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7份遗嘱，引爆“第一家庭”纠纷

俞懿春

弟弟妹妹指责李显龙捞政治资本，他本人主张由国家处理

围绕一座百年老宅，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家事纠纷已公开化，并成为由内阁调查、在国会讨论的重大事件。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仅两年多，其子女李显扬、李玮玲就与兄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公开决裂，指责李显龙阻碍拆除父亲的故居，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对新加坡来说，这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各界议论纷纷。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领导人的家事非小事，與新加坡的国事息息相关。这场纷争能否通过官方渠道终结，值得关注。

欧思礼路38号

引爆这场纷争的导火索，是6月14日凌晨3时李玮玲与李显扬在社交媒体上同时发出的一份声明。这份题为《李光耀的价值观哪去了》的声明长达6页，文中宣称遵从父亲李光耀遗愿、拆除李光耀故居的过程遇到阻挠，指责李显龙利用职务和影响力设法保留故居，以达成个人目的——继承李光耀精神遗产，借助其光环扶持自己的儿子李鸿毅进入政坛，为家族第三代从政铺路。声明中还对李显龙夫人何晶“渗透政界”表示不满。两人表示“对李显龙总理失去信心，对新加坡的未来感到担忧”。李显扬还声称，“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离开新加坡”。

这里所说的李光耀故居，坐落于欧思礼路38号，邻近新加坡地价最高的乌节路。这栋古朴的英式别墅由一名犹太裔商人建造，房龄已过百年。在2015年辞世之前，李光耀在此生活了70年，他的3个子女也在这里长大。这栋房子不仅记录了新加坡“第一家庭”往昔的美好时光，也在新加坡建国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此前李光耀和其他建党先驱曾多次在这所房子的地下室里共商国是，因此这里也可说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地。

李光耀任人唯贤，铁腕治国，将新加坡从一个资源匮乏的渔村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小红点”，赢得了本国人民的敬仰和世界的尊重。但他反对个人崇拜，早就公开表示去世后要拆除故居。不过，对这栋有着家庭、政治和历史意义的房子，李光耀在遗嘱里究竟是如何安排的呢？

人民行动党最近制作了一条视频，题为《关于欧思礼路38号李光耀先生真正说了什么》。视频中提到，李光耀遗嘱中故居拆除条款的前半段经常被人引述，即“我宣布，我和已故太太柯玉芝希望欧思礼路38号在我去世后，或如果我的女儿李玮玲想继续在那里居住，至她搬走之后，立即拆除。我要求我的每一个孩子确保我们有关拆除房子的心愿被执行。”而不太为人所知的该条款后半段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因任何法律或条规上的修改而无法拆除房子，我希望房子永远不开放给其他人，除了我的孩子、他们的家人和后代。”

视频称：“李先生清楚认识到房子可能会被保留。”并提到他2011年12月写给内阁的一封信：“内阁成员一致认为，欧思礼路38号不应如我所要求的被拆除。我考虑后决定，如果要保留欧思礼路38号，它的地基需要加固，整栋楼也需要整修。”

拆房还是争房

作为李光耀遗嘱的执行人，李玮玲和李显扬认为，将故居拆除才是父亲真正的心愿。他们在李光耀逝世后不久，就曾要求政府马上承诺拆除房子。2015年，他们公开李光耀遗嘱有关处置故居的内容，强调父亲在晚年时曾数次要求新加坡政府保证在他去世后拆除故居，以免成为“供人崇拜的遗迹”。在李光耀最终版本遗嘱的有效性上，李玮玲、李显扬也与李显龙有严重分歧。新加坡内阁设立了讨论故居事宜的委员会，但李玮玲、李显扬称这是在李显龙授意下设立的“秘密委员会”，并说这违背了李显龙本人在2015年做出的“不干预政府决策”的承诺。

而李显龙方面的说法则不同。事件爆发时，正在澳大利亚度假的李显龙做出简短回应，对弟弟妹妹选择公开家中纠纷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认为这伤害了父亲留下的精神资产。他和何晶也全然否认所有指控，特别是关于他要扶持儿子进入政坛的“荒谬指责”。李鸿毅也回应称：“无论你们在不在乎，我对政治真的没有兴趣。”

李光耀去世后，根据遗产分配安排，故居留给了长子李显龙。李显龙在声明中称，李玮玲、李显扬对此感到不满。为了化解纠纷，自己曾建议将房子以1新加坡元的象征性费用转移给李玮玲，但李玮玲、李显扬没有接受。之后，他按合理市价将房产卖给李显扬，并已将所得全数捐作慈善，希望“这能平息他们的不满”，不料后者选择将事件公开，“并且做出各种严重的指责”。

遗嘱最终版本是关键

由于李显扬、李玮玲不断发出指责和诘问，李显龙于6月15日公开了他此前提交给内阁委员会的宣誓声明摘要，提出对草拟与签署李光耀最终遗嘱的“九大疑问”，公布了许多细节。他透露，李光耀生前一共订立7个版本的遗嘱，前六个版本都由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柯金梨律师负责订立，而最终遗嘱却是在“极度令人不安的情况下拟定”，且突然有李显扬妻子林学芬及其律师事务所伙伴的参与，“似乎涉及利益冲突”。

59岁的林学芬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是摩根路易斯——腾福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分所的管理合伙人。在丈夫和李玮玲公开指责李显龙后第三天，她辞去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职务。

