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马学之魂 立中学之体 明西学之用

方克立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和准确界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历史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讲话还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资源”论和“三大特点”论。整个讲话蕴含着“马魂、中体、西用”融通生成、综合创新的思想精义，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质内涵和必由之路。

关键词：习近平；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马魂、中体、西用”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005-08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和准确界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历史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所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讲话强调要用大历史眼光来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没有人类文明的历次重大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与思想先导，特别是没有十八九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没有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和治国理政智慧，以及近代以来我们国家民族经历的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的剧烈变革的阵痛，中国人民就很难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客观真理，很难形成和发展“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涵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文学等学科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新世纪以来又组织实施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取得丰硕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与成果。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

讲话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和本质特征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就不属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其中有的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可能还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有的就纯粹是阻碍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负能量。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下，分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分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理论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抵制和批评各种错误思潮，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还要团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进一步发展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和进行韧性的战斗。

讲话还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资源”论和“三大特点”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资源是指：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特点是指：第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笼统地说，马、中、西三大资源涵括了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全部思想文化成果，但是能够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实质内涵的，只是其中符合上述三大特点的那些优质资源融通生成、综合创新的结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在真懂真信的基础上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与时俱进日新其德的问题，才能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心骨，并作为扬弃中、西两大资源的科学标准与优选方法论。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和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与成果，都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态度，既不是一概拒绝，也不能全盘继承，“全盘西化”或“全盘儒化”，而是要根据主体文化之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要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在我看来，“三大资源”论、“三大特点”论和习近平同志整个讲话都蕴含着“马魂、中体、西用”融通生成、综合创新的思想精义。下面根据这一思路谈谈我的几点学习体会。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这就决定了它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理论立场和学术方向，具有能够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来滋养自己、“兼容多元”、“综合创新”的气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铸魂工程、强基固本工程。

习近平同志在“5·17”讲话中明确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刘云山同志5月19日在宣传文化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专题会议上也强调指出：“要牢牢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灵魂”，来做好思想文化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可以说，“马学为魂”的思想贯穿于习近平整篇讲话中，事实上也贯穿于他近年来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所有重要讲话中。比如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说：“我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专门要求写了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也说：“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与习近平同志关于“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领导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坚持党校姓党、姓马”“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等论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他对“铸马学之魂”的一贯特别重视。

哲学社会科学在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直接承担着说明和论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铸什么魂、弘什么道的任务。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指导思想上不能多元化，这就是习近平引证《庄子·人间世》中“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的现实意义。从他讲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也说明，在当今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一元主导”地位、“文化领导权”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在价值取向多元的国内思想界，企图改旗易帜的还大有人在，而且我们还要关注国际风云变幻，不能让苏东剧变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从学理上做了简明精要的回答：一是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二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實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四是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也就是说，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的道理，讲清楚了它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近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是明证；苏东剧变的历史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甚至失败。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真学、真懂、真信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来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学术方向，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者、自觉探索者和积极宣传者，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宣扬“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复古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也要抵制和反对“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等错误做法。二是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中，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要把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结论，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新境界。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是又不能把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或某个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来规范和剪裁现实生活，而是应该把它当作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功能。三是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和严谨求实、不畏艰难，坚持真理、知行合一的优良学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国情、立足实践、立足当代，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善于通过理论和学术的视角，理性观察生活，深刻洞察社会，提出真知灼见，推出学术精品，才能切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也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内化为坚定的道德人格，外化为治学立言的科学方法，在为祖国和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主题主要来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尤其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它宝贵的学术思想资源，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基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特点集中体现了它的主体性，即中国性。

