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江精神的历史生成、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
——基于总体性方法的解读

彭 冰 冰

论浙江精神的历史生成、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
——基于总体性方法的解读

彭 冰 冰

浙江精神是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激荡的产物。浙江精神是一个总体性观念，在本体论层面，表现为具有浙江特色的群体意识；在认识论层面，是浙江人民思维方式的体现；在生存论层面，是浙江人文化特质的独特表达；在价值论层面，是浙江人民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浙江精神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炼浙江精神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把握时代性与历史性、地域性与民族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的统一。

浙江精神 历史生成 时代内涵 现实意义 总体性方法

作者彭冰冰，男，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基地研究员；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嘉兴 314001）。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国家没有给予特殊政策优惠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锐意进取，务实创新，奋力拼搏，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浙江现象，创造了浙江奇迹，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从理论上剖析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提炼浙江精神，揭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是摆在浙江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200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把浙江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浙江精神需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他把浙江精神概括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①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2012年 6月，中共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积极倡导“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充分展现了浙江人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考察时，赋予我们“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新使命。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落实了“西湖风光、江南韵味、中国气派、世界大同”的理念，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的鲜活样本。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如何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新方位，继续从中提炼浙江精神？如何根据浙江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和新挑战，使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成为推动浙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是理论工作者当前必须直面的问题。

自浙江精神公开提出以来，浙江学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揭示浙江传统文化与浙江精神的联系，例如对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考察，认为浙东学派强调事功和经世致用的风格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源泉。①参见陈锐：《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二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阐释浙江精神的内涵，将浙江精神概括为四重结构：适时的人文精神、进取的商业精神、务实的科学精神、诚信的职业精神。②参见赵定东：《浙江精神的结构及其价值观涵量》，《观察与思考》，2012年第4期。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探讨浙江精神的实践价值。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还比较缺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浙江精神进行总体性解读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格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在提炼、宣传和研究浙江精神的舞台上，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场。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握浙江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它在理论上涉及浙江精神是否可以有新概括和新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如何概括和发展的方法论问题。在实践中涉及如何把握浙江精神对浙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问题。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出发，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的解答。

二、浙江精神的历史生成

从总体性方法论来把握浙江精神的生成逻辑，浙江精神的生成和发展是由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文化、革命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激荡的结果，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去把握。

浙江精神的孕育生成，无疑与浙江人民生存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联。浙江是海防的重点区域，在长期的抗战过程中，浙江人民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资源匮乏、灾害频发的地理特征锤炼了浙江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多山临水的地理环境使得浙江人民求真务实、敢于创新、敢于冒险，敢于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束缚。④参见段治文：《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6页。

浙江精神源自浙江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春秋时的吴越争霸、越国的转败为胜，初步彰显了浙江精神坚忍柔韧、奋发图强、刻苦务实的特质。秦汉中国统一以后，浙江人民辛勤劳动、积极进取，不仅改造了本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创造了优秀的文化成果，使得浙江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跃为文明富饶的文化之邦。在南宋、元、明、清之际，浙江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近代以来，浙江大地革命志士、文化名人群星璀璨，浙江精神得以大大弘扬。尤其令浙江人民自豪的是，嘉兴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实践中孕育产生了伟大的红船精神。在红船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总之，在历史的变局挑战之中，浙江人民从容应对，勇敢走在时代前列，彰显求真务实、包容和善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传统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浙江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优势，“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①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浙江文化传统要想走出历史的尘封，焕发生机，必须与浙江人民当下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当下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土壤中寻找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不断冲破思想束缚，敢为人先、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用创业创新的实践铸就了一部浙江精神的拓展史。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铸就了一部浙江精神提炼史。“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性活动的文化总结，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传统文化与现代实践有机结合中产生的现代新文化精神。”②段治文：《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浙江精神的生成和发展是由其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7页。对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考察都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物质生产方式而抽象地进行。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人类的现实生活，为人们提供现实的生存空间，决定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各自时代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既是文化的生成过程，又是文化的运演过程；而文化的展开过程既是实践的展开过程，又是文化创造的实践过程。文化的流变与创新，其本质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精神领域的自觉展开与创造。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就是说，尽管生产力具有物的外观，但其实质上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负载着人类的文化价值意义。生产方式不仅是生产物、生产人的方式，也是生产文化的方式，生产了人类的整体生活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不同的生产方式创造着不同的人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7页。

