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燕于飞

李筱懿

一个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在展厅门口转身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向来沉默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蒋碧薇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音讯杳然近十五年。

徐悲鸿去世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子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于六十年代写《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于八十年代写《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一直缄默，评议由人，直到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有人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彼时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代。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走在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的白墙灰瓦。

这一年，她不仅大学落榜，而且家道变故。父亲因为卷入党派斗争，在她考试前被秘密羁押。在她迷茫之际，宗白华引荐她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做旁听生。

身为美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很快便注意到孙多慈，她眼神忧郁而流转，伏在桌上温习笔记时，刘海斜斜地搭在眼帘上，单纯素雅的脸在阳光下焕发出神妙的光彩，阳光好似总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发梢打出七彩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