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摘 要】 世界史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让国内读者欣赏到世界史诗中的英雄主义，加深中国读者对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而且给中国学界的史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从而推动中国世界史诗研究的发展。

【关 键 词】史诗；翻译；出版

【作者单位】蔡景春，江西警察学院。

史诗是一种复杂的文类，融合了神话、传说、谚语等诸多相对独立的民间文学样式。它是一种崇高的韵文叙事，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圣经，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它具有的那种恒久价值，至今仍然可以产生巨大的美学效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思想道德上的陶冶，给后世诗人和作家的创作以启迪和灵感，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且依旧保持着永久的魅力。

一、世界史诗汉译版的起源

中国学界对国外史诗的接触始于19世纪末期，当时介绍国外史诗的主体是在华传教士。以艾约瑟为突出代表，他的《希腊诗人略说》和《荷马传》介绍了荷马及荷马史诗的内容。虽然在华传教士对国外史诗的介绍较为零散，也并非以传播国外史诗为目标，而是使它从属于传教这一神圣目标，但是它也在客观上为中国学者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打开了一扇窗，是“西学东渐”的组成部分。正如冯文开所说：“19世纪后期中国学者对荷马史诗的最初认识主要源自在华传教士，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不管在华传教士介绍与传播史诗对中国学者接受史诗产生的影响如何，也不管它们对中国史诗学术研究的作用有多大，但是，这一段历史存在是否定不了的，避而不谈是一种不客观的学术态度和意气之学问。”[1]

20世纪初期介绍国外史诗的主体转变为中国学者，这时的中国学者开始介绍和评述世界史诗。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刊发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世界史诗，认为荷马史诗是“终古的‘光芒万丈长，永为后人心灵上和艺术上的修养的无穷尽之汲取的泉源”，并指出，对《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诸多史诗都应该给予同等关注[2]。茅盾在《世界文学名著杂谈》中介绍了《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等[3]。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里介绍了欧洲史诗，阐述了欧洲史诗的演变[4]。

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对世界史诗的翻译出版不多，主要是对荷马史诗的翻译出版，翻译质量也不错。1929年，傅东华根据英译本使用韵文体翻译了《奥德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傅东华是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介绍世界文学与西方文学思潮及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的无韵诗英译本为主，参考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的韵文译本，将《奥德赛》译成六卷；译文前附有一篇较长的序言，涉及《奥德赛》的内容、布局、技法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傅东华使用韵文体翻译《奥德赛》，他的解释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1930年，谢六逸依据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散文英译本和德雷比（Dreby）的韵文英译本，译述出散文体的《伊利亚特的故事》，将它交由开明书店出版。谢六逸对原作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删减，像奥德修斯和狄奥墨得斯夜探敌营的情节就是其中被删掉的部分，他说：“本文所述，只取原作中重要的部分，有许多不甚重要的情节……均略而未述。”[5]同时，谢六逸又在原作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情节，他对此解释道：“本文第一节金苹果与第十六节城陷，荷马原诗概未提起，原诗只以亚克里斯的愤怒为始，以葬仪作结，此二段系后人参照希腊古代的歌谣补足而成，使阅此诗的人，知道特洛伊战役的缘由与结局。”[5]1947年，徐迟译介的《依利阿德选译》由群益出版社出版。

这些译著的出版，虽然没有促成荷马史诗研究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一种学术话题，但是它加深了中国学界对荷马史诗的认识，以荷马史诗“反观中国传统文学，建构了中国的‘史诗问题”[6]。这些译著的出版对后来的荷马史诗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世界史诗汉译版的兴盛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逐渐兴盛世界史诗的翻译与出版。1954年，金克木在《译文》发表了《摩诃婆罗多》的插话《莎维德丽传》。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印度学者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的《摩诃婆罗多的故事》，由唐季雍汉译和金克木校订。在国际学界，《摩诃婆罗多》的改写本甚多，但高质量的却比较少，拉贾戈帕拉查理的改写本可谓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它的优点是“把大史诗的故事写得很生动，涉及的方面较广，有些地方直接运用原书的词句和笔法，多少反映了一些原书的风格”[7]。唐季雍沿用中国古代汉译印度书的传统，对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本中的人名、地名、种族名和其他专名采用意译和音译兼用的办法，音译的有“毗”“伽”“迦”“陀”等，意译的有“观世音”“如来”等。这种翻译原则既较好地保持了改写本的印度文化色彩，也较好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汉译印度古籍使用的传统用语。改写本中的一些内容是拉贾戈帕拉查理自己生发的议论，与原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并无关联，唐季雍将它们一一删掉，没有译出，同时也没有将拉贾戈帕拉查理写的序言译出。金克木为汉译本《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做了长序，比较了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本与原诗《摩诃婆罗多》的异同，介绍了《摩诃婆罗多》的人物、内容、思想等。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印度學者玛朱姆达改写的《罗摩衍那的故事》，由冯金辛和齐光秀汉译。金克木为这部译著做了长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罗摩衍那的故事》的形成、发展、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成就等。