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文化，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是中华民族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虽历经磨难而总是能浴火重生的独特优势之所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精华与糟粕并存、资源与负担同在，但是它必有能够战胜一切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维系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传统存在，这个伟大精神传统就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能够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它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也是其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现实文化土壤，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习近平在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所有讲话中，都充满民族自豪和历史敬意地讲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因而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他如数家珍地讲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独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比如2014年9月24日他在国际儒联大会上的演讲，就讲到了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至今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仍有重要启迪。二是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比如2014年10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治国理政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三是古人修身立德的嘉言懿行。比如他在讲到先贤和仁人志士对高尚精神的追求时，就列举了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名言，认为从中可以看到鲁迅讲的“中国的脊梁”，看到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四是传世经典文献中的诗文名句。善于引用中国古代诗文名句来为今日“治世”提供启发，讲清楚行文中的道理，寓意深远，生动传神，贴切到位，是习近平语言风格的一大特点。《习近平用典》一书已对近三百条例句进行了分类汇编，追根溯源，释义与解读相结合，对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其思想实质很有帮助。习近平同志“5·17”讲话也有同样特点，除了引证《庄子》“道不欲杂”的话来说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之外，还引证《河南程氏遗书》中“为学之道，必本于思”和“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的话，来说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下大气力、真功夫才能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道理。宋代哲学家程颐的这些话，后来在《曾国藩家书》中也出现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但是必须对它有真切的了解，博学而明辨，分清精华与糟粕，才能扬精弃糟，古为今用。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给予高度重视，又要明确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还不是一个概念，不宜混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一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外，只有那些“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马克思主义相契相通、至少具有相容性的内容，才能归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资源之一，这个提法本身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包含在内，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资源与负担作了科学的区分和取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要防止化腐朽为神奇、把糟粕当作精华，不是扬精弃糟而是扬糟弃精的错误做法，否则就会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到邪路上去。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教训并不鲜见。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设，是一个十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它不仅表现为继承性和民族性，而且也表现为原创性和时代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十分广泛，但是必须以中国问题，尤其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继承和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也就是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能否体现出主体性、原创性。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必须建立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这也是体现其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性、专业性要求建立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体现一个国家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习近平指出，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西强我弱”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学术话语还处于弱势地位。本来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所以他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还必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来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来解读中国道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是有高度理论自信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要善于打造融通中外、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同时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系和专业性三大特点。三大特点集中到一点，就是体现主体性。主体性实际上就是中国性。习近平同志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足中国”“不忘本来”就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他的讲话中，“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中国梦”等是经常出现的概念，这是很自然的，离开了中国性，就没有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可言。我认为在习近平同志的整个讲话中，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即“立中学之体”的思想是非常明确、十分突出的。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采取一概漠视或排斥的态度，而是相反，更有底线、更有原则性地采取全面开放的态度，“坐集千古之智”，博取众长为我所用。以我为主、洋为中用、“西学为用”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方法提供了科学的取舍标準。

如前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厚基础和宝贵资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有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中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善于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道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必须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和现代眼光，兼容多元多样的气概，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包括对人类发展进步有益的理论观点、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洋为中用的支援意识、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才能以其博大胸怀在当代世界性的文明对话、“百家争鸣”中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马克思在写《资本论》、列宁在写《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在写农村调查报告时，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因此在今天，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近年来，我们正在倡导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世界文明观，提倡不同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然也可以在这一宏伟的全球性事业中得到有力的文化支撑。

在方法论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拿来，照搬照套。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剪裁实际生活，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把国外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得出的是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就没有中国特色可言了。所以习近平说：“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也就是说，对于作为三大资源之一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也像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需要作精华与糟粕、资源与负担、有用与无用的区分，关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方法来进行科学的取舍和扬弃。

