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文化纵横》将“审思伊斯兰”摆在了封面位置上,可谓切中现下热点,所选四篇文章,启发我们思考以下四个重要问题:(1)回民之于中国。传统中国主流社会与同为帝国臣民的内地穆斯林(回民)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张力或矛盾?如何认识这种矛盾?包括其程度如何,是持久的还是短暂的,是全局的还是个别的?其原因是什么?(2)回民之于汉民。“辱教案”可谓中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矛盾集中体现的产物,其根源在哪里?对当代有何启示?(3)穆斯林之于西方。代表伊斯兰文明的穆斯林少数族裔是否有可能融入西方社会?独一性的伊斯兰信仰是否有可能适应不同社会?(4)伊斯兰之于政治。究竟是边缘化的伊斯兰,还是参与式的伊斯兰,才能有助于构成良好的政教关系和宗教格局,乃至有助于伊斯兰教自身的“革新”?
《清代的“族-民”政治与“回-儒”文化》探讨作为少数群体的中国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并将其置于清代中央政府不断扩大内地领地的“改土归流”背景之下考察。“恐回症”是该文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但笔者认为,《清代》一文所谓清代出现了“恐回症”乃至“禁回”、“反回”运动之说,恐难以成立。表面看,这一说法似乎与中国穆斯林民间口口相传的说法正相吻合,所谓“唐人待我如珍宝,清人待我如芥草”。然而所举证据,不过陈世倌、岳钟琪、鲁国华等数人的奏折而已,并且当时在位的雍正帝即行予以严词斥责,并严惩鲁国华。今天欧美社会有所谓“恐伊症”,但由彼国之“恐伊症”恐不足以作为此国曾有“恐回症”之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