独特的生产方式是浙江文化得以形成与延续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与社会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使浙江形成了比较浓郁的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①张仁寿：《今天的经济是昨天的文化》，《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在历史上，浙江唐宋时就已开始对外开放。当时的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既是国内贸易的大港，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两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上的全面进步，其时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书院、乡学等遍布各地，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走在前列。江南早期工业化是浙江精神孕育和历练的一个重要时期。②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明清两代的浙江，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市镇，资本主义因素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浙江文化紧贴时代的脉搏，成为明清新思想和新思潮的主要发源地。以黄宗羲为首章学诚殿后的浙东史学，革新学术风气，鼓吹民主思想，提倡经世致用，抨击经学和理学，成为当时启蒙思潮的生力军。③参见腾复等编著：《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可以说，明清两代浙江思想界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当时思想的发展。反过来，这种文化传统又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内在的浙江精神在推动浙江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少国家投资、缺少国家优惠政策、缺少陆域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渐形成了“民营企业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块状经济突出、县域经济发展快的鲜明特点”④郭占恒：《浙江经济发展特点、问题和战略举措》，《观察与思考》，2012年第9期。。这些成就充分印证了浙江精神的力量。

因此，从总体性看，所谓浙江文化，就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为物质前提，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基础，为物质的生产方式内在决定而形成的特色文化。浙江精神是浙江文化的内核，是一种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浙江文化，它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

三、浙江精神的总体内涵

从词源上考察，在古汉语中，“精神”是由“精”和“神”构成的合成词。《说文解字》中指出，“精，择也，精，从米”，意思就是挑选，引申义为“精华”，即挑选而成的“精华”，如《庄子·外篇》中所说：“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人民”。“神”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原始宗教崇拜中的神灵，如《论语·述而》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是指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是“神化”的意思，即万物精妙细微之变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精神”的含义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二是宗旨、主要的意义；三是表现出来的活力；四是活跃，有生气。”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667页。《辞海》中解释说，精神指人的内心世界现象，包括思维、意念、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方面。⑥《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5178 页。可见，“精神”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

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精神”的含义，有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本体论层面的“精神”，指的是与物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常与“意识”视为同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意识都不是人脑中本来就有或是凭空产生的，就其本质而言是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的形成及其内容受主体的思维能力、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二，认识论层面的“精神”，指的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思维、意念、意志、欲望、情感等，既包括理性也包括非理性的因素。第三，生存论层面的“精神”，指的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神志状态、心神面貌和风采神韵。第四，价值论层面的“精神”，指的是能够反映、体现和表征价值主体的价值观念特征、价值思想内涵的价值意识。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表征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总体性方法论看，浙江精神的内涵包括以上几个层面的含义。在本体论层面，浙江精神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浙江人民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浙江特色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在浙商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传统浙商“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价值传统，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继承了浙江的文化基因、传承了浙江的人文精神。当代浙商“勤奋务实的敬业精神，灵活创新的变通精神，抱团合作的团队精神，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 推动了浙江精神的丰富和升华。①林吕建、唐玉：《论当代浙商精神的科学内涵》，《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在认识论层面，浙江精神表征的是浙江人民在实践活动中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创新实践中。在生存论层面，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展现的精神风貌，是浙江人的文化特质，“始终流淌在浙江老百姓的血液之中”②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体现在普通百姓特别是千千万万个走南闯北的“浙江老板”身上，例如温州人身上的“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③陈俊贤：《浅论“温州人精神”》，《人民论坛》，2004年第1期。， 这种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质体现着浙江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质量，代表着浙江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状况，赋予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生机盎然的创造性活力，为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准备了一大批更能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劳动者和具有独立经营能力的小企业家。④参见原华荣：《“浙江现象”解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在价值论层面，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价值取向。《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宣言》中提出的“秉承浙江精神、立足创业自强、着力自主创新、坚持科学发展、恪守诚信之本、勇担社会责任、谨记义行天下、合力回报家乡”⑤段治文：《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5页。等倡议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

