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

胡青

我和路江，同一年出生，我是年尾，入学时不满六岁，她好像是年初的，六岁出点头，个头也高出我一点点。那时我性格内向，害羞腼腆，不喜言语，而她性格外向，能说会道，大胆泼辣。

刚入小学时，我总被她“欺负”。一次，我终于忍受不了她，鼓足勇气向老师举报：“报告老师，路江扭人腿，还摸人屁股。”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路江的脸上顿时飞起红霞，生气不理我有两三天。

她很快就与我弃嫌和好，成了亲密小玩伴。此后对我一直非常友善，从不嫌弃我衣衫褴褛，落落大方地和我一起走一起玩，对我的贫寒家庭也不介意，常常主动到我家。

她多次邀我去她家，我嘴上答应，却一次也没有去过。非不想去，实不能去也；我为自己的衣衫不整而自卑，怕她的家人见我不体面的寒酸样子，不让她再和我相处玩耍了，我不想失去唯一的知己好玩伴。

路江不仅是好玩伴，还经常充当“保护者”，多次挺身而出，用她柔弱的女孩身体庇护我，使我免遭别的同学欺负。她经常带食品到学校，每次都会分些给我；那些食品是我平时难得一见的，让我在小学时就早早品尝过“仙味无比”的美食。

我惭愧没有好吃的回馈她，只能捡拾一些奇异的骨头石块之类送她。每次接到我的“礼物”，她总显出异常高兴的样子。

我小学时的成绩的确很好，回回考试都是“双百”，次次拔得头筹。只有那个母亲是小学老师的孙同学，连续考过三次“双百”，与我等肩并行，可总评下来，我仍保持第一的位置不变。

路江对我好，大概起自小学第一次期中考试前后。她学习上每有疑问，我会尽其所能毫无保留地帮助她。我喜欢她，大概起自她第一次来我家。

那天是第一次期中考试后不久，路江经过我家，顺便进来看看，她发现我家有一张带镜框的大照片，十分惊讶地问：“你家也有这张照片呀？”

我点头笑笑。那是一张建国初期、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的合影照，照片上约有六七十人。

“这里也有你爸爸吗？哪个是呀？”路江又问。

我告诉她：“你在上面找，最英俊漂亮的那个就是。”

路江仔细找了好几遍，最后指出两个人给我看。我当时就笑了，其中一个就是亲爱的爸爸。另一个长得还可以，但哪有爸爸英俊呀；爸爸的剑眉、大眼、隆鼻、大耳，还有那精气神，恐怕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人了。路江指出的另一个人，是她爸爸。我当时就觉得路江慧眼识英雄，对她有好感，喜欢上她了。

当“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路江和我没有上完小学三年级，就都辍学回家；从此，没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后来，路江和我一样，不用再上小学，直接跳级升到初中一年级；两人恰好分在同一个班里，我坐第一排，她坐在我身后第二排。

这时的我，开始有点调皮，经常和路江嬉闹起来，不仅互相开玩笑，还彼此给对方起外号。路江见我个头依然矮小，就叫我“小萝卜头”，我也取路江谐音，给她起了外号，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名丑“小爐匠”。到后来，同学们都不叫路江名字，叫她“小炉匠”。为此，我常常得意窃喜的同时，又心存愧疚。

上了中学的路江，长得更漂亮了，声音依然非常甜美，更难得的是人仍很仗义，在小学时就一直帮我，上了中学，依然如是，所以我很是感激她。

刚上初一的那年秋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去学农，我和同学们背着“军人一样的背包”，步行来到几十里外的后杭村，那是沂河边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

虽然我干家务的能力很强，但干重活还是力不从心。在后杭村，我们天天干既重且累的农活，一连几天下来，让我着实吃不消。因此，我天天盼下雨，最好是下大雨，一下大雨就不用下地干重活了。可天不随愿，那些天老是不下雨，即便下雨，也是毛毛细雨。

我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年龄身材全班最小，个头甚至不比稻捆高；每次扛背稻捆时，走在后面的人，几乎看不到我的身子。同样十二三岁的路江，高我半头，力气也大我许多。每次扛背稻捆时，她总是走在我的身旁，见我累得不行时，会出手托帮一把。吃饭时，也会把她碗里的好菜，拣一些给我。

一天，我累极了，也困极了，梦中想小便，到处跑呀跑，到处都有人；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没人的草垛旁，大胆放心地尽情排泄，一滴不剩，醒来发现被褥全湿了。

第二天起，班里同学取笑我是“来尿鬼”，我从此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只有路江不仅没有取笑我，还私下抹着泪，对我表示过同情，并把自己的被褥送给我，而她去挤别的女生被窝。

学农期间，我们宣传队为当地村民进行过三次文艺演出，每次都是演唱样板戏。其中一次是大队书记从省城回来的那天晚上。

当时的后杭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大篇幅报道过后杭村的先进事迹；大队书记更是妇孺皆知的名人。那天晚上，大队书记好像刚参加过北京的一个重要会议，从省城载誉归来，我们全校师生和村民们一道，列队夹道欢迎，场面非常热烈。我的手都被拍疼了，身边的路江，手拍得比我快多了，也响多了，不知道她的手是否比我还疼。

