李齐泰。

看到秦怡君又名陈凤仙，让我想起了陈怡君这个人。那是2009年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我在台北一家书店淘到一本《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书中披露了许多中共领导人早年的珍闻秘事，其中多次提到一位名叫陈怡君的人。我猜测这个又名陈凤仙的秦怡君，应该就是书中的陈怡君，亦即夏女士所说的陈姐了。为了从事地下活动，她经常改名换姓，所以秦怡君、陈凤仙、陈峰仙和陈怡君，都是陈姐用过的名字。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中多次提到陈怡君这个人。张国焘夫人名叫杨子烈。1925年10月她前往莫斯科路过海参崴的时候，因为自己已经有7个多月身孕，便在“走”还是“留”的问题上特别犹豫。当时在海参崴接待她的是化名为柯怪君的柯庆施。柯知道她是担心孩子的生育和抚养问题，便对她说：“以前陈怡君也在这里生孩子，生产后就将她放在海参崴国家托儿所，她一人往莫斯科去了。”

杨子烈听说陈怡君的孩子也放在当地的托儿所，便与柯庆施有如下一段对话，书中记载道：

“她的孩子放在托儿所？你领我去看看！”我惊喜道。

“早死了！你到哪里去看？哈哈！”

“死了？”我一怔。

“你养下孩子，是放在这里，还是带往莫斯科去？”

“带到莫斯科去。”我毫不考虑，坚决的说。

“你晓得吗？史静仪（刘仁静的妻）在莫斯科生了一个女儿，送进莫斯科国家托儿所不久也死了。”

“哦！”我惶恐了！但表面上力持镇静，咬咬牙，不去想这些，心想，到明天再说，明天总有办法的……

这是书中第一次提到陈怡君的名字。

“浪漫”的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以后，杨子烈看到“中国的男女学生，工人农民，不断地一批一批的”来到这里，其中还有冯玉祥、鹿钟鸣、蔡和森、向警予、任弼时、谭平山、彭述之、邵力之等著名人物。这时杨子烈也认识了陈怡君，并听说她与李求实有一段尽人皆知的浪漫史。所以杨子烈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陈比南、史静仪、陈怡君三人，是中国女同志赴莫斯科之最先者。俄国人初次看见剪发、天足、挺胸的中国女学生，颇感稀奇。况且她们三人都是聪敏活泼，善于怀春。在莫斯科的几位少年英俊多情的男儿，见了她们，一时为之疯狂。罗亦农狂追陈比南，几至吐血；陈乔年爱上了史静仪；李求实痴恋陈怡君。比南很俏皮，她不爱亦农，回国后，爱上了短小精干的彭述之。史静仪倒了刘仁静的戈，嫁给了陈乔年。唯陈怡君的问题不能解决，反而弄得自己吐血。她本爱许白昊，白昊是一位诚实忠厚，工作努力，能力极强的同志；现在又碰着一位丰度潇洒，面目白净，美好如梅兰芳，而又性喜爱文艺，英文极好，缠绵痴情的李求实。她不知究竟要谁好，他们三人都是湖北人，到了汉口，他们三人就开谈话会，经过数日的考虑，陈怡君还是选择了许白昊。”这里所谓三个人到了汉口开谈话会，应该是他们从莫斯科回国以后的事。

在莫斯科的中国男女学生中，绰号为“老祖母”的向警予也不甘落后。她本来是不婚主义者，但是1920年却与蔡和森在法国结婚，被大家称为“向蔡同盟”。不料还没有多久，向警予又移情别恋，先是与一个姓白的蒙古人发生关系，后来又爱上了风流倜傥的彭述之。显而易见，这时的向警予，已经由不婚主义者变成杯水主义者了。

为此，杨子烈与向警予曾经有下面一段对话——

“警予，听说你和蒙古人……你觉得快乐吗？”

“差得远哟！比起和森！”她皱着双眉，摇头坦白地说。

“那末，你为甚么要这样做？气和森吗？还是糟挞（蹋）自己？”

她低着头，面色灰白。

“你爱述之吗？”