不少学者指出，在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的错误倾向主要不是关门主义，而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思想相当严重。比如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一些学科强调要用西方原版教材来进行教学。这些教材不仅是受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而且有的还表达了明确的政治观点，不加分析批判地使用这些教材，实际上就是主动自愿地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洗脑，这对青年学生、对党和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在这些学科领域里，自然难免会出现“尽弃自家无尽藏”的情况，也难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失语”“失踪”“失声”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告诫共产党人，如果不念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总想着“西天取经”，这样就会贻误大事。拼命用西方的知识体系、学术观念来套中国的实践，结果不是误解就是曲解。总之，不能把“西学为用”“洋为中用”变成“全盘西化”“唯洋是崇”，我们在讲“西学为用”“洋为中用”的时候，始终不能忘记作为前提的“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原则。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国防等方面国际地位的提高，今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交流也必然会日益频繁和常态化，这对我们是机遇，也是考验。它给我们提供了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提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天赐良机，也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有无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是一个严峻考验。习近平说，能够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的问题；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就是中国与世界、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联系、互动发展的规律。“明西学之用”是我们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舞台上，马、中、西三大资源融通生成、综合创新的结果。近百年来，一些进步学者对马、中、西“三流合一”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马魂、中体、西用”良性互动、综合创新的学术道路；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范式，它对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上面三点学习体会，分别论述了习近平“5·17”讲话对“铸马学之魂”“立中学之体”“明西学之用”的重要贡献，不难看出在他那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博采外国文化之长为我所用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马魂、中体、西用”融通生成、综合创新的结果。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按照这一明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近百年来不认同或者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种学术文化思潮，如“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主张，均不属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只有承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且能以宽阔心胸融摄中、西两大资源之精华的理论观点和文化主张，才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正面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百年探索中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才取得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初步繁荣，并为它进一步创新发展、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走到世界前列打下了良好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等人超越东西文明之争，最早表达了对“第三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的向往。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第三新文明”就是在综合东西文明之所长、去其所短的基础上产生的。最早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的是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办《新青年》《每周评论》杂志，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退党的张申府先生。他在1932年10月就有“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的论述。在他看来，中、西、马三“学”是可以“相容相通”“相补相充”“相辅相成”而达到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的，这就是未来中国和世界的“新学统”。张申府坚信：“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他的胞弟张岱年先生是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最早的支持者和坚定不移的继承发扬者，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先后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综合哲学，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長而创新中国文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百年来，许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进步学者，都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善于融通中、西、马三大学术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推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批奠基性成果，对后来者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和引领方向的作用。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理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讲到了“综合创新”，他说：“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贡献。”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继承、发展与深化。它对三大资源在融通生成、综合创新中各自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了更加清晰、准确的界定，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灵魂地位，强化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基础地位，明确了西方文化（外域文化）的“应事之方术”地位、洋为中用的“他山之石”地位。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马、中、西三者的关系，避免了“体用”二元模式的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显然比后者具有更强的解释效力。“魂、体、用”概念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体用”、“道器”概念的继承和延伸，又是对它们的变通和超越。引進“魂”的概念既能避免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的混淆，又有利于说明“魂体相依”的关系，说明强“魂”与健“体”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习近平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重视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的概念，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进行学理性的探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像“马魂、中体、西用”这样关系到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关系到理论思维模式与学术范式的嬗变，也关系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加强对它的学理性研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应该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关注和重视。

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非常实事求是地讲到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和现状，百年建设发展的巨大成就和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今天的责任担当，贯穿于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质内涵和必由之路。十年前以更加学理化的形式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 ，与习近平从2013年“8·19”讲话到2016年“5·17”讲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为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起点，都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灵魂”地位、“一元主导”地位，都是以“中学为体”即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马、中、西三者统一的基础，都充分肯定了“西学为用”、“洋为中用”的必要性，没有这个资源维度当代中国文化就不能成其大。“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在与近百年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不同文化主张的论战中产生的，因此不得不考察传统“体用”范畴的多重涵义及其近代以来的发展演变，不得不对主导性之“体”（“魂”）与主体性之“体”作必要的概念区分，不得不对“魂、体、用”三元模式成立的根据和普遍意义作必要的说明和论证。这些学理性探讨是有利于形成标识性概念、命题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完全符合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也完全符合今天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与习近平的文化思想高度契合，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文化思想的精义和实质内涵。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起点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被中、西、马“三足鼎立”的格局所取代，才产生和逐步发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到百年，它已引起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有可能从梦想变成现实。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紧接着还将迎来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和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在今后四五年里，我们要加强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年历程的总结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马魂、中体、西用”融通生成、综合创新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研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增强对这条发展道路的自觉和自信。在进行学理性研究与阐释之同时，还要把它当作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来指导和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习近平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地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认为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环节是各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主要是宏观布局问题，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就要深入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如能将“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即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来指导这些学科建立现代的、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学术思想体系，那么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优势就能充分显示出来。话语体系建设与学术思想体系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内容决定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话语也是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除了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指导思想外，真功夫要用到学术思想体系建设这个核心和关键环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