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复仇私斗之风

刘绪义

自先秦至明清，华丽的历史背后隐藏有一部血腥的复仇私斗史，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复仇记、武松血刃潘金莲等，历史和小说中人们无一不为主人公最终复仇成功而大呼痛快。撇开专诸刺王僚、聂政刺侠累、豫让刺赵襄、要离刺庆忌等著名刺客故事不算，社会上还演着各种各样的复仇剧。

复仇私斗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为血亲被杀而复仇，如《竹书纪年》记载了殷商先人王亥在有易氏淫乱被杀，其子上甲微借兵报仇故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伍子胥复仇，《史记》对此更是表达了高度的称赞：“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有的是因为怨恨而复仇。著名的“楚材晋用”，就是因为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等四个楚国大夫因为各式各样的怨恨离开楚国后，为晋国所用，对楚国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有的因自尊受到侵犯而报仇，如范雎就以“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而闻名；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流浪国外，路过曹国，被曹共公偷窥其洗澡而感觉受辱，即位三年后发兵灭曹；宋国南宫万曾被鲁国所俘，宋闵公戏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南宫万为此记恨宋闵公，便于次年谋乱，“弑闵公于蒙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君臣三人都与夏姬淫乱，有一次在夏姬家中饮酒之后，互相调戏夏姬之子夏徵舒长得像对方，夏徵舒闻听大怒，杀死灵公。晋国大夫郤克有足疾，奉君命出使齐国遭到了妇人的侮辱。回国即劝晋景公伐齐，不获允许，长期憋着一口气，终于等到成为执政大夫兼中军元帅之后起兵伐齐。孟尝君也曾因被耻笑而复仇。孟尝君过赵，赵人闻其名都来观看，原以为他是一个魁梧大人，不料竟是个矮个子“小丈夫”，便都笑他，孟尝君感到受辱，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吴起年轻时家产千金，游历求官不成，反而败掉了家业，乡亲们嘲笑他，他便杀掉了三十多个讥笑他的人。

有的是为君主或国家报仇。如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而灭纪。

复仇之风直接导致三大后果：

第一，复仇直接导致了社会上私斗成风。

血亲复仇的起源早于文明社会，进入宗法社会后，亲亲原则更加强化了复仇的责任。先秦作为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其复仇习俗为儒家所承继。《礼记》、《大戴礼记》、《公羊传》、《周礼》等文献对此甚至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形成了教条，由此扩展到君主师友等政治与社会关系中。

复仇与私斗纽结，个人之间的争斗忿怒常转为宗族、家庭、血缘集团间反复不解的仇杀。一人被杀后，为了预防其亲族后人为其报仇，就不得不将其亲属全部加以杀戮，即所谓“灭门”。有的还借助外力，因而游侠、刺客应运而生，卷入其中。至战国时，复仇报怨、私斗之风仍很盛行，私家专制人命，排斥公法，甚而报杀官吏亲属，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程大力先生认为，中国武术发达，绝大部分内容产生于私斗、用于私斗。

第二，复仇而导致的私斗对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二世而亡即亡于复仇。张良之所以追随刘邦，就是为韩复仇。其先人韩破，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后来张良寻得一力士，使铁锥重百二十斤。秦始皇东游，张良与刺客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为张良故也。张耳、陈余也如此结交少年“报父兄之怨”。《史记》载，楚之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是抱着复仇心理。到了秦末，全国各地“家自为怒，人自为鬬，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秦王朝的各级官员，要么被众多的复仇者杀害以响应起义，要么改弦易辙倒向起义军，秦王朝的覆灭才会如此之迅速。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风气，春秋时期老子提出了“报怨以德”的思想，试图说服人们结束冤冤相报的死结。然而，这一思想却遭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反对。《论语·宪问》中，孔子首先质疑“以德报怨”，否则“何以报德”？他干脆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是以对等的办法回报人家的怨。在他看来，以德报怨是不公平、不等值的。

因此，《礼记·檀弓上》载：子夏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于朝市，不返兵而斗。”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遇上则斗。《礼记·曲礼上》、《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由此产生了“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根深蒂固的复仇观念。

第三，鼓励复仇直接影响司法。

如果说《礼记》、《论语》赞成复仇还只是影响民间，那么，孔子在《春秋》中赞赏复仇则直接影响到司法。因为《春秋》不仅是儒家的经典，还是后世决狱的依据。孔子在《春秋》中认为“不复仇而怨不释”。他赞赏齐襄公灭纪，批评了鲁庄公没有复仇（襄公阴谋害死鲁桓公）却与齐襄公释怨。

后来儒家公羊学派的进一步提倡，对司法判决的影响极为深远。汉代以《春秋》断狱，为复仇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尊严在儒家伦理面前黯然失色。“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刑法志》）；“《春秋》之义，子不报父仇，非子也”（《春秋繁露》）。復仇情绪得以高扬，“睚眦之怨莫不报复”，为当时的价值取向和共同心态，上自王公贵胄，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生活在“怨仇相残”之中，造成相当严重的社会后果。淮南厉王刘长手刃仇人审食其，梁孝王刘武遣郎吏暗杀袁盎，寿光侯刘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沛王刘）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弑侯恭”等故事不断上演。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历史上也采取过不少办法对复仇私斗加以限制。