在随后的演出中，我和路江作为宣传队的一、二号主角，都登台献艺。在戏中，我俩是“父女”，我当爹，路江当女儿，也就是《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与李铁梅。

说到文艺演出，不得不絮叨几句；那时社会上风行样板戏，班级、学校都成立宣传队演唱样板戏；路江和我刚进中学时便都被选进了宣传队。在当时，能演好样板戏的学生，是比学习成绩重要多得多的第一特长。路江入选是靠相貌才艺，我的入选是靠一段特殊经历。

小时候，我家住在戏院、电影院之间；从六七岁开始，就爱看电影爱看戏，可母亲从不给一分钱。每天晚上，我只能早早忙完家务，跑到戏院或电影院门口，眼巴巴地望着入场人们；看到面目慈祥的老年人，就跑过去恳求：“爷爷，奶奶，带我进去吧！”见到和蔼可亲的中年人，也跑过去恳求：“叔叔，阿姨，带我进去吧！”

那时大人们带着小孩入场看戏看电影，小孩子是不用买票的。每天晚上，总有好心人，带我进去看免费的电影或戏剧。久而久之，我对传统戏剧和影片，尤其是八大样板戏，熟悉到了台词能倒背如流，戏中的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了然于心。老师见我对样板戏中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中规中矩、有板有眼，自然就选了我。

平时排练中，路江在演铁梅向李玉和怀里边哭边扑的时候，她老觉得“李玉和”不够高大，一演就想笑。在后杭村的那晚演出中，路江演得很好，虽然没怎么化妆，依然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明明我是一号主角，却被“二号”的路江抢尽了风头。我那晚之所以演得不好，是因为刚刚戴着“来尿鬼”的耻辱帽子登台的。

对在后杭村的学农，我的其他记忆不太深刻，只记得干活很累，稻捆最沉，带露水的稻捆扎得脖子很疼很难受，还记得萝卜烧肉和白菜炖粉条是当时最好的美食；当然那件让我羞愧、一直被同学们取笑的梦遗之事，像赶不走的阴影相伴着我的一生。路江对我照顾和友谊，更是永难忘怀的。

学农回来不久，我家搬到了离县城五十里远的乡下。由于转学事情一时没有办好，我只得在原来学校暂时寄宿；时间不长，大概两月左右。

这时的路江，对我更加好了。她可能觉得学校食堂的饭食不好，经常从家中带些好吃的给我；这让我感到了难为情，多次劝她不要再带饭菜来，可她总是不听。

路江带来的饭食确实好吃，至少要比食堂里的好吃十倍。食堂的菜好不好吃，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母亲给的生活费很少，连饭钱都不够，要想吃食堂的炒咸菜，必须以挨饿为代价，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品尝食堂里除咸菜之外的其他菜的味道。

路江带来的菜，好吃得真是没法说。我每次都舍不得一顿吃完，要分作几顿慢慢享用，常常是路江上次带的好菜没吃完，又有新的饭菜带来了。路江的好，无以回报，只能千恩万谢的同时，在学习上有求必应，尽我所能。

路江在学习上进步很快，可在宣传队的表现却很一般，排演节目大不如前；可能是不太认真的原因吧，经常心不在焉，练“扑怀”动作，越来越退步了；有人在场，总显得很害羞，动作极不自然，人少时要好些，可向我“扑怀”时，她又总是满脸的红云羞涩。无人时，不知为什么，她微隆的胸部经常贴紧我，发出不该有的急促喘息声，让我“云天雾罩”不自然起来。有几次，她的脸竟触碰到我的脸，让我慌乱不安，六神无主。我那时还是懵懂少年，想不明白她究竟有什么心事，还奇怪她的泼辣性格为何突然间荡然无存了呢？

当得知我要离开，到乡下学校读书，她流露出不舍难分的神情；面对路江盈满泪水的大眼睛，我也难舍难分，可身不由己，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能带着美好的记忆，心酸地与她分手，结束这段朦胧的少年男女间纯真美好感情。

当年同班同届的同学，上完高中后，绝大多数到了农村插队，成为最后一批“知青”。大家既没有前几届那样幸运，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恢复高考后，又因受“文革”期间停课的影响，基础知识都太薄弱，没有能力像后来者一样，抓住高考的机会继续深造。路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回城后被分在厂矿企业，辛苦工作多年后，因改制等原因，也像许多同学一样下了岗，过着“寒衣粗食”的辛酸生活。

我离开路江后，在乡下几所学校辗转，一路磕磕绊绊，后来幸有机会去了外地上学，并在工作之地安家；由于相距遥远，同学之间断了联系，更无相聚的机缘。

两年前，我似乎與路江偶遇过一次。那天，我“酒足饭饱”从宾馆里出来，迎面相遇一个衣着寒酸容颜憔悴的妇人，在与我对视的一瞬间，她突然低下头，匆匆走开。她眉心的美人痣让我一下想到了路江，多年未见，到底是不是她？我不敢肯定，奇怪的是，她发现我回身凝望时，脚步明显加快了。

也许那人真是路江，可能为如今的悲苦境遇感到难为情，不愿与我相认。我体谅她，可无论锦衣华服，还是补丁寒衣，我心中的路江永远是最美的。

责任编辑：黄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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