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背影留给家人”

郑心仪

乌兰夫次子乌可力曾和别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解放战争时期你见过父亲吗？”

“没有，非说见到，只是背影。”

“那时候你多大？”

“十三四岁吧，那时候要打仗了，我在军政学院中学部当小兵。父亲来了，是来检阅部队的，我们排成队，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就这样。”

“他知道你在那里吗？”

“知道。”

这就是乌兰夫与家人的相处方式。他似乎并非一位称职的父亲和长辈。

乌可力对《环球人物》记者笑着说：“他在前方，我们在后方，都不在一块儿。”乌兰夫的外孙女石梅也说：“姥爷这一生其实没留多少时间给家庭。因为他面向内蒙古、面向国家，所以把背影留给家人。但对我们来说，这种背影就是传承。”

根：“红色之子”

1906年12月23日，乌兰夫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祖父云根元读过私塾、学过汉语，对子孙的教育问题很重视。乌兰夫的父亲云明亮是家中次子，曾入私塾读书，不仅精通农活，且蒙汉兼通，在那时的内蒙古并不多见。

因为家境殷实、家长开明，乌兰夫4岁就随伯父念书，后来又进入私塾馆，拜了两名汉人塾师，白先生与贺先生。白先生瞧不起穷孩子和蒙古族孩子。年幼的乌兰夫理解不了原因，也想不出解决办法，只觉得迷惑又委屈，但这个问号留在了心中。贺先生却同情穷人，尊重蒙古族人，对学生不仅教授知识，还讲一些辛亥革命、蒙古族英雄的故事。乌兰夫后来说：“现在回想起来，贺先生属于进步知识分子，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说得确切些，贺先生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启蒙教师。”

1919年秋，乌兰夫考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土默特高等小学校。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集会时，同学动员他去参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爱国运动。到了两周年活动时，他就主动参加了。乌兰夫开始明白，受压迫的不仅是蒙古族人，更是这个国家。1923年10月，他进入北京蒙藏学校，结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对蒙藏学校的学子很关心，常托人送去《新青年》等书刊。一天，乌兰夫和同学在宿舍聊天，一位留着平头、戴着无框眼镜、穿着灰色粗布棉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这就是李大钊。乌兰夫对这位领导五四运动的大人物很崇拜，听他讲解蒙古民族受不平等待遇的原因，心中那个久存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这年底，乌兰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9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自此把共产主义奉为终身信仰。

加入共产党后，乌兰夫很快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同时到达的还有张闻天等人。在莫斯科的4年，他听过斯大林等人讲演，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还为在莫斯科近郊举行的中共六大做过翻译工作。六大结束后，周恩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校长向他介绍了乌兰夫，并称赞道：“他的俄文学得很好，已是出色的翻译了。”周恩来笑着跟乌兰夫握手，说：“好，好，你是蒙古族，希望你努力学习，将来把马列主义带回内蒙古去，为内蒙古民族的解放服务……”这是乌兰夫与周恩来的初见。1929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内蒙党组织被摧毁殆尽之际，乌兰夫决定回到祖国、回到家乡。在他的行李中，放着俄文版《资本论》。

回国头两年，乌兰夫的主要任务是在内蒙古传播革命思想、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他以家为活动基地，常与同伴在此开会，6岁的长女云曙碧则爬到屋顶，承担起站岗放哨的任务。有一次，云曙碧看到几个人骑着马向自家走来，赶紧告诉父母。乌兰夫和同伴立即转移，躲过了一场抓捕。云曙碧曾回忆：“事后父亲说：‘孩子你知道，你办的是件大事呀，看来我们的小姑娘长大了，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的工作转向武装抗日斗争。在戎马倥偬之中，家人是他最深的牵挂。乌兰夫故居中至今保存着他写给妻子的家书：“云亭：别来无恙，二老安否？孩儿还是那样快活？我虽在千里之外，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你们，盼早一天见到你们。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部队现正在休整，不日即重返抗日前线，以利再战！致全家安康。夫致笔，民国二十五年。”

乌兰夫常年在外，全家老小无处安身，他就把长女云曙碧、长子布赫送去延安。1941年，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乌兰夫的身份在内蒙古暴露，不得不带着妻子、二子乌可力和三子乌杰奔赴延安。一家人在延安团聚。布赫后来说：“这样父亲就把我们一家人都带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除了举家迁入，他还发动大批本民族出身的年轻干部，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学习。这批青年后来成了建设内蒙古和新中国的骨干力量。

乌兰夫入墅读书时，被取名云泽，“云”是其家族族姓，但蒙古族的名字常不带姓，如“布赫”“乌可力”都是名字，在蒙语里是指两种不同的牛。来到延安后，他把名字改为如今人们熟知的“乌兰夫”，并沿用一生。“乌兰夫”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红色之子”。

子：送我两匹马，穿梭战火中

烏可力对我们的讲述，就从延安开始。83岁的老者，发如银霜，手边放着一根拐棍，但对70多年前的那段日子，依然记忆清晰。

“我们一家骑着马从鄂尔多斯去的延安。因为国民党一路派人追，我们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赶路。母亲让我们卸掉行李，轻装前行。就这样，原本三四天的路，还走了20多天。”在乌可力心中，比起沿途的危险，倒是那段骑马的经历更值得说道，“除了我，没有谁的孩子是骑马到延安的，他们都羡慕我！后来我还骑马去上学。”

一到延安，7岁的乌可力就被送去著名的“延安保小”，那里收留着因父母在前线作战而无人照料的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四五个孩子住一个窑洞，分一个照管的阿姨。乌可力第一天上学，就因迷路迟到了。到了晚上，照管的阿姨把三块木板拼到一起，铺在一个大水缸上，给乌可力当床。结果他半夜起来上厕所，把水缸打翻了。“我那时小，就瞎想，水缸太危险了，我淹死了可怎么办？不行，要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马跑回延安另一头的父母住处。我在家待了一天，遇到从前线回来的父亲。他一听我说完，气得不行，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又把我赶回了学校。”

