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孟子的人性观比较

摘 要：先秦诸子对于人性问题做了许多探讨，其中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获得了学术界较大关注，而庄子的人性学说，则相对被忽视。本文研究发现，庄子的人性学说是“性静说”，与孟子的“性善论”有相似之处。兹对两者的产生背景以及相似处进行比较，以深化对先秦人性学说的认识。

关键词：庄子；孟子；人性论；性善论

作者简介：江咏，女，生于1995年11月，广东省揭阳市人，在读大三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2

关于孟子与庄子的人性论问题，陈鼓应先生在《孟子与庄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讨论》一文中已经作出一番探讨，他认为，“在孟子性善的映衬下，庄子一方面以‘道之真为形上基础，论证人性之真，另一方面又以‘道之美为理论依据，演绎人性之美。进而，庄子更于诸子中率先凸显‘情的议题。”

孟子与庄子的人性观有相同之处：庄子提倡要回复内心的静，而孟子则是养护内心的本然之善。本然之静与本然之善，相差似远，实则可通。本文主要从他们的相似之处入手，探究他们有什么分别，以及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

一、“性善说”与“性静论”出现的背景

陈鼓应先生说，孟子和庄子对于心的议题的关怀，体现了一种对生命的关怀。战国时代，他们对人的死亡表达出深切的悲痛。[1]在此背景下，孟子与庄子提出了不同的人性学说。

（一）“性善说”的提出是出于政治教化的目的

孟子的“性善说”论述主要集中在《告子》一篇，是最后一篇。而《孟子》第一篇则是政治学说，孟子告诉梁惠王，他有恻隐之心，具备施行仁政的可能性；《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的性善学说，总是和他的政治学说联系在一起。朱子认为，孟子提出“性善说”，是一种贡献。他使人有“人性本善”的自信，可以去做好事，对于社会也有利。这贡献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

出于政治教化的目的提出人性论说的，还有荀子，虽然荀子主张性恶，但是也是为了教人民学习礼仪，学习仁义的行为规范，使人提高自身的修养。荀子与孟子提出了不同的人性说，但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指向社会，既引导个体主动地“克己复礼”，又引导君主以仁义为准则治理国家，使得社会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

由此可见，人性论出现的，和圣贤想要施行政治教化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单纯地讲施行仁义，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为人们提供指导作用就够了，而人本性是善，还是恶，无论如何是不可改变的。人性论的重点，放在后天对人性的发展和养护上面。“性善论”是为孟子的政治学说服务的。

（二）性静论得提出是出于返归自然的目的

庄子的学说主要针对的不是政治教化，所以说并没有对人心是善还是恶做一个判定，而且，庄子对于是非善恶的态度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便不会对人性在善恶上做一个定性。众人天性优劣善恶各有不同，从平等的角度来说，每个人对于自己将接受什么样的天性没有决定的权力，所以，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天性不复合世俗标准而愧疚。仁义名利容易引人去追求，这些标准会导致人们“与接为搆，日以心鬭。发若机栝，畱如诅盟，杀若秋冬”，人心不安，社会混乱。

庄子便对人性之善恶没有预期，这样，人就能坦诚直视自己内心，不去关注性分之外的事情，人心安宁，社会不会动荡。所以，庄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希望百姓因为这些外在的标准而去想性分之外的事情，而堕入是非鬭争当中。

庄子追求返归自然，与物俱化。在《骈姆》一文中，庄子提出，仁义的旗帜是多余的，就像骈姆一样。他主张人返归自然，不要去追求性分之外的“善”与“美”。一旦出现了这种崇尚之心，就违反了真实，无论做得怎么好，也只是性伪的表现罢了。“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追求这些性分之外的“美”与“善”，则可能导致关乎己身性命的伤损之忧。

返归自然，应摒弃人为的智性、情欲。回归到静的状态当中。庄子追求的是性之静，并不是说他认为人性通常情况下是静的。《在宥》当中，庄子论及人性：“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人性躁动，容易受人影响，容易妄想，自苦自乱。他没有直接提人性本然是静，但是他认为道德之质在于恬淡寂寞，虚静无为。人能够抛除外界的影响，恢复“静”的属性，心斋，把自己变成一个任气进出的通道。这是理想状态。也就是说，人具备恢复静性的可能性，人的躁动包含了回复静的可能性，而人应该追求的是人性的静，而不是放任人性的躁。因此，庄子对于人性的看法是“性静论”，而不是“性躁论”。

庄子对自然、对“道”的信任，使他摈弃了对人为智慧的信任。任人性，不如任道性。人性与道性结合，就能达到最光辉的效用。庄子认为，人性只有被动地任道，才能和道相符合。所以，他主张恢复人性中的道性，任静，复性。

