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北洋系的政治离合

朱中原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长达十五年的政治流亡生涯回到中国。这一次他的合作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政敌袁世凯。

梁启超的政治声望此时已达于顶点，政治呼声也达于顶点。各派政治势力都希望这个立宪派的领袖、舆论界的骄子来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接下来他将面临人生又一次重大的政治抉择。在诸多政治势力中，与梁啟超纠合最久最深，关系也最复杂最微妙最深刻的，无疑是袁世凯北洋系。

立宪派与北洋系的纠葛与斗争

北洋系崛起于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因其曾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故成为北洋军领袖。

北洋系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一个巅峰。虽然发轫于清朝，但也是清王朝统治的终结者之一。不过，如果没有立宪派及革命党的介入，北洋系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由此，北洋系、旧立宪派、南方革命党构成了一幅规模宏大的民初中国的政治版图。在这幅政治版图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权力划分：北洋系和革命党是政治对手，一度成南、北对立之局，而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被夹在中间，一度与北洋系合作，共同对付南方革命党，但很快又被北洋系抛弃，转而与以岑春煊为首的地方督抚结盟，共同对付袁世凯。立宪派一直游刃于北洋系与南方革命党、地方督抚、满族亲贵“宗社党”之间，起着调和南北、平衡新旧的作用，对于巩固南、北和谈局势功不可没。

康、梁立宪派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恩怨自戊戌变法时即已产生。此后，康、梁一直致力于倒袁和除袁的行动。康为此还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保皇会组织，希求借助海外华侨与秘密会党组织武力勤王。但武力勤王的前提是，必须剪除慈禧太后的左膀右臂荣禄、奕劻和袁世凯。

长期以来，梁启超既将袁世凯当作头号政敌，但也一直试图与袁联络与合作，只不过碍于康有为，梁不能公开与袁联络。作为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要推动立宪，依靠保守的慈禧太后不行，依靠软弱无权的光绪不行，依靠没有操守的地方军阀不行，依靠旧官僚也不行，希望最大的唯有袁世凯。

袁世凯尽管在政治上与慈禧、荣禄等人属于同盟关系，但掌握满人政权的慈禧太后，从内心来说并不十分信任作为汉族官僚的袁世凯，再加上有另一个汉族官僚岑春煊的存在，使得慈禧无法彻底信任袁世凯。岑春煊虽然与康、梁维新派暗通款曲，但他对清廷的忠诚深深感动了慈禧，尤其是慈禧西逃时，岑春煊的救驾之功，让慈禧彻底信任了岑春煊，而岑春煊的存在，却成为袁世凯最深的恐惧。

正是有了这层关系，在袁世凯与岑春煊之间，梁启超左右徘徊，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朝，利用岑春煊倒袁。尽管梁启超与袁世凯有仇隙，不过，在梁启超看来，在除袁与反清之间，当然是以反清为上，除袁为次。在梁的计划中，倒袁与联袁甚至可以是一体的。何时除袁，何时联袁，乃因时而需，当然前提是为了立宪大计。

“丁未政潮”：北洋系与岑春煊之政争

考察梁启超与北洋系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同样与袁世凯北洋系有着尖锐政治冲突的另一个派系，即晚清以瞿鸿禨、岑春煊等为代表的朝廷清流派。清流派与袁世凯北洋系（也被称为“浊流派”）向来矛盾甚深。梁启超与这两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晚清，无论是清朝贵族中的改革派，还是袁世凯北洋系，抑或是以岑春煊、瞿鸿禨为代表的清流派，都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且都想借助于梁启超这个立宪派的精神领袖。

岑春煊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因1907年“丁未政潮”而扩大化，并以岑春煊、瞿鸿禨的被开缺而收场。但袁世凯在这场斗争中也元气大伤，实际获益者恰恰是立宪派。在这场斗争中，梁启超立宪派借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赢得改革与立宪的话语权。

