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人家

鲁兆周

去年暑假，我来到黄山脚下，探访“桃花源里人家”。

坐落在黄山南麓的黟县，自古便有“桃花源里人家”的美誉。黄山古称“黟山”，黟县因黄山得名，境内山川秀美，连绵的峰峦与黄山连为一体。如果把黄山比作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黟县则是这部交响乐中一曲动人心魄的瑰丽乐章，而黟县境内的西递和宏村，则是这部交响乐中最为美妙的两个音符。

黟县境内分布有数百个聚族而居的古村落。西递和宏村，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徜徉在这些古民居中，粉墙黛瓦，古木参天，一股古朴、厚实却又奢华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你充分感受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我们的先人在与自然和谐统一方面的朴素追求，如同漫步在久远的中国历史文化长廊。这些奇迹的创造者，正是明清之际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徽商。清朝中叶起，经过百余年的资本积累，徽商已雄踞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今天，当你来到西递和宏村，踏着光滑而并不平整的街石，两旁的商铺鳞次栉比，小商贩们正在出售着粗糙的工艺品，为一些蝇头小利与游客讨价还价，在巨商的背影里做着最小的买卖，哪里还有过去徽商气吞万里如云的风采！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徽商的衰败乃至消亡呢？普遍的结论以为，曾经为中国近代商业的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徽商，因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敢把辛苦积累的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的经营，而是消耗在追求自身和家人的享乐之中，最终导致“徽商”这颗璀璨的星座，在历史的星河中逐渐暗淡、陨落。当然，还有战争，尤其是近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下游一代的经济发展，其破坏程度则是毁灭性的。

我认为徽商的最终衰亡，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观念没有在商业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发生蜕变。在宏村，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承志堂”，它的主人汪定贵在经商发财后，曾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的官衔。在封建社会，步入仕途，当官做老爷，是绝大多数社会精英的首选目标。在“承志堂”，正对中门的前厅楹梁上，雕了一幅“宴官图”，展示的是一群京城的达官贵人在花园里饮酒作乐、歌舞升平的画面。画面上的人物，个个风流倜傥，悠然自得。从中门步入的贵客，仰望着 “宴官图”，无不意气风发、血脉贲张。汪定贵虽是徽商中的翘楚，但经商和入仕这两块在封建社会天平上分量悬殊的砝码，又让他愤愤不平。于是，他别出心裁地在中门两侧的边门上方，雕了两个硕大无朋的“商”字形图案，从边门出入的人们，不论他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通通都在商人之下。但尽管如此，他仍不敢在中门上雕刻“商”字图案，在他的心目中，入仕和经商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代巨商这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近乎病态的心态，也就一览无余了。

崇尚儒学的徽州，被尊为“东南邹鲁”。被胡适先生戏称为“徽骆驼”的徽州先民，审时度势，筚路蓝缕，告别穷山恶水的家乡，跻身于强大的徽商行列。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熟读诗书、博古通今的知识分子，在经商的过程中，殚精竭虑，有着较为科学的经营思想和理念，常常能“以一获十”地牟取暴利。

为此，许多徽商在功成名就之后，便选择了办学这条路，千方百计让子孙后代走上仕途，光耀门庭。由此带来徽州民风十分重视科举，毗邻黟县的休宁县，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状元县”。在南屏村，李氏族人中未出过状元，只出过解元、会元，故只凿了口“两元井”，寄托遗憾。在黟县古城，有处“三元古井”，乃吴氏祖先所凿，吴氏先人受民风熏陶，迫切希望子孙能读书做官，他们凿井时，在方形井箍上凿出三个圆形井口。吴氏族人每日来到井边，从这三个圆形井口中汲水、提水，所影射的“三圆汲提”便是科举考试中“三元及第”的谐音。徽州人重视教育，期盼子孙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迫切心情昭然若揭！

一大批成功了的徽州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他们犹豫过，彷徨过，最终还是把子孙的命运绑上科举考试这辆早已支离破碎的牛车。明清以降，光西递胡氏家族走上仕途、实授官职的就有115人，各类生员多至298人。这种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结合的途径，使西递胡氏家族的财富急剧增加。西递，这个宛若升起了风帆的船形村落，真的能“直挂云帆济沧海”了吗？徽商，如果割断了与经商的血脉联系，他们尽管能够辉煌一时，创造出各种大小不一的人间奇迹，但不经意间作为徽商延续生命的脐带也就给割断了。