二、两者学说的相似之处

（一）性固有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人固有善性，如同水主動地往下流。

孟子认为，人性固有。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的源头，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庄子认为人性本来面貌是质朴。《缮性》说道：“缮性于俗，俗学为复其初，谓之蔽蒙之民。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修缮性格来复性是被障币的民众，真正的知是明晓知不是生的目的也不是生的意义，用恬淡来养知。《天运》：“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无失其朴，放风而动，不要失去本来的面貌，任其自生，随着风的变化而产生变动，在德性的基础上自立，自强，而不依赖于外物。《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故帝王圣心休焉，休则虚，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圣人之心静而朴，无杂质，可以照见万事万物的运动轨迹。《刻意》：“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马蹄》：“同乎无欲，是谓朴素。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关。”因为无心外事，所以，其他的生物都没什么机心，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庄子主张回归自然，人性静时，便符合自然、道德的本来面貌，庄子认为这就是性。自然是本，人性是伪，伪起于真，动生于静，人性返归自然则为真。之所以要返归自然，是因为人性在符合自然的状态下，与自然最协调、对身体最有利、发挥良好的作用，因此人性要符合自然，这是人性最舒服的状态。

庄子和孟子都认为人朴初有一个性格。外界对于人的影响不应该影响到这个内心、本性，这本性原本就有它的光辉，可以使之发光，在内里发光，指点人的行为，使人随遇而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就使“我”和外界脱离开来。使“我”的思想独立为与世界相对的观照物，也就是意识到“我”独立于世界的存在，提升了自我的价值。

他们的学说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人心不应以外物转移。孟子是道德规范在心中，不以外界转移。而庄子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保持中心的中正，独立，无论外界如何风起云涌，都不会被失去自己的自由与判断。首先要诚信，不能依附在道德规范、外界的判断上面，这样就能保持内心的独立。同时，齐物思想，将自己的个体看作与万物齐同的存在，自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万物没有什么不同。在是非判断上没有取舍，就不会牵绊在各种界限之中，可以在天地之间游玩。庄子的性静说，一方面认为，性静是最理想的、使自然最和谐的状态，另一方面认为，性静是原始有可能实现的，用心若镜，不将不迎，人性之中包含了镜子清亮的可能性。

（二）性养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

孟子认为，善性在身上，就像一颗种子种在身上一样，需时时养护，抵御风霜寒暑的侵害。

庄子认为人性本是一面清亮的镜子，能够通过心斋观气，而使心灵回复纯白的状态。但是人性具有容易染着的属性，所以要复静、复性，向内探求、养护，以免招惹尘垢。这一点和孟子有点像。孟子是，善与生俱来，但是在外界影响下，容易散失。庄子是，静与生俱来，但是在外界的影响下，容易变躁。而养护善性的方法都是关照内心，细细养护。

孟子性善论之下的修性方法，具有信仰的性质，仁义礼智信天生就有，凡事都要反省有没按照这些标准去作，衡量哪些是鱼，哪些是熊掌，如果能做到毫不犹豫遵从应该做的事，就会非常勇敢，养就浩然正气。但是多种标准也会会产许多是非争端，忠孝冲突、义利冲突，比如舜娶禹女不告父母是否仁义，若无行可之仕、际可之仕，公养之仕可否致仕的问题（《孟子·万章》），一钩金与一舆羽，哪一个重的问题（《孟子·告子下》），时时要谨权量，审法度，努力地适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还没有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前，就很不自在。庄子性静论，就不必有许多束缚，但是时常处在虚静状态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严格的慎独之心，一旦欲望侵入，就及时发现，不然就成了浪荡，而逍遥游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不受多余欲望驱使，能够看到虚静并且超越生死的。总之，无论是性静论，还是性善论，都需要长时间的修行，以获得完满的德性。

孟子在审美上，有所取尚。“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可以见贤思齐，努力使自己符合道德规范，使自己变得更优秀。

庄子则无所取向。相对于孟子的人性论，庄子的学说更加具有包容性。有的人天生比别人更聪明，但不必用他们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离朱比别人更懂得色彩调配，但如果把他的审美标准当作是大家所应遵从的准则，使人们改变了原初的审美，丧失自己的判断，就违背了自然保存丰富多样性的原则。从整体来看。庄子反对用某种高的标准要求所有人遵从，认为“标准”是对人性的束缚。

但是，人生来便有尚美的习性，一开始，离朱还没有成为美学权威之前，是人自动吸附过去，认为离朱对于色彩的调配更好，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所以离朱才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本来大多数人不具备离朱一样的审美能力，后来通过对离朱的效仿，也获得了美丽的颜色。标准是为大多数人提供参考的，因为人没有经验容易处事不当，礼俗、标准为大多数人提供指导，避免他们手足无措。但是有些人资质高明，是超越世俗的，不需要为他们提供参考都可以作出正確的决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遵从世俗标准是保险的方法，标准仍有它的合理性。

评价这两种审美取向，一者仁义，一者明智，个人取舍不同，实无高下之分。二者对于人性的论断也是如此。人性的论断虽出于后天的判定，但对于人了解自身的习性、修养自身的心性，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注释：

[1]2016年8月5日《文汇报》，原标题为《早期中国哲学的人性问题》，文章有所删减；作者：陈鼓应，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1]陈鼓应.早期中国哲学的人性问题[J].文汇报，2016，08.

[2]朱熹.四书集注[M].台北：艺文印书馆，2010.

[3]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4.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