“是的，我爱他，爱到发抖，我同他发生了关系，两人都极兴奋愉快，他要我不对和森讲，但和森由北京回来了，我还是坦白的告诉了他。”

“你对和森爱不爱呢？”

“也爱！我同和森结婚后，由法国回到上海，心中又爱旁的同志，因此常常惹和森气恼，并把同志送他的西装用刀剪撕烂，丢到窗门外花园里，那时都没有事。”

“你对姓白的呢？”

“无所谓……”她微微叹气。

据杨子烈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男女问题的处理，是由各人自己作合理的安排，只要他们安排合理，不闹出问题，不妨碍党的工作，党是不会过问的。”所以尽管蔡和森把老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抖搂到中央政治局，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上海屋檐下

1927年4月，杨子烈从莫斯科回到武汉。第二年2月，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去上海寻找丈夫。经过一番周折，她终于找到张国焘的住处。进门以后，杨子烈才知道张国焘与刘少奇、何葆珍夫妇以及许白昊、陈怡君夫妇合住在一起。后来杨子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张国焘正在睡觉，于是“陈怡君拉着我走进她的卧房，一面推，一面说：‘进去，进去！大哥还睡在里间小房内做梦呢！哈哈！”

杨子烈还在书中纪录了这样的细节：“爸爸住了7天就想回家，每天晚上，不是陈怡君陪爸爸看电影，就是彭干臣来请爸爸去听戏。他们都赶着我的爸爸叫爸爸。临走的刘少奇把他围在自己颈上的围巾取下送给爸爸。”

杨子烈的父亲离开不久，许白昊在一次地下活动中突然被捕，并很快就被枪毙。对于其人其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介绍说：“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10月间由汉口来到上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鼎鼎大名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的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杨子烈说：许白昊死后，陈怡君每天痛哭流涕。为了安全起见，张国焘又找到新的住所。随后“陈怡君也搬来，她住在后楼。她会做饭炒菜，大家分工合作”，相处十分愉快。后来罗亦农被朱德的前妻贺芝华出卖，他们只好再次搬家。不料新的住处臭虫太多，陈怡君叹息道：“臭虫啊！我哪儿还经得起你再吸取血液呢！”面对此情此景，杨子烈说：“陈怡君本来就瘦，自许白昊死后，她更瘦了。”

陷入三角恋

1928年张国焘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杨子烈又一次搬家，不久陈怡君也在上海福民医院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

随后，杨子烈与陈怡君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还是经常来往，情同姐妹。有一天陈怡君来看杨子烈，并对她说：“现在许白昊死了，求实又找我，要我……”

听到这话，杨子烈吃惊地问：“求实不是早已结婚了吗？他怎能又找你呢？”

陈怡君回答说：“是的，我也这样说，可是求实说他同陈怡结婚，完全是因为她姓陈名怡，跟我的姓名同了两个字，实在并不爱她！”

“哦，这件事你自己决定吧！我无意见。”杨子烈无奈地对她说。

看来，李求实显然是把此陈当彼陈、无君当有君了。对于这件事情，杨子烈在回忆录中感叹道：不久，陈怡君辞去护士工作，走出福民医院搬到求实新租的房屋去了。可怜那位远在万里之外的陈怡，对着莫斯科寒冷的雪夜，又不知流了几许酸泪。

李求实比许白昊小几岁，他190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五四运动期间，他加入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他1922年加入中共，第二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运动。同年冬天去了上海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并撰写了大量文章。1924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1925年回国以后，他奔走于上海、开封、长沙、广州等地，还担任过《中国青年》主编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因为党内斗争，曾受到留团察看半年的处分。

1927年11月李求实来到上海，从翻译俄国文学入手，介绍苏联情况。与此同时，他主动与鲁迅接触，是中共党内同鲁迅接触较早的一位。但是鲁迅却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在左联的五位作家中，他与李求实并没有见过面。

资料记载：“1928年12月，求实一家搬到海宁里一栋房子里，和谢觉哉合住，对外称谢觉哉是求实的叔父，不久求实又有了儿子齐泰，生活清贫但是紧张而愉快。当时这个家实际是《上海报》机关，求实是主编，谢觉哉是编辑，秦怡君是交通员。”杨子烈所谓陈怡君“走出福民医院搬到求实新租的房屋去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随后二人进入了蜜月期，据陈怡君说，每逢自己外出，“求实都会坐在大门外一块大石上呆等，我不归去，他就不进屋……”

