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人物札记

顾农

嵇 康

嵇康（224～263）是“竹林七贤”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著名的玄学家，也是成就很高的文学家，他的被杀更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嵇康，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与曹氏皇室为同郡同乡。其父嵇昭官至治书侍御史，但去世较早。他有一个兄长也当过曹魏较大的官。嵇康的父兄大约是追随曹氏集团在汉末的动乱中建功立业，从而进入统治阶层的；谯郡一带因为从龙有功而致腾达者颇不乏其人。

嵇康“幼有奇才，博览无所不见”，少年得志，与魏宗室通婚，成为曹操之子穆沛王曹林的女婿（一说孙女婿），官拜中散大夫，这就是他诗中所谓“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

可惜到嵇康成年以后，曹魏政权业已衰败，司马氏自立门户的形势日渐明朗，正始年间（240～249）两个权力中心（曹魏皇室、司马氏）并列的局面使许多人无所适从，隐逸成了不少士人的首选。所谓“竹林七贤”的林下之游正是这时形成的。七贤的核心人物是嵇康，《晋书·嵇康传》云：“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盖其胸怀所寄，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唯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其他诸人乃是嵇康的“郢质”，亦即可以在同一层面上交换思想的朋友。嵇康的另一位兄长嵇喜在为嵇康所作的传中写道：“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养性服食、弹琴咏诗、高谈玄理、潇洒出尘，嵇康的生活内容如此。他是一位全心全意的养生专家。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识时务者陆续倒向司马氏，竹林中的嵇康不改故辙，继续颐神养生，采药锻铁，过他的养生隐逸生活，而同司马氏集团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嵇康后来在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饷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嵇康厌恶行政事务，乐于优游颐养，希望过一种闲散自由、半神仙式的养生隐逸生活。中散大夫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具体任务的荣誉性的闲官，嵇康常常到山林里采药，又曾苦苦追寻当年著名的得道之士孙登，可惜没有得到什么秘诀的传授，反而挨了他一顿教训。在《游仙诗》里，嵇康抒写自己的理想道：

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

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

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

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

飘摇戏玄圃，黄老路相逢。

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

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

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

怡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

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

采药、服食、离别俗人，得“自然道”，过“飘摇”潇洒的神仙似的养生生活——这就是嵇康的理想。

当然，嵇康在远离政治的时候内心深处也自有其忧虑，《答二郭三首》云：“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懔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又《与阮德如一首》云：“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这些诗一再使用“岂若”、“未若”这样的字眼，表明他决心过隐逸生活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中心是为了在政治形势极其敏感之时有效地保护自己。

嵇康在政治上是不赞成司马氏的，但只限于态度，并没有任何行为。他有可能采取实际行动的机会只有一次，这就是《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世语》之所谓“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但这一记载恐怕不尽可信，正元二年（255）毌丘俭起兵于寿春，颇为仓促，在洛阳的嵇康很难与他有什么联系，嵇康也没有什么实力可以“起兵应之”；事实上首先提出此事向司马氏告发嵇康的是钟会，此人与嵇康有私怨，由他提供的所谓事实很难采信。嵇康与山涛密商，他如何能够得知？山涛从未提及此事。

嵇康寄意于神仙，向往服食养生，潇洒度日，都是真心实意的。他曾随王烈入山采药，又曾追随孙登三年，王、孙二公都是半神仙式的人物。嵇康认为神仙虽然很难学成，而养生长寿、精神愉悦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他在著名的论文《养生论》中写道：“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必有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这与先前曹操所说的“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观点完全一致。嵇康讲养生尤重精神上的修养，《养生论》又写道：“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在实际生活中他也确实能躬行其“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的主张，相当心平气和，极有涵养。《世说新语·德行》注引《康别传》说：“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仲（戎）在襄城，面数百，未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

嵇康一味致力于养生，信仰神仙道教，还集中地見之于他下狱后所作的《幽愤诗》中。这首诗的主题在于悔过，承认过去在政治上取不合作态度是错误的，向司马昭表示悔改自新；诗中表明今后要采取下述态度：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

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这无非是说，如能免于治罪，今后将躲进山林里去隐居修炼，颐性养生。嵇康入狱后还作有《述志诗》二首，承认“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今后的打算是：