“丁未政潮”是清末一次较大的政治风波。政潮始于1907年4月，终于同年8月，历时4月有余。由于这次政潮发生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既与预备立宪必然导致的权力再分配有关，又反过来影响了预备立宪的结果。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央与奕劻“深与接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执朝政”。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参与中央官制改革，全力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冀以内阁代君主，可总揽大权”，在地方官制改革中，袁与奕劻策划，把力图在立宪中有所发展的岑春煊远调边地云贵任总督，同时将自己的势力伸向东北，使时任东北的总督、巡抚皆为北洋班底。袁世凯借立宪排斥异己，发展本集团势力，自然激起了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反对。

在瞿的支持下，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纷纷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瞿、岑在参劾奕劻、袁世凯一党腐败的同时，又大力提拔立宪党人，“瞿、岑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在政潮中，瞿力举康、梁，并请开放党禁，岑则对江浙立宪党人大力提拔。瞿、岑之用心在于以立宪党人为奥援，廓清政治。

身在海外的立宪党人卷入了此次政潮。丁未年（1907）夏，梁启超与蒋智由、麦孟华等于日本组织政闻社，发行《政论杂志》，发表宣言，主张立宪，并在宣言中表示“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可见其立宪宗旨还在真心保皇，与袁世凯势不两立。所以政潮一起就引起他们的关注。留在国内的徐勤、麦孟华、何天柱等人不时将政潮的动向向康、梁通报。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其行踪路线，并由此制定了与岑会晤的计划。6月3日，梁由日抵沪。然而“沪道得端方电，到处访查”，使二人终未见面。

岑春煊与康有为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更非同一般。岑取道武汉入京的计划麦孟华就十分了解，并打算与岑一同入京，借此增加立宪派影响。岑曾表示“抵力相助”，只因消息走漏，未能成行。“丁未政潮”失败，岑到上海，麦孟华与他见了面，商议对策。麦孟华向他提出了缓就粤督、滞留上海、静观时局的建议。然而袁世凯指使御史陈庆桂大加参劾，攻击岑春煊以“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依为心腹云云”。岑春煊的开缺，使麦孟华痛惜万分，致书梁启超谓“（岑）已陷入全行失败之地位”。

袁世凯与“宗社党”之争

1908年，是康、梁密谋倒袁较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光绪、慈禧相继崩逝，康、梁遂加紧了倒袁的步伐，其所借助的，是与袁世凯有仇隙的满族亲贵。

袁世凯的复出，增加了一部分满族亲贵的不满，于是，辛亥前后，在康、梁立宪派与袁世凯北洋系、革命党之间，诞生了另一個与袁世凯和革命党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宗社党”。在清政府濒于瓦解之际，“宗社党”一度频繁活动于北洋系与革命党、立宪派这几个政治势力之间，形成了一个四角角力关系。

“宗社党”是由满族亲贵组成的一个重要政治组织，旨在反对袁世凯当政，对付革命党，推行君主立宪。核心成员由善耆、良弼、铁良、溥伟、载涛、载润等组成。以往的历史叙事中，虽然良弼被认为是“宗社党”首领人物，但良弼不过是年轻的台前人物，实际首脑人物是善耆。善耆在清朝贵族中属于亲王重臣，政治地位显赫，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善耆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协助下，建立了巡捕队，成为中国警察制度的滥觞。而且，善耆在晚清属于绝对的实力派人物，与立宪派、日本势力、满蒙王公、地方督抚等都广有联络。“宗社党”成员是清朝贵族的少壮派，大多有留学经历，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尤其是受到康、梁维新变法及立宪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且一直致力于立宪政治运动，以谋求满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宗社党”成员大多数是支持、拥护立宪的骨干分子，是晚清立宪运动中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

尽管宗社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但相比于革命党，清朝覆亡以前，“宗社党”与袁世凯毕竟还是属于政治同盟关系，只不过彼此有权争而已。在对付革命党上，二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在革命军的高压之下，虽然溥伟、善耆、良弼等人主战的态度十分坚决，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迷信武力。他们早就看出，这次起义其实是中国未来政体之争。旧体制难以为继，若想保全君主，就要“以立宪弥革命”。为此，他们注意到了海外的梁启超，并一直在京奔走串联，为立宪造势。