李求实之死

随后杨子烈再次前往莫斯科，在经历通常称之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以后，与张国焘于1931年初回国。到了上海以后，他们住进了东方旅馆。

有一天，杨子烈在街上碰巧遇上了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沈泽民也是刚从莫斯科回来，当他跟着杨子烈来到下榻的东方旅馆时，便情不自禁地说：“天呀！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呢？”紧接着他对杨子烈说：“前两天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在这里开会被捕，现在已经死了！”

随后，一位交通员把张国焘夫妇带到由康生和孔原负责的组织部所在地。在這里，杨子烈听一位姓丁的青年说：“何孟雄同志在东方旅馆开会时，是陈绍禹等‘布尔什维克去告的密。何等被捕后，从捕房传出消息是有人匿名打电话至捕房告密的。何等开会很秘密，只有中央知道，如今中央是陈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某某负责，这空穴来风，不是无因。你说多么可怕！”

对于这一事件，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中有所涉猎。他说：1931年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内部产生严重分裂，以罗章龙为首的反对派另外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同时还成立了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到了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简称）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便衣警探50余名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部被捕了。当场抓了29人。當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12人。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谁告的密呢？‘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一个人的呐喊》第262至26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书中还说：“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23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其中李求实虽然与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一同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另外，陈修良在《党人魂——记潘汉年》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也有明确的表述：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住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

女神复仇记

据夏女士说，李求实死后，陈怡君决心要为丈夫报仇。“她探悉这次追剿突袭行动，指挥者是上海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后，就把钱总司令做为复仇对象，并且策划进行暗杀行动。”

查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钱大钧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时间是1928年，随后他就离开这个职位。所以要说陈怡君非要杀钱大钧不可，也应该是为自己的前夫许白昊报仇。

这时她得知欧阳醇的父亲是钱夫人的叔父，便企图潜入欧阳醇家中实施暗杀行动。当时欧阳醇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此人生性豪爽，经常在家中大宴宾客。于是，陈怡君不仅混进了欧阳家中，还取得对方信任成为这里的常客。没想到这时她才知道，该银行家因为钱大钧同时占有自己的两位侄女，是仗势欺人、败坏门风，所以早已与钱氏断绝往来。这样一来，陈怡君的暗杀计划便难以实现。

出人意料的是，陈怡君虽然无法为夫报仇，但是她却与银行家的大少爷欧阳醇迸出了爱的火花。当时欧阳醇才18岁，正在著名的上海中学读书，所以公馆里上上下下都认为，大少爷与年长十岁的寡妇相恋，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事很快就传到欧阳醇的父母那里。他们试图进行干涉，但是血气方刚、初坠情网的大少爷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闹到离家出走的地步。难怪他的妹妹欧阳恒姬会说：“也不知陈姐有多大的魅力，从此大哥不惜舍弃亲情，跟家中少有往来了。当然，陈姐为夫报仇的初衷，也在爱情中无影无踪了。”

那么，陈姐是怎样混入欧阳家的呢？夏女士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来自欧阳恒姬，另一种来自陈怡君的大儿子李其安（即李齐泰）。李其安的说法是：他母亲在上海虹桥医院担任护士时，正好遇到欧阳醇母亲生病住院。当时欧阳醇经常去看望母亲，因而二人由相识到相爱，发展出这样一段恋情。但是欧阳恒姬对此并不认可。她说：“陈姐进入我家，是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上街买东西，在店里跟也在购物的陈姐结识了，以后才成为我家的座上宾呢！”

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是谁非，已经无法考证。

人到中年后

欧阳醇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并奉派到日本进修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以军报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结果被盛世才逮捕，几乎丢掉性命。逃回内地以后，他“继续随着国军队伍东征西战，在枪林弹雨中采访报导第一线的军情进展。抗日战争后期又奉派至印缅边界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中，采访报导远征军艰苦作战的实况。但是由于他揭发远征军某位军长克扣军粮中饱私囊的新闻，横遭那军长诬陷”，竟然住了一年监狱。在此期间，他虽然一直与陈姐同居，但往往是聚少离多。另外，陈姐依靠护理专长，一直有自己的收入。