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幽微。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

晨登箕山颠，日夕不知饥。

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

这种态度，就嵇康本人而言已算是彻底低头，而从司马昭那边来看则显得还很不够：你嵇康先前就是大讲寄意于神仙，讲服食养生，不肯为我们服务吗？现在虽然下了狱，还是说今后要遁入山林，颐养轻举，岂非死不改悔，继续顽抗吗？司马昭要的是嵇康洗心革面彻底倒向自己这一边。

嵇康被杀后，向秀“举郡计入洛。文王（司马昭）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接受教训，不敢再说什么“箕山之志”了，尽管这样做是完全违心、十分痛苦的。反观嵇康在《述志诗》里说过的“晨登箕山颠”，虽已有“惩难思复”表示悔改之意，而对方并非知音。总之，司马昭似未能区别嵇康先前的神仙道教色彩与今后打算之间在政治上的差别，只注意其外观上的相似，匆匆下令杀嵇康，实在失之于匆忙草率，所以他很快就后悔了。

司马昭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还是有些雅量的，他对阮籍不守礼法那样地宽容，他的许多部下都看不下去；对嵇康，司马昭一直也是容忍的，甚至还准备请他出来充当自己的属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所谓“辟康”当指辟为自己的属官。此事在山涛荐嵇康以自代之前。嵇康死后，他又注意拉拢“七贤”中同嵇康关系最为亲近的向秀。向秀曾追随嵇康多年，司马昭并未像后来某些帝王那样株连治罪，不过讽刺了他几句，要他为自己服务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嵇康与其说是死于司马昭之手，不如说是死于钟会的谗言，而钟会之所以要借刀杀人，置嵇康于死地，又不过报复私仇而已。

正是这个钟会，率先把嵇康化妆为司马氏最危险的敌人。此后人对嵇康形象的种种改塑，正是以钟会的胡说八道为其生长点。这实在是嵇康死于非命的悲剧之后又一可笑的悲剧，其影响至今尚在，妨碍人们认识嵇康的本来面貌。

从司马昭的思路来看，如果与曹氏皇室有姻亲关系的当今大名士嵇康能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倒向自己之一边，那在政治上舆论上将是极其重大的收获；山涛两度举荐嵇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前发生的。可是嵇康不识抬举，断然拒绝了。这时钟会建议杀嵇康，司马昭未听，他还要再看看。不久吕安事件发生，是否要逮捕与吕安有牵连的嵇康，司马昭拿不定主意，征求部属的意见，于是“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钟会注意迎合司马昭的帝王式思维，可谓工于进谗；而细读其说辞，嵇康其人的“负才”、“傲世”实为钟会本人痛心疾首的重点，这显然是因为他本人曾经至少两次在嵇康那里遭到冷遇：

钟士季（会）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携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秀）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世说新语·简傲》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世说新语·文学》

当年钟会如此狼狈，现在他打着“清洁王道”的大旗，巧择手段来报自己的私仇了。

嵇康下狱后写诗悔过，按说这正是司马昭罗致嵇康的极好时机，这时钟会又“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如果嵇康确有欲助毌丘俭的严重政治问题，钟会应当早已有所揭发，哪里会等到此时，看来这不过是他加重自己谗言力度的捏造而已。他之所谓“因衅除之”的提法尤为刻毒，意谓即使嵇康没有死罪，为了帝王大业（这正是司马昭一心追求的东西，当时已经白热化到路人皆知的程度）也应当拿吕安事件为借口杀掉他。钟会再一次深刻地迎合司马昭的帝王思维，终于得手，把他的私敌嵇康送上了死路。