光绪、慈禧驾崩后，溥仪继位，载沣监国，在各派势力的运动下，袁被开缺回籍。但善耆对袁仍很警惕，秘密派人监视袁的动向。“宗社党”成员载涛在其《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提到：“袁住在彰德渔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

1911年“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被迫作出让步，摄政王载沣辞职，袁世凯复出，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取代载沣行使行政大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良弼主动请缨南下镇压革命军，但遭到了载沣和奕劻的拒绝，后又反对袁世凯复出，此时良弼遭袁世凯排挤，被夺去禁卫军统领实权，善耆、良弼、铁良、溥伟、载涛等人遂组建了“君主立宪维持会”。为扩大扶清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结满族军人，不停召集会议，并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恐吓手段，威胁清廷以载沣为主的主张共和的一派及袁世凯。当袁世凯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接受退位条件时，“宗社党”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战时皇族内阁”，由良弼出任总司令，准备孤注一掷与革命军作战。1912年1月下旬，“宗社党”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说袁世凯得饷已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

然而，就在“宗社党”与袁世凯的矛盾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二十四岁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的一枚炸弹，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1912年1月26日，良弼被彭家珍刺杀身亡。“宗社党”与袁世凯的斗争也以良弼之死而暂告一段落。

“联满倒袁”

“宗社党”坚定的反袁立场，曾让康有为大喜过望，康迅速制定了一个“联满倒袁”计划，联络“宗社党”便是其中的重要步骤。

“宗社党”台前领袖良弼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往来，并深慕谭嗣同的为人，对维新变法十分赞同。“宗社党”幕后领袖善耆更是立宪派的朋友。1901年12月，各省请愿团纷纷到京要求提早立宪，载沣拒绝接见，各衙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时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却出人意料地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听取他们关于立宪的主张，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期间的工作安排，并含蓄表达了他赞同提早立宪的主张。

康有为很早就注意到了“宗社党”成员的立宪倾向，并指示保皇会成员开展联络工作。

康认为，除袁必先离间袁的后台庆亲王奕劻，奕劻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总理大臣，位高权重。剪除奕劻，可以依靠的人有“肃”，即肃亲王善耆，善耆是康、梁与满族亲贵之间联络的中间人物。另一个人物是陆军部尚书铁良，铁良手握陆军部大权，可以制衡袁世凯。

梁启超1908年二三月间给康有为回信表示，已安排汤觉顿返国，秘密联络善耆及满族诸亲贵。汤觉顿是梁启超在国内开展活动的重要联络人之一，与宗社党善耆、良弼、铁良等人的联络都有赖于汤觉顿。梁启超认为“良弼乃宗室中最才者，而革党恨之最深，日思中伤者也”。是年3月，汤觉顿致书康有为，报告其与善耆联络事宜：“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去年项城入军机后，其地位颇危，谨乃能保……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

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务部主事长福发了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皇帝死得可疑，不能让奸贼逍遥法外，希望载沣等“定奇谋，成奇勋”。

由于康、梁在海外密谋倒袁，并参劾袁的同党庆亲王奕劻，使得外间有康、梁密联广东都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的谣言，于是袁力促张之洞奏请慈禧太后，揭发康、梁的乱政密谋，张氏对于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一向比较反感，深恐其留日学生为康、梁所利用，便毅然奏请解散梁启超的政闻社，通缉首犯，于是政闻社遭清廷查禁。

为了达到彻底除袁的目的，1910年11月间，梁启超还通过善耆给载沣上了一封万言书，历数袁世凯的罪状。在致善耆的书信中，梁启超建议彻底宣布袁的罪状：一是酿成朝鲜东学党之乱，以致引发中日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之际向慈禧告密，以致酿成两宫纷争。从此维新变法事业受阻，维新派长期遭受打击迫害，光绪皇帝被囚禁。三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煽动义和团变乱，并将义和团之乱引至京津，酿成中外惨祸。四是培植党羽，残害异己，又招权纳贿，虚耗公款，造成国库损失。

此时的梁启超认为，袁世凯以维新派的身份伪装自己，实际是维新事业的最大阻碍，只有除去袁世凯，中国的新政才能得以顺利实施。

康、梁分道：“倒袁”与“和袁”