抗日战争后期，欧阳醇在重庆《中央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兼上海《申报》的重庆特派员，陈怡君则在重庆大学担任女生舍监。这时，已经是43岁的陈怡君意外怀孕。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为自己心爱的人生下这个孩子。

对于产妇来说，40多岁是个非常危险的年龄。何况当时正是战争时期，重庆在日军的封锁之下，正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的阶段，因此医院里连麻药也没有。陈怡君住院后，果然在分娩时遇上难产，这时胎儿的父亲也不在身边，无奈之下她只好忍受着剧烈疼痛，通过剖腹产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件事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为了纪念母亲所做的牺牲，大家为这个新生的女婴取名“天感”，意思是老天也会为之感动。

天感出生以后，欧阳醇和女儿只见过一面。随后由于抗战胜利和内战爆发，他始终没有时间来看望母女二人。最后，在重庆失守的前夕，他匆匆搭上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军用飞机离开大陆，从此天隔一方，近于永诀。

据夏女士说，欧阳醇与陈怡君虽然育有一女，但二人并没有婚姻关系，所以歐阳醇去了台湾以后，又与她结为夫妇。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醇越来越想念远在大陆的亲生骨肉，所以他在临终之前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几十万元存款全部留给了天感。

把酒话桑麻

1997年三峡大坝合龙之前，夏女士返回大陆参加了告别三峡的旅游活动之后，顺便去武汉会见正在那里担任小学校长的天感，并把2000美金交给她。这时她才知道，欧阳醇每个月都要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几百美金寄给天感，天感用这些钱陆续购置了当时非常时髦的家用电器。第二天，天感在当地一家体面的餐馆宴请这位从未见面的继母，参加宴会的还有当地的教委主任、统战部长等，这让夏女士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她觉得“这都是沾了老伴的光，也体会到天感经营人脉关系的干练手腕。”宴会之后，夏女士还在天感家里看到陈怡君的遗像，听天感简单讲述了自己和母亲在“文革”中的经历。

没想到在她离开武汉到了上海以后，突然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刻返回台北，原因是欧阳醇突发疾病，已经住进了台大医院。等到夏女士返回台北以后，才知道老伴患了胰腺癌，没有几天便离开了人世。

据夏女士说，欧阳醇自从去了台湾以后，因为父亲被枪毙，母亲在“文革”中又饿死在街头，所以发誓“共产党一日不消灭，绝不踏上大陆一步”。所以在丈夫去世之后，她经常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惑：“他是否受陈姐的影响……两个政治信仰南辕北辙的人，在那种时代背景下，竟然如此相爱不渝，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也许是大隐隐于市吧，在1949年以后，陈怡君带着天感返回武汉，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与她同在一所学校的儿媳却突然贴出大字报，说她是共产党叛徒、国民党特务，并揭露她与远在台湾的欧阳醇的关系。于是她在受尽折磨以后，含冤离开了人世。

据夏女士说，2007年初春，她在北京准备与天感会面时，曾在电话里提出一个问题：听“恒姬姑妈提过，你的母亲在‘文革时是被你嫂嫂出卖，不堪屈辱迫害，得重病去世的。我很想问你哥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出乎意料的是，天感很坦率地将当时的情况和盘托出。当夏女士问及她哥哥对这件事的态度时，天感回答说：我哥哥“选择原谅了嫂嫂。他后来跟我说，她犯了左倾幼稚病”。听了这话，夏女士不禁感慨道：“唉，亲生母亲被害，凶手却是自己的枕边人。在‘文革这场浩劫下，作儿子的人，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我不禁为陈姐的悲惨遭遇深深悲叹，也为这场人伦悲剧凄然，喟叹又迷惘不已。”

[作者系知名文史学者，曾供职于山西省社科院，著有《八位大学校长》《长袍与牢骚：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民国》《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民国旧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