从司马昭的角度看，他很可能本来对嵇康期望值过高，因此觉得悔过诗中所表之态远不理想，并且又为嵇康悔过诗中强烈的道教色彩所迷惑——他大约把嵇康始终不变的神仙道教色彩误认作始终不变的政治态度——再加上钟会反复进言，似乎也大有道理，于是将吕安和嵇康一道处死。嵇康虽已妥协求生，仍然得不到宽大处理，终归死于非命，对此钟会应当承担很大的责任。一辈子注意加强修养的嵇康于无意中得罪了这位也算是一个理论家的阴谋家，钟会就要置人于死地。在政局纷纭之际隐士实在不是好当的，书生气十足的诗人、玄学家绝对斗不过有文化的阴谋家，帝王式人物手下的鹰犬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东晋文学家孙绰曾为嵇康立传，又作《道贤论》，云：“帛祖衅起于管藩，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论颇中肯。西晋名僧帛远（法祖）于惠帝末避乱秦州，州人管藩與他议论，屡屈，“深衔耻恨，每加谗构”，帛远后竟为秦州刺史张辅杀害。就嵇康而言，“栖心事外”过隐逸生活本来是想远祸全身的，但一不小心“轻”了一下钟会，终于招致杀身之祸，造成了文学史思想史上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山涛与王戎

在竹林七贤中，山涛（205～283）与王戎（243～305）是两个另类，他们后来官都做得很大，且有圆滑世故、吝啬贪财的毛病，同先前的“名士”形象大有出入。所以刘宋时代的颜延之写《五君咏》，就把他们二人剔除，只咏其余五贤。

山涛在七贤中年纪最大，而且早就确立了要当高官的人生理想，而奇怪的是出仕于司马氏却相当晚，比阮籍还要晚。《晋书·山涛传》载：“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河南从事……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司马师），帝曰：‘吕望欲仕耶？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可知山涛之初仕在正始五年（244），中间一度归隐，要到司马师掌权时（嘉平三年，251）才重出江湖。查所谓“宣穆后”指司马懿夫人张春华，其母河内山氏是山涛的从祖姑，所以司马懿乃是山涛的近亲表舅。但是由于司马懿同这位张夫人关系恶劣，经常骂她为“老物”，这样山涛就不便向司马懿求官了；一直到要等到他去世以后，才以平辈表亲的身份去見司马师并迅速重新出仕——司马师是张春华夫人的亲生儿子。山涛与阮籍、嵇康等结为林下之游正在他一度退出政坛隐身不交世务之时。正始中后期政治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此时仕不如隐。等到高平陵之变发生，司马氏主持政局，此后又过了两年，形势更加明朗了，山涛这才去找表弟兄司马师，在他手下任职，稍后在司马昭当权时担任吏部郎，曾积极推荐嵇康出山，没有搞成。景元五年（264），司马昭出征叛变的钟会，安排山涛镇守曹魏宗室王公集中的邺城，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重任，稍后荣膺新沓子的爵位。晋王朝建立后，曾长期任吏部尚书，负责官员的安排，非常负责而老到，最后升到司徒，实现了早年“作三公”的理想。

山涛在选拔人才时为有关对象写过许多评语，言简意赅，很有知人之明，其有关文本后来集为《山公启事》，是公文史上的名著。嵇康的儿子嵇绍是由他推荐出来任职的，后来成为以鲜血和生命来保卫皇帝的著名忠臣。山涛当官很有一套，始终不倒，逐步升迁，人们总觉得他世故极深。但其实他并非一位圆滑的官僚，虽与时俯仰，而以退让为主，遇事颇有见解且大有先见之明，而又能意态始终相当潇洒，不失名士风度。

东晋玄学家孙绰评山涛为“吏非吏，隐非隐”，表示不能理解。这样的名士派官吏后来确实比较少，更没有什么从竹林里走出来的高官。但在西晋初年，确有一批这样的官员，即如七贤中另一位向秀，也是亦官亦隐。

王戎在晋王朝长期担任高官，最后也当到司徒。他的风格与山涛很不同，山涛是个清官，律己甚严，“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而王戎则一面当官，一面努力经营田庄，积累了大量财富，还有以权谋私的行为。他最著名的特色是无比吝啬，钱已经多得数不过来，而对待子女亲戚却极其苛刻，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世说新语·俭啬》里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他的心思都用在计算家产上了，所以简直不写文章，与他早年的神童形象形成残酷的对比。

但是王戎早年并不爱钱，曾经谢绝过巨额馈赠。他后来的吝啬贪财很有可能是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很容易忽然倒霉，而贪财只不过名声难听，反而相当安全。王戎大约即以此为韬晦的妙计，所以他不惜表演得相当过分。阮籍早年曾称王戎为“俗物”，那不过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到晚年，就外观而言，此公乃真成一俗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