秦自商鞅变法始即采取了两手抓，一是将民气导向公战，一是严惩私斗（包括家庭宗族间的复仇）。秦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通过“重刑而连其罪”的措施，使“褊急之民不斗”。秦简《法律答问》中关于惩治私斗的条例有十二款之多。虽未根绝复仇私斗，但世风为之一变。史称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荀子入秦“观其风俗”，见“其百姓朴”，“百吏肃然”。

孟子也看到了“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的现实。《韩非子·六反》直斥他们为“活贼匿奸”，是“暴激之民”。《韩非子·五蠹》中指出：“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逞于勇而吏不能胜也。”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地官”篇中有为复仇而设的专职官吏“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调人”近乎今天的司法调解员，杀父杀兄之仇，尽量劝说当事人远离当地“避仇”，如果不避仇，调人就可以抓捕他治罪。如果是官吏依法诛杀有罪的人而被复仇的，则成为天下公敌加以捕杀。如果杀人符合义理，就使当事双方不要同住一国，劝令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要判死罪。如果吵嘴打架，就加以评断和解，不和解就记录下来，先行报复的要加以惩罚。《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郑国的游眅公然掠夺他人之妻，被其夫所杀，执政子展下令召还杀人者，并且禁止游氏不得复仇。

私人不再有擅自杀人的权利，杀人复仇须受公法制裁。但是，社会风气却仍然将其看作是贞廉之行。《韩非子·五蠹》指出：“今兄弟被浸，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君上之法犯矣。”张金光先生在《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中指出，秦简《日书》中民间尚有定“利报雠”的吉日，并主要存在于东方。有些审案官不惜做出“牺牲”官位甚至性命以保全复仇者。薛况在皇宫门口刺杀官吏，本是重罪，却因为是为父报仇符合《春秋》之义而从轻发落。

既然公法不允许私人复仇，到两汉时期，就产生一种变通做法“受赇报仇”，即买凶杀人。两汉上承战国之余烈，人民“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整个社会依然弥漫着浓厚的复仇情结。

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许多“轻薄少年恶子”、“淫恶少年”（班固语），他们“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史记·货殖列传》）。如郭解常“以躯借交报仇”，“少年慕其行者，亦辄为报仇”。原涉家养“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颖川“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戴子高“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汉书·游侠传》。他们名义上为“报仇怨养刺客”之“豪侠”，实际上成为武断乡曲的地方黑恶势力。

东汉复仇之风更浓。桓谭说：“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酷吏阳球组织轻侠少年数十人，暴杀辱母郡吏，“灭其家”。窦宪所养“悍士刺客满城中”。祭遵“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东汉南阳太守杜诗不惜丢官弃爵，“遣客为弟报仇”。酒泉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桓帝末，京都童谣曰：“河间来合谐，河间来合谐！”

《潜夫论·述赦》说：“洛阳至有人主谐和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他们又用财赇赂官府，“吏与通奸，利入深重”，“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形成盘根错节之势。因而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直指：“猾民伏其巧辩，讼魁曲为证佐，赇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乱。”

西汉鲍宣，东汉桓谭、张敏，都曾建议朝廷禁止“私相伤杀”，“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且不得赎罪。帝王也害怕这些势力发展，汉武帝将郭解灭族；尹赏捕杀长安“恶少年”；王温舒捕灭“河内豪奸之家”，“苛察淫惡少年”；涿郡太守严延年诛杀大姓西高氏、东高氏。汉成帝河平年间，京兆尹王尊捕杀长安“宿豪大猾”贾万、万章、张禁诸人。

然而，这种做法打击的只是“豪侠”势力，却没有改变其根本，汉世以“孝悌”治国，以血缘为纽带捆缚家国宗族为一体，因而民间对复仇者仍然给予普遍同情和赞誉。人们唯恐被世人讥笑为“忍辱之子”、“无耻之孙”。东汉时，血亲复仇甚至成了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之一。朝廷也陷入一种尴尬两难，因为如果“不许复仇”，又担心“伤孝子之心，乖先王之训”；如果允许复仇，又担忧“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因此东汉章帝制订了《轻侮法》，为私斗复仇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官方对复仇者往往宽宥。和帝虽然听从张敏之议废除此法，但“形同具文”。两汉的司法实践始终受制于这种礼与法的冲突、纵与禁的挣扎中，买凶杀人之风从未息止。

三国时孙策死于刺客之手，曹操报杀父之仇攻伐徐州，刘备为报关羽之仇发兵攻吴等故事，仍然可见复仇之风甚烈。

有唐一代依然纠结于此，陈子昂主张礼法兼顾，对复仇者依律处刑，但其复仇行为应予表彰，“宜正国之典，宽之以刑，然后旌闾墓也”。柳宗元则指出二者只能择其一，否则就会出现“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止”的麻烦。韩愈主张酌宜处之：“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此后儒家理学盛行的宋、明、清等历代都未能逃避这种两难境地。特别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民族复仇情绪一度高涨，也折射出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复仇情绪。

总之，在公权观念没有确立之世，复仇私斗始终成为社会一大景观，或隐或显。在张扬儒家传统文化的今天，这股复仇私斗风仍然值得人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