根据李显龙所述，2011年8月20日，李光耀首次立下遗嘱，包含了故居拆除条款，并决定遗产由3个子女平分。2012年11月2日，李光耀立下第六版遗嘱，称李玮玲可多分一份遗产。但2013年12月17日的第七份遗嘱中，李玮玲“额外一份”遗产被减去，遗产改为儿女3人平分；原在第五、第六版本中已删除的故居拆除条款则又出现了。

李显龙称，自己得知父亲遗嘱最终版本的详情后，查看林学芬、李显扬、李光耀等人的邮件往来，认为存在诸多疑点，怀疑父亲可能是在不知故居拆除条款重新加入遗嘱的情况下签下最终遗嘱的。李显龙并说，李玮玲“质疑过李显扬夫妇”，暗指李显扬夫妇有图谋李玮玲遗产之嫌。

对李显龙的说法，李玮玲与李显扬予以反驳。李玮玲称，李显龙“选择性引述我的话”，刻意制造烟幕。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多份与林学芬的电邮来往，以证明林学芬曾为她向李光耀争取遗产，自己并不怀疑李显扬夫妇。

李显扬则说，李光耀的最终版本遗嘱其实就是首个版本遗嘱，最终版本也是由柯金梨订立，而非李显龙所说由林学芬参与拟定。不过，柯金梨否认了李显扬的说法，称自己没有订立李光耀遗嘱最终版本。

李显扬也质疑李显龙所说的“李光耀不知道故居拆除条款已加入最终遗嘱”的说法。他上传了一份文件，显示遗嘱中这项条款旁有李光耀英文名字缩写LKY。他说：“如果李光耀在故居拆除条款旁标上名字，他怎么会不知道有此事？李显龙也持有这份遗嘱。”

李玮玲、李显扬表示，作为李显龙出售房产给李显扬的交换条件，2015年12月，3人联合发表声明，希望政府允许拆除故居的李光耀遗愿得到全面执行，并希望全体新加坡民众都能支持此事。然而，李显龙之后的作为让他们失望。两人认为，内阁委员会对探讨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毫无兴趣，只顾挑战拆除故居条款的正当性。

李显龙将在国会公开答疑

这次的冲突，并不是李玮玲首次公开挑战李显龙。2016年，她曾为《海峡时报》撰写专栏文章，反对在父亲逝世一周年之际举办多项“英雄膜拜式”纪念活动，并通过社交媒体指责李显龙“滥用权力建立王朝”。李显龙当时做出回应，对妹妹的言论深表难过，强调指控完全不实。而这次李玮玲、李显扬联合发起的攻击更是火力全开，不仅批评李显龙要建立王朝政治、公器私用，还提出了对司法独立、政府诚信等的质疑。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以他们的身份提出这样的质疑，很能达到吸引眼球的效果。这些问题在理智、冷静的时候提出，并不是坏事，但在“吵架无好话”的情况下讨论，就只剩下立场、没有是非了。

对“第一家庭”内讧公开化，许多新加坡民众感到痛心。6月19日，李显龙发表声明向国人道歉。他说：“过去一周，我与弟弟和妹妹的争执给民众造成困扰。这可能损害了国家的声誉，打击国人对政府的信心，我对此深感遗憾。身为总理，我就此向国人道歉。”

新加坡政界多位人士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新加坡内阁秘书陈基荣公开否认李显龙参与了内阁委员会的讨论。他说，委员会主要考虑的是故居的历史意义，以及李光耀的想法和遗愿。他也提到，委员会咨询了李光耀的3个子女，李显龙以长子的身份提供了他的看法。“总理并没有参与委员会的讨论。如他之前所说，政府对故居所做的所有决定，他都回避。”

6月17日，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发表声明，解释了政府为何成立内阁部长级委员会探讨李光耀故居处置。他指出，只要是有文化与历史意义的房产，包括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政府都有责任考量所涉及的公共利益。他说，这个委员会“不是秘密委员会”，是在他的指示下成立并由他领导，李显龙不参与任何相关决定。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负责文化保护、土地管理等工作的部长。

新加坡前总理、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也发表了意见。他是李光耀的老搭档，曾接替李光耀担任总理。无论基于政治资历还是个人交情，吴作栋在此问题上都很有发言权。他说，自己曾向李显扬转达政府的看法，但后者对推迟拆除旧屋仍感不悦。吴作栋说，他建议尊重李光耀遗愿，但也认为，如果拆除故居只是为了兴建商业大楼或私宅，“是对我们自己的精神资产不敬”。同时他说：“这些分歧再怎么严重，也不值得为了它们而毁了花一生时间建立的家庭联系。这不是他们的父亲想留下的家庭精神。新加坡人可促请他们私下友善解决纷争，或进行闭门磋商。”

然而，私下解决或是闭门磋商的可能性从眼下来看几乎为零。李显龙已表示，他将于7月3日国会复会时以总理的身份发表声明，回应对他的种种指责。同时，他也同意让全体议员自由提问和发言，希望这一彻底、公开的辩论能消除事件所带来的疑问，加强公众对体制的信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说：“李显龙的做法其实是李光耀确立的。”1995年，有人指控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和副总理李显龙购买房产时接受不当折扣，形同受賄。时任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李光耀也要求吴作栋把事件提交国会辩论。现在，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讨论李光耀故居处理一事，身为总理的李显龙也将在国会公开答疑。王江雨说：“这件事在家事层面不必评论，但在国事层面值得观察，这是‘新加坡模式运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