袁世凯被载沣罢免职务之后，清廷立即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建立“皇族内阁”。所谓“皇族内阁”，即在载沣的新内阁中，大部分成员均为满洲皇族。“皇族内阁”的成立，引发了汉族官僚和梁启超立宪派的极大愤怒，这也是导致梁启超欲抛弃满族亲贵、发动宫廷政变的导火索，当然，也是梁启超计划改变的导火索，即由“联满倒袁”转向“联袁倒满”。而这正与康有为的策略相悖。

为了推翻“皇族内阁”，梁启超等人与掌管军咨处事务的郡王载涛及载洵建立起了联系，目的是为了拉拢与奕劻、载泽有矛盾的载涛、载洵，并以载涛取代载泽。载涛向梁启超打入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康有为门人潘若海问计，梁委托潘建议载涛一面收抚禁卫军，一面拉拢驻扎保定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谋划于1911年夏历九、十月间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消灭奕劻与载泽等，掌握政权。计定，梁启超即利用华侨捐献的大量金钱收买禁卫军。为了执行这一计划，梁几乎将1910年各方所得全部投入。

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在梁启超策动下，驻守石家庄的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守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驻守奉天（沈阳）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在滦州举行兵谏，三路大军紧逼北京，迫使北京立即实行立宪；与此同时，在宫廷内，梁启超以载涛控制的禁卫军包围紫禁城，逼迫监国摄政王载沣退位，解散“皇族内阁”。计定，梁启超即急驰回国，利用禁卫军实施上述计划，拥立时已担任军咨府大臣的载涛为总理，收抚革命党人，消弭起义。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即“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康有为同意梁启超的这一计划。

“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内部形成了一股极力要求袁世凯出山的势力，“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首先力荐袁世凯，认为朝廷应该立即请袁出山，改变目前困局“非袁莫属”。那桐甚至以辞职要挟朝廷同意请袁出山，奕劻则拒绝上朝。

袁出山之后，立即对参与兵谏的新军进行了镇压。就在梁启超整装待发之际，忽然得到袁世凯调毅军统领姜桂题率兵入卫京师的消息，导致政变计划横生阻碍。而且，袁世凯派段祺瑞暗杀了起事的新军统领吴禄贞。吴禄贞的被杀，导致梁启超宫廷政变挫败。

袁世凯出山时，清廷中即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于袁世凯，寄希望于康、梁出山，其中就包括以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这是一支坚决的保皇力量，他们既坚决反对共和，也反对袁世凯篡权，准备组织勤王军，并拟派人赴日本迎接康、梁回国，共同保皇。1911年12月6日（阳历1月24日），那彦图致电梁启超，请其速速归国保皇，“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梁启超对此不置可否，但康有为却非常在意，催促梁启超回国实施“联满倒袁”计划。

但梁启超并不赞成康有为的这一计划，他已经从内心承认清政府实际上被推翻的现实，也准备承认袁世凯掌握权力的现实，借以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动乱。对于康有为的新计划，梁启超给予了否认：“素以排汉为事”的铁良等人不可共事；即便能倒袁，也不能得全权，更无兵力维持秩序；民族主义已成潮流，不能与之为敌。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厉训斥，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回归师门。但是，辛亥之后，梁启超就再也不肯对老师百依百顺了。保皇派内部也对康的计划提出质疑。1911年12月16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等致函梁启超，指斥康有为的计划“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服从之理”。

从此，康、梁开始决裂。

梁、袁蜜月与决裂

在“滦州兵谏”及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载沣被迫交出行政大权，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职，控制京城，遂一连几封函电，敦请梁启超归国就任法律副大臣之职，其情辞之恳切、礼遇之恩隆亘古未有。对于袁的邀请，梁婉言谢绝，但却同时驰函为袁积极建言献策：“今惟有于北京、武昌两地之外，别择要区，如上海之类，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

梁启超虽然拒绝了袁世凯的殷切邀请，但他于当年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与康有为一起鼓吹“虚君共和”，也即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虚君共和”主张发表后，梁启超即遣人赴国内与各方联络，冀有所成。但革命派因主张和立场的不同未能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则别有所图，虚与委蛇。到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局面即完全改变。此时，“虚君共和”卒已成过去。

