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莫言小说的“内省型”构思方式

陈莉

摘 要：莫言小说的“内省型”构思方式，区别于“主题先行型”。“内省型”构思方式不是从一种思想或一个问题出发寻找材料，而是受一种意象召喚，作者在心中生成一种感受，随着感受的不断发酵膨胀，进而形成一种迫不及待的表达欲望及作品框架。这种构思方式的优势在于：容易形成多义性主题、独特的语言风格、提高作品产量等。

关键词：莫言；内省型；构思方式；主题先行型

莫言有不少“创作谈”，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以及《红高粱》，还有他用情最深的《丰乳肥臀》发表后，他都写了相应的创作谈，且无一例外地提到：他之所以写该作品，是基于某个意象或某个画面在他内心发酵了，并且膨胀得让他不吐不快。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否与莫言“内省型”的构思方式有关？这种构思方式又具备哪些先天优势？

一、“内省型”与“主题先行型”构思方式的不同

“内省型”构思方式不是从一种思想或一个问题出发，而是由一种意象开始，且作者被意象抓住后，内心生出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像面包一样发酵膨胀，进而产生一种迫不及待的表达欲望，由此构思生成作品，就是“内省型”构思方式。

与“内省型”构思方式相对的是“主题先行型”，即先有一个要传达的主题或者叫观念，然后再去调研、深入生活，寻找一些故事或者叫素材，经过多方整合动笔。“主题先行型”构思方式，现实主义作家用得较多，譬如路遥与陈忠实。路遥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1]这是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最初的动机，必须在四十岁之前干一件大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生活、搜集材料等准备工作，“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工程是庞大的。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2]至此，《平凡的世界》框架已经确定，主题、人物数量差不多都定了，可是意象与素材以及如何传达仍未形成。

陈忠实也明确提到自己创作《白鹿原》的动机及构思方式，“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文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十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3]在构思《白鹿原》这部作品时，陈忠实也是先有“大命题”的思考，才开始为这个大命题做准备，从1986年产生这个想法，到1987年构思完成，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直到1992年三月下旬，《白鹿原》五十万字的复稿才算完成。

二、莫言小说的“内省型”构思方式

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的直接缘由是：“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觉得这个场面特别美，很像一段电影。那种色彩、那种神秘的情调，使我感到很振奋。其他的人物、情节都是由此生酵出来的。当然，这是调动了我的生活积累，不足的部分，可以用想象来补足。”[4]莫言的同学施放，将此种构思方式归纳为“内省型思维方式”[5]。

事实上，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后，许多作品都沿用了“内省型”构思方式。在构思《红高粱》时，莫言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我小时候，气候和现在不同，经常下雨，洪水成灾，种矮秆庄稼会涝死，只能种高粱。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 ‘我奶奶那个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杆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到这里上演。确定了这个框架后，便着手创作，只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红高粱》初稿。”[6]这个写作速度是惊人的，《红高粱》发表后，记者问他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创作？莫言说：“当头脑里出现一个非常感人、非常辉煌的画面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一下子想起好多好多事来。”[7]“生活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事物。倒不一定是亲眼目睹的。譬如红高粱的画面。我确实不曾看到过如此浩瀚的高粱地，但是老人们经常讲起的传说，却不知在我的头脑里熔铸了多久。每次听，都要产生联想，都要在脑子里成像。”[8]有时候，“它是一种画面。譬如《红色淤泥》。那一群飞蝗，铺天盖地，把太阳都遮没了。一个阴惨的画面。下面还有一块红色的沼泽地。里面生长着形形色色的植物，奔跑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一匹红色的小马驹，在沼泽地里十分艰难地跋涉。这画面让人痴迷。”[9]于是便“更多的是调动起我所听到过的传说。”[10]这个访谈进一步证实了：由意象、画面生酵的方式是莫言构思小说的路径。

代表作《丰乳肥臀》的构思也是基于一个意象。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一节美术欣赏课上，孙教授携来的幻灯片里一张照片让莫言难以忘记，由此产生了创作这部长篇的想法。在《<丰乳肥臀>解》中莫言这样说：“一个据说是很古的人类不知用什么器具弄出来的石雕像。乍一看这雕像又粗糙又丑陋：两只硕大的乳房宛若两只水罐，还有丰肥的腹与臀，雕像的面部模糊不清。但她立在那儿简直是稳如泰山。据授课的孙教授说，这雕像是母系社会时期的作品，是生殖崇拜，自然也是母性崇拜的物化表现。当然也是伟大的艺术品，是一切雕塑的源头。我每当回忆起这尊雕像，就感到莫名的激动，就感到跃跃欲试的创作的冲动，就仿佛捏住了艺术创作的根本。但她让我激动、令我冲动、给我自信的原因是什么，却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述清楚的，也许真正的艺术所传达的精神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吧。[11]”

对于“内省型”构思方式，莫言有明确追求，并以此将他与一些作家区别开来。莫言的传记作者叶开说：“他写小说是先有题目，先有一个形象，一个生动活泼的形象，而灵感大发的。其他很多作家，则是先有一个主题，一个念头，一个思想，然后给这个思想找材料，自己身边没有这些材料，就去别人的生活里寻找，去体验别人的生活。[12]”