教育，是皖南古民居里流淌的永恒主题。在宏村，奇妙的“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屋为身，凿湖为牛肚，引泉为牛肠”的牛形村落，以其独具魅力的仿生学构造，让游人叹为观止。南湖书院，以其超凡脱俗的风骨，矗立在云蒸霞蔚的南湖之畔。

南湖書院占地6000余平方米，分左、中、右三大间。左侧，悬挂着南湖书院的匾额，首进为木栅门厅，二进为书院正厅“志道堂”，系教书授业之所，三进为“文昌阁”，供奉的是朱熹的牌位——明清两代，朱熹倡导的理学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加之朱熹祖籍又在徽州，所以徽州的大小书院中，大多供奉的是朱夫子的牌位。宏村的汪姓子孙，在中厅的“启蒙阁”接受完启蒙教育后，方能进“志道堂”听讲，后厅的“会文阁”则是宗族中的有文化的人谈诗论文、以文会友之所。年复一年，南湖书院为宏村汪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贤能的后人，诸如清末内阁中书汪康年、民国初年代理国务大臣汪大燮、徽商巨子汪定贵等均在此受过启蒙教育。

有人把南湖上的石拱桥形象地比作一支蓄势待发的羽箭，箭尾处的南湖书院便是这支箭的力量源泉，那些从羽箭上飞出去的读书人，便如一枚枚犀利的箭镞，越过了层峦叠嶂的大山，在高天流云下翱翔。

除了像南湖书院这样规模齐全，已基本具备现代学校设置雏形的宗族书院外，走进徽州古民居，随处可见供子孙读书的书房。徽州古民居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一所泽被子孙后代的艺术宝库。在古民居，一些耐人寻味的楹联、格言俯拾即是：“朱文公居家有四本，读书，起家之本；勤俭，持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它们充分体现了主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追求和向往，对人生的深刻体味和对自己及子孙后代的劝谕告诫。读书，在徽州人的所有追求中，处于最为突出的地位。

这些楹联、格言形成的文化氛围，散发出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不仅提高了徽州古民居的观赏价值，更主要的是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劝学氛围，让子孙后代耳濡目染，把读书的重要性渗入到他们的血液中。徽州人这种朴素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这种苦心孤诣，从读书人书房里木雕上的花纹也不难看出。

探访徽州古民居，从屋里到屋外，从地面到屋顶，集砖雕、木雕、石雕、彩绘于一体，铺天盖地，简直可以称之为一座完整的工艺美术宝库。唯有读书人书房门楣和窗棂上的木雕图案是单调抑或丑陋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图案呢？粗细不等、规格不一的木条纵横交错，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赏，也丝毫发现不了它的美感。原来，匠心独运的徽州人，故意为这些读书人设计了这种“冰裂图”，“冰裂图”又名“寒窗”。此时，我才幡然省悟，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给我们留下“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格言了。

然而，如此重視教育的徽商，这颗中国商界璀璨的星辰还是陨落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看还是古代教育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向来是重文轻理的，大量的社会精英始终把走上仕途当作人生的唯一追求。这也难怪，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心目中，“功名利禄”这四个字所占的位置不是一般的重要，也不是很重要，是最重要，是他们生命的全部，是他们拼尽一生的全部追求和寄托。中国的读书人除了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别的追求。这就是明清之际萌发于草根阶层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会昙花一现的直接原因。尤其是钱商教育在古代教育中的缺位，是导致徽商衰亡乃至近现代中国的经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国民财商素质差直接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中小学普及财商教育势在必行。对孩子们进行财经知识的启蒙教育，激发他们对经济运作的兴趣，从而帮助他们培养必须具有的知识技能，是赋予基础教育的又一神圣使命。我们必须要加快步伐，实际上，我们动手还是太晚了。走进徽州，面对的无论是“桃花源里人家”，还是“中国画里乡村”，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咀嚼着“徽商为什么衰亡”这枚苦果，我深深地为财商教育在中小学的缺位而担忧。

“想了解中国古代帝王生活，请到北京去！想了解中国明清平民生活，请到黟县来！”这是黟县为宣传自己所作的广告词。在黟县，我们不仅看到了所谓的平民生活，也看到了生活在桃花源里人家的繁华和奢侈。桃花源啊，永远是我们中国人梦萦魂牵的生命和灵魂的栖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