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内皆可汗”

钟焓

匈奴时代彻底结束之后，大多数立国于蒙古高原一带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治体，其君长基本上都以可汗或汗作为名号，我们似乎可以因此而笼统地将其归并入“汗权体制”中。该体制所涵盖的民族从公元一千年纪前半期的鲜卑和柔然开始，相继经过突厥-回鹘时代，至于蒙古，余绪甚至延及崇德元年（1636）之前的后金。可以说从长时段上着眼，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东部在汗权体制下经历的时间远长于此前处在单于统治下的匈奴时代。因此，揭示该体制中君权的基本特征显然是内亚史或者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根本性问题。

目前讨论这一问题的有些研究成果倾向于将内亚汗权体制下的君权视作与中原王朝长期延续的皇权大体相当的一类政治现象，即两者在权力的来源途径和作用效果上皆具很强的可比性，进而强调天子地位的中国古代君权观应当来自于其北方的内陆亚洲，并最终可以上溯到西方的印度-伊朗文明中。[1]不能不说，这对我们头脑中的既有历史知识体系构成了极强的冲击。然而，正像历史研究中许多看似激切雄辩的假说缺乏基本史实的支撑一样，上述学说同样存在着此类弊病，我们对之的纠正将具体见于下文。不过此种假说的出笼却从反面对我们提出了问题：中原王朝的帝权传统和内亚长期流行的汗权传统是否在本质上属于同类，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且让我们首先把焦点聚集到以天子为特征的中原王朝君权传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