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佛教

董名杰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在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城长安的官宦世家，少有才名，怀经邦济世之志。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十九年从地方调入长安为官。当时的唐朝先经安史之乱，又遭建中之乱，积弊重重，中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地方藩镇割据、民不聊生，柳宗元有感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决心改革求新，清明朝政，遂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后由于支持改革的唐顺宗为宦官所迫传位于宪宗，“永贞革新”失去政治上的最大依靠，仅半年便宣告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久居永州长达十年。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被召回京，旋即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到任后兴利除弊，功绩卓著，于元和十四年病逝柳州。柳宗元一生尊佛崇佛，不仅与诸多佛教高僧有着深厚的友谊，对佛家义理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其后期的贬谪生活中更沉浸于佛禅之中，创作了大量深含佛理的诗文作品，可谓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柳宗元：儒佛相济的思想家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数百年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日渐契合，至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佛教已极为兴盛，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皆尊崇佛教，佛教成为与儒家、道家相并举的文化信仰，三家合流之势也愈发明显，其时僧人多擅文辞，文人亦兼学佛理。柳宗元与当时诸多文人一样，出身儒学之家，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但又對佛理“独有所得”，意图“统合儒释”，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知释氏之道且久”，被苏轼赞为“儒道兼通，道学纯备”。在柳宗元看来，儒佛两脉虽不为同源之水，但亦有交汇融合之道，自信“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认为，佛、儒两家在诸多方面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是一致的，例如儒家极为倡导孝悌之义，佛家亦然，柳宗元言：“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再者，佛家素来以慈悲为怀，重“禅定”、常“静虑”，“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耕锄，本其静矣”，正如儒家“性善”、“性静”之说。柳宗元又把佛家戒律比作儒家礼制，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认为佛家戒律与儒家礼制皆是为规范所属信仰群体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而存在，进而达到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柳宗元极为崇佛，其“援佛入儒”的好佛之举也遭到了当时诸多致力于复兴儒学的文人士子的猛烈批评，柳宗元就曾自言“儒者韩退之（韩愈表字）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屠言，訾余与浮屠游”。面对好友韩愈的指责，柳宗元则回应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在柳宗元看来，韩愈等虽欲恢复儒家“道统”，但行为过于偏激，儒家先辈博采众长，老庄、墨家、法家等学说皆有所收，更何况儒、佛两家本就有诸多共同的价值理念，更应该互相弥补而非互相排斥，故面对诸多指责，柳宗元心性不改，依然坚定其“抚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的追求。

柳宗元的天台宗佛缘

柳宗元一生好佛，与佛教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诸多宗派均往来密切，但由于后期的人生遭遇，使柳宗元与天台宗的佛缘最为深厚。

天台宗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宗派，亦称之为法华宗，创建于隋，兴盛于唐，因其创始人智顗住浙江台州天台山而得名。中唐时期，天台宗经九祖湛然而中兴，在江南一带影响甚大。“永贞革新”的失败是柳宗元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柳宗元被贬于“南荒”永州，但也因此与天台宗结下深厚之缘。其谪居永州长达十年，虽名为贬谪，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万般孤寂无依之下，柳宗元有幸得早年于长安结识的高僧重巽相助，得以居于古庙龙兴寺。龙兴寺乃弘扬佛教天台宗的寺院，高僧重巽则是天台宗九祖湛然大师的再传弟子，柳宗元就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尊重巽为人生导师，在南宋天台宗僧人释志磐所著的天台宗佛教史书《佛祖统纪》中，柳宗元亦被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归入天台宗的法嗣之中。

由于久居龙兴寺，又与天台高僧重巽等交往甚密，柳宗元对于天台佛学特别赞赏，自言“佛道逾远，异端竞起，惟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天台佛学素以兼融杂博而著称，广采诸家之说而融会之，与中国本土文化十分契合，在义理方面，特别推崇“中道”之义，即“三谛圆融”之说，明一切事物皆是因缘和合而成，本无自性，是为“缘起性空”，但空缘于因缘的虚幻，故名假有，是为“性空缘起”，一切事物都是空与假的统一。天台宗所推崇的“中道”之义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虽并不等同，但有颇多契合之处。柳宗元得两家学说之精华，融合为自身治学处世的“大中之道”，并在《断行论》中予以详细论述：“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由此可知，柳宗元之所以尊天台佛理，不仅在于其与天台高僧的深厚情谊，亦在于天台佛理本身与对柳宗元影响深大的儒家学说有颇多契合之处，正好符合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治学处世追求。

柳宗元的佛理诗文

柳宗元一生好佛，但对于佛学义理的深刻领悟主要得益于其贬谪生涯，苏轼就道“子厚南迁，始究佛法”，正是被贬之后久居古寺，常伴青灯，使柳宗元得以潜心研究佛教义理，深受佛家文化之熏陶，加之失望于仕途抱负，痛苦于亲人离世，使其不得不于佛学之中寻求解脱，自言“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可见柳宗元本汲汲于政治的心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审美的趣味，并渗透于诗文创作之中。

在永州寄居龙兴寺时期，柳宗元就作《巽公院五咏》描绘了龙兴寺的有关事物和景色。

《净土堂》

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

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

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

清泠焚众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

《曲讲堂》

寂灭本无断，文字安可离！

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

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

趣中即空假，名相与谁期？

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维。

《禅堂》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

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

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芙蓉亭》

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

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

萧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

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

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

《苦竹桥》

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

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

俯瞰涓涓流，仰聆萧萧吟。

差池下烟日，嘲哳鸣山禽。

谅无要津用，栖息有馀阴。

五首诗俱以龙兴寺内建筑为名，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畅谈佛理，充满了诸多佛教的术语，表达了柳宗元摈弃红尘、一心向佛的虔诚之心；后两首虽着力描画山水景色，但景色之中深蕴佛家禅境，是为作者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

在龙兴寺久居也使得柳宗元得以潜心研究佛家义理，故曾作《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一诗来描绘自己习禅的心境。诗云：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诗歌前半部分写自己清晨至禅院读经，有感于世人追逐荒誕无名之事，却不深入了解佛经含义，后半部分则写自我沉醉于对禅院的清静幽雅，因习禅而深得禅趣，流露出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幽静的闲适之情。

柳宗元被贬一方，处理政务之余则寄情山水，流连自然，希望借山水之美来消除现实的悲情与感伤，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故诗文之中常以山水的空灵清幽之美表现自己平淡空寂的心态，正如佛家物我两忘、万念皆寂的境界。其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就写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柳宗元感悟于山水之清幽高洁，山水于其来说不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更是平静淡泊心境的映射。其身心早已与山水冥然化合，心神空灵，不知物我，这正是佛禅的至高境界。

章士钊先生在评价柳宗元习佛动因时曾说：“尝谓佛无论为禅为律，都具有两种诱惑力，一种能招致绝顶聪明人使之俯首，一种于失路英雄、左降官吏雅相契合，而此二者咸与子厚情况相符，因此无法使子厚与佛绝缘。”诚如章士钊先生所言，柳宗元一生尊佛崇佛，除了对佛教义理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希冀结合佛学与儒学以修身治世外，更与其人生后期的贬谪生活息息相关，政治的失意、现实的打击使柳宗元投身于佛禅之中，心境逐渐归于平淡，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柳宗元自身好佛之使然，又是现实和其人生轨迹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