因此，浙江精神具有总体性的内涵，它是浙江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被浙江人民广泛认同的，“具有浙江特色的群体意识、思维方式、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的理论概括”⑥段治文：《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5页。。也就是说，作为浙江人一以贯之的精神诉求，浙江精神不仅具有价值论的意蕴，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存方式。

四、浙江精神的现实意义

从总体性方法论来把握浙江精神的意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浙江文化内核的浙江精神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中的意义；二是浙江精神的提炼和理论概括对浙江社会发展的意义。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就是要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视域中把握浙江精神对社会发展的意义。马克思把社会看成一个由一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列宁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必须“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①《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就是说，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构成的密切相关的有机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它们之间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并由此构成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总体性角度来理解，社会发展就是一个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历史总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构成复杂的动态关联，诸要素之间的作用方式及其结果对整个社会进程将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正因为此，邓小平强调：“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结合、运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并具有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能力的生命有机整体。文化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精神是被文化塑造出来的，离开文化形态，精神也就无法延续或者存在。浙江精神作为浙江文化的精神内核，根源于浙江人民的社会生活，是浙江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集中表达，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奋斗历程中孕育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凝聚浙江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另一方面，浙江精神对构建浙江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进步的本质是人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进步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因为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必然表现为一种文化属性。社会的人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人，是由特定文化教化、哺育的人，人由此获得文化属性，具有对特定文化的归属感，形成对特定文化的认同。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之中。就是说，人具有对特定传统、习俗、价值观、理想和信念等的遵守、认同，并通过人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生存的空间不单是一种物质性的空间存在，更是一种用文化铸造的精神空间，具有总体性的价值蕴含。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物质的进步如果不能够最终转化为一种文化价值并实现人的塑造，并不能说是社会的进步。因此，社会发展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还必须满足人追求、拥有精神文化的需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只是单纯的经济指标，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高度统一的社会发展指标。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的统一。美丽浙江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统一，美好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因此，我们需要“用浙江历史教育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人民，用浙江经验鼓舞人民，用浙江精神激励人民，形成了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③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以浙江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场域是浙江人民求真、向善、创美的精神家园。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浙江精神的提炼和理论概括彰显文化自觉与自信。马克思把社会生产系统看作是一个由人类自身生产、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精神生产本质上是一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其直接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精神的提炼、理论概括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自觉和自信。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民族复兴包含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源于文化自觉。我们提炼浙江精神，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再到“务实、守信、崇学、向善”，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化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自觉的文化实践，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浙江精神的提炼需要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具有对浙江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源流、现实境遇与未来趋向的理性自觉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只有坚持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使传统复活起来，才能提炼出适应当今时代要求的浙江精神。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逻辑延伸，体现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即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宣传、提炼和研究浙江精神是理论工作者应有的使命担当。我们研究浙江精神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赋予浙江精神以时代的内涵、时代的意义，使之成为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提炼浙江精神的方法论

进一步提炼浙江精神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需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发展等关系，贯通传统与现代，跨越历史与未来，做到时代性与历史性、地域性与民族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的统一，这也是浙江精神应有的基本特征。

