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叶险明

就目前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而言，我以为要特别关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

一、正确认识把握“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的关系问题

不能把“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虽然，“马哲的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哲”，但“中国化的马哲”只能产生、发展于“马哲的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个逻辑结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恰当的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这种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和发展，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进程。

“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的逻辑关联，从方法论上告诫人们：“马哲的中国化”是“中国化的马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路径，但由于这一路径是复杂的、曲折的，从而“中国化的马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是复杂的、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和专制主义文化“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这种状况不仅贯穿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二、防止简单化、庸俗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其应有内涵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提出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绝不是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简单“对接”或“应用”。没有在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就不会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问题”是由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其从“何处来”和 “往何处去”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子问题所构成的问题系。“中国从何处来”的问题，是指目前在全球化发展中的中国所积累起来的——诸种深层次的、全方位矛盾和冲突是如何形成的。由于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在这个瓶颈中，我们既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严重困扰（如真正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等问题），也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基本解决的问题所严重困扰（如“官本位”或“等级本位”体制的问题）。“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是指目前我国如何走出发展瓶颈的问题，即我国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方向在哪里。

“中国问题”既有其独特性，也有世界历史性。如果中国能通过深入、系统的改革，最终在基本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其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也将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应当看到，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既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在方法论上给予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在不断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发展自身，构建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