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用汉译的《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并于1978年再版。孙用依据的是英文节译本，即印度学者罗莫什·杜德1899年的《腊玛延那》和1898年的《玛哈帕腊达》（二者于1910年合印，收入《万人丛书》，1953年印行新版）。罗莫什·杜德的《腊玛延那》和《玛哈帕腊达》以概述和片段的形式截取了两部史诗的中心情节，各约4000行。除根据M·L·森所译的《腊玛延那》和P·C·洛伊所译的《玛哈帕腊达》这两个散文全译本对罗莫什·杜德英译本的个别地方做出一些细小的修改外，孙用较为严格地汉译出罗莫什·杜德的英译本，即“诗式也按原书的颂体，试用每行十六个字音，每两行押韵”[8]。罗莫什·杜德在每篇之首都使用一定的篇幅介绍该篇的内容，但大都是在复述他个人的感想或解释，孙用的汉译本删掉了这些内容。孙用汉译的《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附有许多注释，其中大部分都是孙用添加的。对于书中的许多中译名，孙用酌量采用比较熟悉的旧译（意译），其他则都采用与原音比较相近的统一的音译[8]。

20世纪对《罗摩衍那》的翻译和出版贡献最大的学者当属季羡林，他在德国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梵文训练和学科教育，并树立了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的学术志向。他着手翻译《罗摩衍那》始于“文革”期间，当时他受到“四人帮”的残酷打击和迫害，沦落到给学生宿舍楼看门和替东语系办公室收发信件及传呼电话。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季羡林选择翻译总共将近两万颂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把这一项翻译工程作为他“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9]。“四人帮”被粉碎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出版他的《罗摩衍那》汉译本，这给了季羡林更大的动力，促使他以惊人的毅力在1983年把这部史诗全部译完。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关注荷马史诗的翻译出版，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汉译本。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傅东华使用散文体汉译的《伊利亚特》。1979年，杨宪益主要根据英国洛埃伯丛书的希腊原文，同时参考了一些其他现代通行的注释本子译出了《奥德修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杨宪益的汉译本是散文本，他对此解释道：“这是因为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地使人欣赏到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只有史诗开头的十行保持了原文的形式，一行还是一行，不过给它增加了尾韵，这是因为末尾用韵是我国诗歌的习惯，这样的做法也许还可以使它更像诗一些；这一部分用诗体翻译是因为荷马史诗开头几句是古代说书人的惯例。”[10]古希腊男子的名字往往以“斯”收尾，杨宪益在汉译这类人名时统一不把末尾的“斯”译出来，这种做法可以让读者更容易记住书中的人名，而且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汉译惯例。1994年，罗念生和王焕生把古希腊语原文本的《伊利亚特》全部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希腊文原文的《伊利亚特》的诗行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罗念生和王焕生则使用六音步新诗体汉译全诗。随后，王焕生沿用了汉译《伊利亚特》的译法汉译了《奥德赛》，于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译著都竭力将译出来的诗行与原诗的诗行对行，保持着原诗朴实、流畅、谨严的风格，而且每卷都拟加了标题。1994年，陈中梅将汉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交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在翻译人名时，陈中梅考虑到“译语的使用习惯和承受方式”以及译语的“视觉美和音律特征”，使一些译语基本保持原文的读音，一些译语则体现罗马化或英语化的特征[11]。

除印度史诗、荷马史诗外，其他世界史诗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也得到了翻译和出版。依据英国学者葛贝（W·F·Kirby）的《卡勒瓦拉》英译本，孙用汉译出《卡勒瓦拉》，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了方便读者诵读和不与原文的长短相差过甚，孙用汉译的诗行使用了韵脚，每行的字数在七至九个之间，采用的押韵方式是“每节四行的，ABCB；六行的，ABCBDD；八行的，ABCBDEFE；十行的，ABCBDEFEGG”[12]。依据西班牙S·A·Espasa Calpe于1955年出版的第九版《熙德诗》和参照阿根廷S·A·Editorial Losada于1940年出版的《熙德诗》，赵金平于1982年汉译出了《熙德之歌》，并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1年，杨宪益译出《罗兰之歌》，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2年，冯象译出《贝奥武甫》，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冯象没有给《贝奥武甫》写序言，而是将《贝奥武甫》的背景知识和他的心得包括修辞程式、套喻典故等放在注评和附录里。