“虚君共和”固不能实行，梁启超随即又抛出了“开明专制论”，以为袁世凯的统治背书。“开明专制”是梁启超于立宪无法得以立即实施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治抉择。梁启超认为，与其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这是基于当时革命、专制与立宪相互较量且相持不下的一种现实政治局势下的施政策略，但不为当时人所接受，遭到了几乎眾口一词的批评。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明确表示，他所谓“开明专制”，并非是永久的，而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

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之下，梁启超开始了与袁世凯亲密合作的蜜月期。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的第十天，即1912年2月23日，尚在日本的梁启超即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为袁世凯稳定统治出谋划策。他建议袁世凯大借外债以渡过财政难关，建议袁世凯以清朝旧官僚集团为中坚，集合旧立宪派，拉拢革命派中的温和派组织大党，通过政党竞争战胜革命派，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

为了辅佐袁世凯的统治，梁启超成立了进步党，以与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相抗衡，走上了政党政治之路，希望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击败袁世凯的对手国民党，协助袁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大总统职位。进步党在国会两院中，围绕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教仁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多问题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斗争，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进步党都站在袁世凯一边。

不过，进步党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为了袁的专制，而是组阁，进而推行立宪。这是进步党和袁世凯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由于进步党积极支持袁世凯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有功，袁世凯终于同意让进步党出来组阁，于是组成了以熊希龄为总理，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立宪党人在内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列名司法总长。这个内阁虽然熊希龄为总理，梁启超只是一个司法总长，但实际控制人却是梁启超。熊希龄内阁组成后，梁启超为了实施他的政纲，替熊希龄起草了一份实施改造政治、发展经济的施政方针。梁启超在宣言书中踌躇满志地提出了许多计划，诸如改良司法，改革财政，裁军为警，发展实业、交通，普及教育等等，体现了梁启超“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事业”的雄心壮志。

尽管梁为了袁的统治苦心孤诣，肝脑涂地，然而，结果与他的设想差距太大。袁世凯为了称帝的需要，积极谋求与日本政府合作，向日本借款，并与日本签订了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当梁启超得知此消息后，愤然发表了几篇政论文章，痛骂袁政府的荒谬举措。

为了维护袁政府的统治，梁启超进步党不得不一再对袁世凯委曲求全。首先是接受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谬见，在宪法会议上议决“大总统选举法”，并依这个“法”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袁世凯为“首任大总统”。紧接着，在袁世凯授意下，熊希龄又被迫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追缴该党议员证书的命令上副署。但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1914年1月10日又下令解散了国会，从而为专制独裁扫清了障碍，熊希龄居然又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最后，袁世凯干脆以“热河盗宝案”迫使熊希龄于1914年2月12日辞去国务总理。事已至此，梁启超与袁世凯再合作下去已无意义，便以“一介书生，未谙从政”为由，坚决辞去司法总长一职。由此，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破产，梁、袁走向决裂。

在与袁世凯彻底决裂之前，梁启超连续致信袁世凯，以与袁促膝谈心的方式，开诚布公，痛陈实行帝制的种种不可行和不能行。除了在言语上进行殷殷劝解之外，在实际行动上，梁启超还鼓动袁的心腹、驻守南京的北洋军事统领冯国璋进京，当面向袁询问是否有实行帝制之想，袁予以否认（冯国璋虽为袁的亲信，但一直反对袁搞帝制）。

袁世凯的欺骗当然没能得逞。当梁启超意识到袁不可能回头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袁的道路，但他仍没有将事情做绝。他先是在《大中华》杂志公开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帝制惡行，进而又以老朋友和老部下身份，给袁写了一封诀别信，等于是向袁宣告了其反袁反帝制之立场。

而当袁世凯得知梁将要发表那篇讨袁檄文之后，立即派人送了二十万大洋给梁启超予以收买，但却遭到了梁的断然拒绝。于是，梁、袁关系彻底决裂，梁启超领导的护国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