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影响下的新叙事学

张小群

摘 要：叙事学的发展一波三折，20世纪80年代逐渐遇冷，而90年代后，其又走向了复兴，本文拟从叙事学对解构主义的借鉴与超越两方面来分析解构主义对叙事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传统叙事学；新叙事学

“叙事学”最早见于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他在该书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1]事实上，60年代中期以来，在结构主义思潮和俄国形式主义代表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叙事学逐渐形成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然而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叙事学理论便遭到排斥，逐渐走向衰落。但在90年代后，叙事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即“新叙事理论”。“新叙事学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2]在经典叙事学遇冷之后，西方学界对其现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已经死亡，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发展成了后经典叙事学。而我认为叙事学并没有走向死亡，而是在新的语境下带着更加丰富的内涵重新登上了舞台。正如马克·柯里所言“多样化、解构主义、政治化——这三者便是当代叙事学转折的特点。”“解构主义这个术语可以当作一把伞，在它的庇护下，叙事学中很多最重要的变化都可以描述。”[3]显然叙事学的发展与解构主义有密切联系，那么，敘事学在这样的语境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流变呢？

一、新叙事学对解构主义的借鉴

（一）反中心和意义确定

雅克·德里达是解构主义最初的倡导者，他在自己的三部作品中对解构主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旨在以结构主义为切入点，进而颠覆一切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固定结构，从而彻底解构以等级结构论和结构中心论为特征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作为从结构主义转型到解构主义的巴特提出了阅读是游戏，所指意义不确定等观点。他认为文本没有固定的结构也没有固定的意义。总之，以反中心、反意义确定为特征的解构主义对传统的结构主义发起了彻底的进攻。

作为解构主义叙事理论代表作的米勒的《解读叙事》有着明显的反中心思想，在文中，他指出“这个故事的意义根本无法确定。故事中的线索和叙事细节同时支撑两种或两种以上互为矛盾的阐释。”[4]并表示“传统叙事理论中的总意图观点是一个神秘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所谓意图，实际上什么都不是。”[5]他还明确表示“叙事之趣味在于其插曲或节外生枝，这些插曲可以图示为圆环、结扣、线条的中断或者曲线。”[6]显然，米勒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传统叙事学中意义确定、中心明确的思维模式。在叙述中，米勒还表示，叙事的开头和终结是不可能的，“中断”也难以明确划分。也就是说，叙述活动创造了无限的阐释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在其中找到唯一的正确的解释。米勒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或许，我们之所以需要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为了给出一个既未解释也为隐蔽的符号。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7]既故事的写作并不是为了深究根源，而是将一系列符号组合起来，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自行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建构。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柯里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例分析了解构主义对其的影响，比如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中的分析模式无疑吸收了福柯的考古学的方法，另外，她对男权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强烈批判，与德里达等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二）强调读者的创造性

解构主义者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的创造作用。巴尔特在《S/Z》中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使批评最感兴趣的作品不是那些可读的作品，而是那些“可写”的作品——那些作品鼓励批评家分割它们，把它们改写成为不同的话语，任意制造与作品自身相抵牾的意义游戏，读者或批评家的角色从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8]即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在自身对文本的阅读中创造出来的。显然，读者有着重要地位，新叙事理论的发展烙上了解构主义这一转向的痕迹。

米勒指出“阅读总是具有施为性质，而不是对信息的被动接受，因为过去的事件只能通过目前的语言行为方能在现实中起作用。阅读的这种施为性行为，不同于认识行为，因为在阐释活动中，过去的事件只能通过目前的语言行为方能被赋予意义。”[9]显然，米勒强调接受者对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当然，在接受过程中，读者的阐释必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对文本的解释缺乏客观性，这一点对经典叙事理论无疑是巨大的反叛。爱玛·卡法勒诺斯在论文中直接表示自己的功能分析符合巴尔特在《S/Z》中所运用的分析方式。她主张由接受者来阐释文本，并表示阐释依赖感知者的时空位置。即不同处境中的不同的人对文本的理解是变化的。在文中，她还表示，叙述者在构架框架时，制造了多条线索，显示了某些事件，隐藏了某些事件，从而引导接受者自行想象。很显然，故事就是读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其进行加工创造，从而建构文本意义的。显而易见，卡法诺斯不仅沿用了解构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解释意义的不确定性的方法还弥补了解构主义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由此可见，解构主义为新叙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二、新叙事学对解构主义的超越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与之前的理论存在承继发展关系，新叙事学在对解构主义的继承上，也对其有所超越。

（一）质疑不可知论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认为没有终极的所指意义，对文本意义的挖掘是无法得到最终明确的答案的，从而走向了不可知论，这也是解构主义无法走出的困境之一。卡勒在《论解构》中这样评价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细读千篇一律；解构主义批评不尊重作品的整体性或完整性；解构批评得到的是普遍性的结论。”[10]柯里不赞同解构主义对作品随意解读的行为，并明确表示“我们最喜欢的一些经典叙事作品由于解构主义的阅读而变得面目全非。”[11]在“作为虚构作品的文学批评”一章中，他甚至通过自己的解读对对德里达对《尤利西斯》的解读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新叙事学的另一人卢波米尔.道勒齐尔也不同意解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不可知，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文中，他对“可然世界”做出了简要的介绍，指出可然世界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建构的，但构成可然世界的构建的组建是会受到特定的总体性的限制的，因此对其的解读也并不是随意的、无

限的。

在《新叙事学》中，赫尔曼收集了大量论文，这些论文被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新叙事学，对解构主义不可知论的观点做出了反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见，在解构主义对文本解读的任意性方面，新叙事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

（二）关注作者和现实

“作者死了”明确体现出解构主义割裂创作者与作品的关系的倾向，是解构主义一大标签。他们认为作者完成作品之后就与作品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了。同时，作品与现实社会也没有关系，作品的意义只与读者自身的建构相关。而柯里认为，“宣称作者死亡和批评死亡的解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从作家方面来看，他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作家身份，也没有理由要加入理论小说创作者的行列。另一方面，所谓的“理论小说”并不能摆脱作者的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不是孤立地向内转的自我关照，它要通过社会性话语总体才得以实现。解构主义者所主张的去主体、消解小说与批评之间界限的文本写作，对其自身来说也是困难的。”[12]他认为叙事带有其他故事的痕迹，也就是说，叙事是无法被孤立的。卡法诺斯认为，“无论聚焦限于某个人物，或叙述者不时地揭示某个人物的感知思想，或被揭示的只是叙述者自己的感知和思想，读者在叙事文本中渐次得到的信息都依赖于随文本展开的感知和认知。”[13]换言之，作品中的叙述者的声音可以影响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

沃霍尔这样界定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是批评领域的一场后现代主义运动，它试图把文本置于历史语境的考虑之中，认为叙事形式与其生产者的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和民族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14]在上文的论述中，通过兰瑟对女性作家及叙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沃霍尔对其的评论是中肯的，显然，新叙事学与现实的联系是紧密的，这一点对解构主义而言无疑是一大反叛。除此之外，在對新叙事学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兰瑟、柯里等人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无疑也是对解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挑战。

三、总结

经典叙事学立足于文本而进行的科学分析方法为我们理解文本提供的新的思路，它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新叙事学在对传统叙事学的一定程度的反动以及对解构主义的继承与超越中不断的升华自身的内涵，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道路上，无论是对叙事学自身而言，还是对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而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托多罗夫.十日谈语法[M]海牙穆通出版社，1969.

[2][3][11][12]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5][6][7][9]美·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法·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14]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