三、“内省型”构思方式的优势

莫言认为：“好的作品应该具备以下几个要素：语言的开创性与独特性；故事的独创性与多义性；思想的不确定性。[13]”

首先说，主题思想的不确定性与故事的多义性。“主题先行型”构思出的小说，中心思想一般都很明确。譬如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直接引用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引言就是他小说的主题。围绕《白鹿原》是一个民族秘史进行阐释的文章有：王仲生的《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畅广元、屈雅军、李凌泽的《负重的民族秘史》；常振家的《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李建军的《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等等。可见，陈忠实《白鹿原》的主题是明确的。又如路遥《平凡的世界》是“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14]这个主题也是明确的。

莫言说：“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题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15]“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16]《透明的红萝卜》写出后，徐怀中说：“这篇作品恐怕是属于那种用几句话不容易概括出主题的作品。”[17]莫言回应说：“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所以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出主题的。”[18]可见，主题思想的不确定性，莫言在创作之初就有明确追求。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写出了战争中丰富复杂的人性，但终究也难概括出一个可以共识的主题。女权主义者看到女性飞扬跋扈的生命力，爱国主义者看到了抗日主题，文青们看到了可歌可泣的爱情。正应了西方一句谚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红楼梦》。真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审美愉悦。《丰乳肥臀》是莫言最为看重的一部作品，主题更是众声喧哗：历史学者看到了它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颠覆；人类学者看到了“种的退化”；女权主义者看到了“母亲”形象的颠覆；文化学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衰落等等。试想，倘若用主题先行型的构思方式，怎会出现如此丰富多义的主题？又怎能提供读者一个可以“误读”的文本？可见，主题的不确定和故事的多义性得益于“内省型”的构思方式。

其次是，语言的独创性与开创性。莫言说：“我在创作《檀香刑》时，追求的是那种一泻千里的语言状态，这其中与语言的惯性有关系。某种语言在脑子里盘旋久了，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旦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冲击力，我是说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都控制不住，不是我刻意要寻找某种语言，而是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根本用不着多思考该怎么说，怎么写，到了人物该出场时，就会有人物出场，到了该叙事时，就会叙事。这的确是我自己写作时的状态。写《欢乐》时，我是在家乡的一座旧仓库里完成的，写到顺手时人都会哆嗦，像抽风似的，语言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不可遏制。我的侄子们从窗户外面看到我一个劲地写，连我自己也觉得神奇。”[19]莫言这种火山喷涌、一泻千里式的语言风格，自然很难与他人重复。一个面团发酵后，会产生什么气泡，能膨胀到多大，完全取决于作者由此生发出来的生命内驱力。在激情、灵感推动下的“内省型构思方式”，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语言风格。

总之，从1985年到1988年，三年多时间莫言写了两百多万字的小说。201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莫言小说全集”十六卷，包括莫言57岁之前出版发表的11部长篇小说以及30个中篇、70多个短篇小说。27年间莫言为什么会写出如此多的作品？应该与他“内省型构思方式”相关。这种构思方式不受既成观念的约束，靠着一种内在的生命激情，为自己长期积压的东西寻找宣泄出口，产量自然会高。莫言说他几乎是一口气写完了《欢乐》，一个中篇，他用一天时间完成。有时候，一个晚上写两个短篇小说。就是百万字的《丰乳肥臀》，莫言也仅仅用了一年就发表了。陈忠实的《白鹿原》从构思到出版，耗时六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构思到出版，耗时也是六年。陈忠实和路遥谈到写作长篇小说时，无一例外地谈到了创作的辛苦。路遥“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20]以此，宣告了他这场苦役的结束。莫言写作是一种自我狂欢，他采用从内而外的发酵，极大地调动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储蓄，在表达时才会进入一种奔放不羁的狂欢状态。当言语与生命激情互相催逼时，莫言就是想慢一些表达都不可能。

当然，这样的一种构思方式可能不够严谨，选择语言时也不那么节制，或如一些批评家说莫言的语言泥沙俱下。倘若多几遍修改，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总之，莫言这种“内省型”构思小说的方式，有不少优势，梳理出来以供更多的研究者完善、推广，也期待这样的研究能帮助一些初学写作的人从中获益。

注释：

[1]路遥著：《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

[2]路遥著：《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1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

[3]多人合著：《<白鹿原>评论集》，第394页。北京：人民文学，2000年7月第1版.

[4]莫言、施放等：《有追求才有特殊——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原载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5]莫言、施放等：《有追求才有特殊——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原载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6]莫言：《关于<红高粱>的写作情况》，原载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7]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原载于1987年1月17日《文艺报》.

[8]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原载于1987年1月17日《文艺报》.

[9]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原载于1987年1月17日《文艺报》.

[10]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原载于1987年1月17日《文艺报》.

[11]莫言：《<丰乳肥臀>解》，原载于1995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12]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第292页。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11.

[13]莫言：《作家和他的文學创作》，原载于《文史哲》2003年第2期.

[14]路遥著：《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1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

[15]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代序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16]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代序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17]莫言、施放等：《有追求才有特殊——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原载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18]莫言、施放等：《有追求才有特殊——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原载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19]莫言、杨扬：《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原载于《南方文坛》2004年第1期.

[20]路遥著：《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88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