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史诗的翻译与出版，使中国读者更加了解世界文化，也给学术界研究世界史诗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学界对世界史诗特别是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它们的情节结构、艺术特点、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语言特征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三、世界史诗汉译版的现状与分析

21世纪初，中国学界对世界史诗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摩诃婆罗多》全书的翻译出版。这项工作可追溯到由金克木编选，赵国华、席必庄和郭良鋆合作汉译的《摩诃婆罗多插话选》，该译著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前还有赵国华汉译的《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著名插话《那罗和达摩衍蒂》，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前后，赵国华计划与席必庄、郭良鋆等合作翻译《摩诃婆罗多》全书，依据的本子是印度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出版的《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其中前四章由金克木汉译。1991年赵国华逝世后，黄宝生主持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与席必庄、郭良鋆、葛维均、李南、段晴等合作完成了《摩诃婆罗多》全书的翻译出版工作。《摩诃婆罗多》全书的第一卷《初篇》在1993年已由赵国华译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黄宝生、席必庄、郭良鋆、葛维均、李南、段晴译出了全书的其余十一卷，在2005年与赵国华译出的第一卷合并成六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国内学者对这一翻译出版工程给予了许多赞誉，朝戈金称之为“史诗般的‘远征”，他说道：“中国梵语文学界的专家学者集十余年之心血，潜心译事，也当赢得称誉。不论就文本研究的学术宏旨而论，还是就文化传播的社会意义而言，没有他们罕有其匹的气魄和奉献精神，这样厚重的心血结晶是永远不可能面世的。”[13]

2000年，陈中梅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伊利亚特》汉译本的基础上重译了《伊利亚特》，交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个新译本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并对注释进行了补充。郑士生在《精益求精译精品 承前启后勤攀登——从陈中梅的荷马史诗新译本谈起》一文对此评价道：“新译本的序言、注释和评论运用大量可靠的史料回答了世界‘荷马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高水平的序言和注释使精彩的译文锦上添花，相得益彰。陈中梅研究员匠心独具，把翻译与研究、文学与学术、史料与评论、继承与创新及中外两种文化的精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这两部新译本在世界‘荷马学界处于领先地位。”[14]

1999年至2002年，译林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世界英雄史诗译丛”，约有19部，包括《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黄宝生译）、《伊利亚特》（陈中梅译）、《罗摩衍那》（季羡林译）等。这些世界史诗在各自的国家-民族文学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并且享誉世界。通过阅读这些世界名著，国内读者可以欣赏到世界史诗中的英雄主义，增加对不同民族的文学文化内容的了解，从而提高了文学修养，扩大了知识视野。

总而言之，世界史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增加中国读者对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领略世界史诗呈现出来的多样性，而且给中国学者的史诗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15]。的确如此，在世界史诗翻译出版的助推下，20世纪初期《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荷马史诗导读》等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论著相继涌现，推动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文开. 中国史诗学史论（1840—201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18.

[2]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第十五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67.

[3]茅盾. 世界文学名著杂谈[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4-33.

[4]周作人. 欧洲文学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8-57.

[5]谢六逸. 伊利亚特的故事[M]. 开明书店，1930.

[6]冯文开. 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与研究者知识构成之关系[J]. 民俗研究，2014（6）：23.

[7]金克木. 摩诃婆罗多的故事[M]. 上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21.

[8]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M]. 孙用，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罗摩衍那·后篇[M]. 季羡林，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98.

[10]奥德修纪[M]. 杨宪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2.

[11]伊利亚特[M]. 陈中梅，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598.

[12]卡勒瓦拉[M]. 孙用，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945.

[13]朝戈金. 《摩诃婆罗多》：“百科全书式”的印度史诗[N]. 中华读书报，2006-02-15（009）.

[14]郑士生. 精益求精译精品 承前启后勤攀登——从陈中梅的荷马史诗新译本谈起[N]. 中华读书报，2003-06-18（016）.

[15]冯文开. 论国外史诗及其理论译介与中国史诗學的建构[J]. 江西社会科学，2011（1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