首先，要把握好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所谓历史性，就是指浙江精神的历史传承性。浙江精神是根源于浙江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特有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流淌在浙江民众的血脉里。浙江精神的提炼首要的关键便在于能否成功地延续浙江文化的生命力，使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当代获得新生。因此，应该从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没有历史传统作为根基，浙江精神就缺乏深厚的底蕴，就只能是浮光掠影，昙花一现。另一方面，浙江精神产生在一定的时空境遇之中，根植于浙江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其内涵必然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具有时代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没有时代性的浙江精神，就没有活力，只能在浙江人民的心灵深处沉睡。浙江精神应该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浙江精神转化为浙江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再从生动的实践中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这是浙江精神的内涵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浙江精神既是一种历史沉淀，又是一个创造培育的过程。浙江精神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和传统，而是在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G20杭州峰会精神为浙江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正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智慧和活力。

其次，要把握好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特定的历史空间必然使文化带有地域的特征。在不同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自然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历史精神的传承和历史文脉的延续构成了一个地方文化精神的独特风貌，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的文化气质。因此，浙江精神要有浙江特色，反映浙江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品行志向，观照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引领浙江人民的价值追求，展示浙江人民的崭新形象。浙江精神提炼得好，能够反映浙江人民的所思所想，无疑会增加人们对浙江精神的认同，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①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正是那些具有不同个性和文化魅力的地域文化使得中华文化五光十色，绚丽多姿。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动体现，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对地域文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是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地域性特征既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基础，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载体。我们要在地域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中将浙江精神的内涵、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微观基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到浙江精神的传承、弘扬与发展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总结表彰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广大干部群众表现出来的主人翁意识、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使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②《我省举行G20杭州峰会总结表彰大会》，《浙江日报》2016年9月21日。

最后，要把握好学术性与大众性的统一。所谓学术性，就是说浙江精神的提炼应该是严谨的，具有哲学意义上的高度抽象性。这种学术性抑或说科学性来源于其对现实的正确分析和批判。伴随着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同时出现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的变化。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为浙江精神增加新的精神内容，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然过程，而是自觉过程，是理论家的自觉行为的结果。这种理论自觉不仅是学理层面的，更是实践层面的。就是说，这种努力不能只停留在抽象观念和理论层面上，而应当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与生活实践中去，坚持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生动活泼、健康充实的文化精神。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奋斗的结晶，应当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精神，极大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力，把发挥群众的文化创造性与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结合起来。社会各阶层在理想、信仰、生活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浙江精神要获得各阶层的普遍接受、理解和认同，需要用文化的感染力而不是行政的强制力。因此，浙江精神的提炼要兼顾学术性和大众性，有生命的热度、岁月的痕迹、文化的积淀。只有如此，浙江精神才能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才能转化成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掌握群众，才有生命力，成为人们行动的不竭动力。

六、余 论

中共浙江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对当前浙江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正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潮头上，正奔跑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跑道上，正站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上”的科学判断。站在历史新方位上，必须继续弘扬浙江精神，在创新中担当新使命，在实干中践行新要求，在包容中实现新发展。

没有创新，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马克思曾评论说：“如果他想用唯一的一个剧本为自己铺设一条通向舞台的道路……他应当把自己的剧本建筑在创新的基础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101页。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潮头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广阔前景，必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遇到一些矛盾和阻力。矛盾越多，阻力越大，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创新的道路从来不是一片坦途，难免有曲折、有反复、有阵痛。”②《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担当责任、作出决断，创新招式招法，继续坚定不移地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打造全面深化改革标杆省份，不断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③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浙江省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站到全新的历史方位上，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只有实干，我们才能实现超越，才能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跑道上，越跑越快、越跑越稳、越跑越自信。

中国是包容性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包容性发展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提出，要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也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作为峰会举办地省份，我们要发扬敢为人先的浙江精神，争当挺进“一带一路”的排头兵，促进包容性发展，造福沿线人民，充分彰显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向世界昭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先行和示范作用。让我们秉持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奋力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把“浙江的今天”建设得更好，为“中国的明天”贡献更多的浙江实践、浙江素材、浙江经验。

责任编辑：凌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