虽然一家人同在延安，彼此相见的机会却不多。等到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一家人再次分离。这时乌兰夫已被任命为绥蒙政府主席，先行离开。孩子们中，已成年的云曙碧、布赫去了前线，小一点的乌可力、乌杰随家属队伍转移到锡林郭勒盟。那时一部分干部子弟被送到苏联和蒙古国学习，乌可力和弟弟原本也要被送走，但乌兰夫不同意。“全国解放后，我专门问过父亲这个事，他说：‘你们都走了，家里谁打仗？战争环境，正是锻炼的好时候。所以我们一家人虽然分开，但都留在了中国。”当时只有14岁的乌可力因为马术很好，当起了通信员，平时看管仓库，有事就骑马去送信，穿梭在战火硝烟中。

“您父亲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大家都习惯了。”乌可力满不在乎地一摆手，“父亲后来还派警卫送了两匹马给我，鼓励我的工作。都是好马！”

1954年，乌可力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兵器专业。由于俄语入学成绩居前5名，他可以免修俄语，就学了德语。读了3年后，被选送到中国科技大学，在动力系学习空气动力学，做过钱学森的学生。他读书时就参与研究人工降雨和固体火箭发动机，毕业后负责歼—7、歼—8战斗机的风洞试验和计算工作，还成功研制出无机耐高温涂料，填补了两项国内空白。1985年，乌可力从科研一线退下，带领航天代表团向美、法等国推荐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

“同学和同事知道您父亲是乌兰夫吗？”记者问。“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每次一起吃饭，他就提醒我们，要凭自己的本事，不要到处讲他是我爸爸，所以我没有特意说过。而且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是我爸爸，也不能让我考试成绩从60分变100分嘛！”乌可力说。

孙：我现在理解了姥爷

乌可力的感慨，云曙碧的女儿石梅也有同感。石梅是乌兰夫家中第三代里与乌兰夫接触较多的，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她坦诚地说：“现在多少落马的官员，都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以前有人说：‘石大姐，你太低调了，大家都不知道你是乌老的外孙女。我想，我还要怎么高调？拿个喇叭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有靠这个的吗？没有。我姥爷这么教我父母，我父母也这么教我。”

因为父母工作忙，石梅从小就吃食堂，学会生活自理。母亲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搞一天卫生，周一又离开，一周只见这一次，而父亲有时一个月都见不到。“那时我父亲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担任盟委第一书记，长期待在乡下。哲盟为什么能被周总理称赞为塞北的粮仓，在国家困难时提供粮食？就因为大家都这么工作。我姥爷也是，用足迹丈量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我们从小习惯了的家庭生活环境。”

采访时，石梅的手机突然响了。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旧的功能机。记者颇感惊讶，等她打完电话，忍不住问：“您怎么不换个智能手机？”“我又不玩微博、微信，平时只接打电话、发短信，这样的就够了。我们家人不讲究这个。”

在石梅看来，这种不讲究，尤以外祖父为最。1987年，在北京办完事后，她去看望外祖父。两人一聊就到了饭点。乌兰夫便留她一起吃饭，石梅爽快地答应了，“这是第一次陪他吃饭，挺好奇他吃些什么好东西”。结果饭菜让她大吃一惊——清淡的四菜一汤，其中的玉米面发糕已经发黑。

“姥爷，您怎么就吃这个？”

“吃这个怎么啦？”

“这一看就是放了三五年的陈粮。我们内蒙古的农民吃的都比这个好，都是新粮呐！”

“城里的粮食不如农村，粮店可能没新粮吧。”

“下次我从乡下捎点白玉米面来，比这好！”

“不麻烦吗，好弄吗？不要搞特殊啊！”

“我自己花钱给你买，不麻烦，不搞特殊！”

“不需要讲大道理，不用，他就用这些细微的小事感染你。”石梅对记者说，“如果领导干部都能严于律己，抓早抓小，现在的党风会更好。”

“我们家都是治家以严。我二舅乌可力的女儿乌兰辽娜，上世纪80年代下海去了深圳，到地方后用公司的电话报平安，都被二舅骂，因为电话是公家的。我也是，以前国家分给父母的车、电话都不让碰。”石梅虽以这样的治家方式为荣，但也藏着一份“委屈”。她的父亲石光华16岁在延安参加革命，后被派往内蒙古工作。在她看来，父亲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不公平”就来自于乌兰夫。“姥爷很信任我父亲，但一直压着不提拔，因為他作为自治区的领导，得做出表率，要从大局出发。”1987年，石梅终于在看望乌兰夫时，把心里的不平说出来：“您老说一视同仁，可这叫什么一视同仁。我父亲从1954年起就担任哲里木盟委第一书记，一直当到‘文革前，‘文革后继续当，前前后后20多年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您也承认他优秀，难道因为是您女婿就不提拔？”

石梅说这话时，父亲已经去世。“文革”中，石光华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哲盟的代理人”，眼睛因此受伤。“文革”后，他为了给国家省钱，放弃去国外治疗，1985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64岁。石梅想起父亲的一生，一边对外祖父抱怨，一边有些哽咽。“姥爷那时沉默许久，然后说：‘孩子，你以后会懂的。随着岁月流逝，我现在理解了。在姥爷心中，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他之所以对我父亲‘不公平，是因为党和人民需要父亲留在那里，管好那片粮仓。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中国。这种对国家、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就是姥爷留给我们家族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