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6从天涯到咫尺

李静涛

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上海一家艺术中心曾经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活动——《她们·风华绝代：宋氏三姐妹特展》。乍看之下有些离题，细细想来倒也合适：包括三姐妹在内的整个宋家都与孙中山，进而与孙中山周围的人有着不解之缘。

“我始终没怀疑过宋氏三姐妹之间的感情，但是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她们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又为自己的选择所累，身不由己。”林家有说，“自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里，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来往极少，只有一次相聚。不过，在抗战的前6年，她们共同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西安事变，共同感受到了国家命运的浮沉。”

裂痕

要理解十四年抗战中的宋氏三姐妹，首先要理解宋家这个特殊的家庭。“以宋嘉树为首，包括他的6个子女，算上他的女婿、儿媳，宋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非常深远。”尚明轩说。

宋嘉树生于海南文昌一个商人之家，父亲热心公益，后来家道中落。宋嘉树少年时前往美国闯荡，做过学徒、水手、牧师等。回国后，他结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宋嘉树思想开放， 3个女儿都在西方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童年、少年时代的姐妹三人同吃住、同玩耍、同学习，感情十分融洽。“三姐妹的性格有所不同：大姐霭龄老成庄重，老二庆龄温文尔雅，老三美龄开朗活泼。”林家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姐妹之间，尤其是宋庆龄和宋美龄在思想观念上出现了微妙的差别。留学美国期间，宋庆龄很早就开始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爱国思想日渐浓烈。宋美龄则相对单纯快乐，完全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尽管如此，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生活中依然是好姐妹。1915年，当宋庆龄决心嫁给年长自己27岁的孙中山时，宋家上下集体反对，宋嘉树甚至一度要和孙中山绝交。只有远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在信中表示赞成二姐勇敢的决定。

姐妹间出现裂痕，是在上世纪20年代。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决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追随者，宋庆龄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但是宋美龄不赞成。为此，两人发生过争论，很长一段时间互相不说话。“两姐妹政治立场的不同，大体上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尚明轩说。孙中山去世后，1926年末到1927年初，宋美龄随母亲到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得以和宋庆龄团聚。在武汉，宋美龄与苏联顾问鲍罗廷有过几次谈话，对共产主义理念非常排斥，由此与坚守三大政策的宋庆龄越走越远。

就在此时，蒋介石开始向宋家靠近。他曾对人说：“我现在有了地位，但缺少声望，所以我要和总理（即孙中山）身边的人多走动走动。”追求宋美龄是他接近宋家最好的办法。宋美龄对蒋介石有好感，但宋庆龄考虑到蒋介石可能背弃孙中山的遗志，叛变革命，同时认为他的人品也不好，表示了反对。这时，一向低调的宋霭龄出面了。1926年底的一个夜晚，宋霭龄在江西九江江面的一艘小船上，与蒋介石密谈，表示支持他和小妹交往。林家有说：“宋霭龄考虑的是孔家的商业利益。她相信蒋介石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因此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这就使她与宋庆龄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促使姐妹三人加速做出选择。宋庆龄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决裂。宋美龄从上海来到武汉，希望说服二姐改变立场，被断然拒绝，两人不欢而散。8月，宋庆龄在愤怒和失望中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和欧洲，开始了独立的政治活动。4个月后，宋美龄与蒋介石成婚。

虽然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宋庆龄不时流露出对姐妹亲情的眷恋。她常和人说：“美龄很聪明，拉丁文学得比我好，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钢琴弹得特别好……我们一起说政治往往不欢而散，我们完全是为了思想信仰的不同而分开的。”宋美龄的态度也很矛盾、微妙：一方面她没做过破坏私人感情的事，另一方面又对二姐坚决反对蒋介石很不满意。渐渐地，两人关系越发冷淡，基本上断绝了往来。宋美龄偶尔写信问候也只谈私事，不谈政治，有时候还由秘书代笔。宋霭龄已经随丈夫孔祥熙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与宋庆龄的关系同样疏远。“这段时期，她们的裂痕是因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随着宋庆龄的出走，三姐妹在空间和内心的距离都到了最大。”林家有说。

重聚

1931年，对于宋家和中国来说都不太平。

那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财政部长宋子文焦头烂额，正在全力“剿共”的蔣介石给他发来成堆的电报，要款催粮。7月23日，宋子文接到噩耗：母亲倪桂珍在青岛病故。据说，宋子文当时曾问给二姐的电报发出去没有，在得到“大姐不让发”的回答后，和宋霭龄吵了起来，坚持要通知宋庆龄回国奔丧。8月13日，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随后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宋家兄弟姐妹时隔多年得以重聚。

对于宋庆龄的到来，蒋介石心情复杂。“一方面，他对宋庆龄常年反对自己的态度怀恨在心，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显示自己与孙夫人是亲属的机会。”尚明轩说。然而，就在宋庆龄“因母丧回国，暂时拟留沪休养”时，蒋介石下令逮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几番努力，终于在狱中见到了邓演达，并承诺设法营救。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他的侍卫长跑来质问安排宋、邓会面的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胡逸民说：“这是孙总理夫人自己要求的，你敢不让她见？”

蒋介石深恐夜长梦多，密令戴笠将邓演达“斩决报来”。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战拉开帷幕。迫于压力，蒋介石暂时“下野”，但“下野”前还是杀害了邓演达。这对宋庆龄刺激很大，她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宣言，痛陈蒋介石专制独裁，声称国民党已经“灭亡”。随着这份宣言，三姐妹关系再次受到影响。

短短一个多月后，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突袭，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两天后，宋庆龄来到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部慰问，她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此后，宋庆龄冒着炮火多次来到前线慰问将士，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宋庆龄口中的“亿万同胞”也包括自己的大姐宋霭龄。面对装备先进的日军，十九路军损失很大，上海的医院已经收容不下伤兵，宋霭龄和宋庆龄姐妹俩紧急筹办了两所临时医院。在她们的带动下，上海各界人士纷纷出资，资助或筹办医院。年初的上海天气阴冷，宋霭龄和宋庆龄又发动民众缝制棉衣，几天之内，数万套棉服就送到了将士们手中。当时，上海的报纸曾以《孙宋庆龄夫人孔宋霭龄夫人与蔡廷锴将军在前线》为题，报道了姐妹俩携手抗日的故事。眼看姐姐们为抗战奔忙，宋子文也豁出老本儿，把自己属下的精锐部队税警总团拉到了上海前线，还亲自颁发了作战命令。在抗战初期，宋家成员的关系出现了一线缓和的曙光。

大义

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但蒋介石仍没有改变对日妥协的态度，最终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夏天，国民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华北告急。这年秋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直和中共保持着联系的宋庆龄得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当天晚上，她“一反往常的文静仪态，左手拿着一瓶香槟，右手拿着一瓶白兰地，端庄的脸上泛着红晕”，来到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住所，为红军的胜利干杯。

面对全国上下要求抗日的浪潮，蒋介石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困难。于是，他耍起了新手段——与中共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为了与中共“打通关系”，蒋介石派出几路人马，宋子文便是其中一路。他第一时间想到了二姐宋庆龄，请她代为联系。宋庆龄虽然与蒋介石决裂，但是认为这个做法符合民族利益，欣然同意帮忙。1936年初，宋庆龄托中央特科的董健吾将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亲笔信送往陕北，交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董健吾到陕北后，几经周转拿到回信，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宋庆龄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威望，为中共、为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事。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她努力在国共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然而，1936年12月12日，在各方均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正在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抗战的转折点，也是宋氏三姐妹由分到合的重要节点。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宋美龄“一下子晕了过去”。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何应钦等人蠢蠢欲动，希望借讨伐张、杨除掉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孔祥熙急忙找到宋庆龄，希望她在一份谴责张、杨，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声明上签字。宋庆龄摇了摇头，孔祥熙大吃一惊。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提到了宋庆龄拒绝的理由：“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孔祥熙听罢无言以对。

第二天，平静下来的宋庆龄把密友胡子婴请来家中。胡子婴原以为蒋介石被扣押，宋庆龄会很高兴，没想到她说：“能陪我去西安吗？”胡子婴问：“去西安干什么？”宋庆龄解释说：“去劝张学良放了蒋介石。现在何应钦他们唯恐中国不乱，如果蒋介石被杀，势必爆发内战，日本就有機可乘。”后来由于何应钦准备轰炸西安，宋庆龄前往西安的计划未能成行。

宋美龄急于救出蒋介石，却不知道中共的态度。她硬着头皮让宋子文找宋庆龄，想通过二姐探听中共立场。宋庆龄将宋美龄的话转达给了潘汉年：“美龄愿出五万银洋，保住蒋介石的性命。”潘汉年笑言，蒋介石的人头何止值五万银洋，接着又说：“您告诉宋美龄，我们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您劝劝她，派人到西安和张、杨以及我们商讨解决办法。我愿意到南京，见她和宋子文。”随后，潘汉年前往南京，转达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有了信心的宋子文和宋美龄先后赴陕，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宋庆龄不计前嫌，让宋美龄非常感动。她说：“二姐深明大义，不计荣辱恩仇，美龄甚为钦佩！”“在抗战前6年里，宋氏三姐妹有过共同对敌的合作，政见分歧带来的隔阂也一直存在。宋庆龄坚持全民族共同抗日，宋霭龄、宋美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还算识得大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关系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三姐妹的关系也渐趋好转。”林家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