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及其实践逻辑

符妹

〔摘要〕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逻辑表征了其历史必然性，理想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其阶段性和长期性，动力主体论证了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价值诉求规定了其价值取向和终极追求。马克思提出的经济解放、政治解放、文化解放、社会解放的四重维度对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解放乌托邦的纠偏和超越。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解放理论，马克思，現代性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5-0058-06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1 〕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包含“终极关怀”的历史命题。人类解放的主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终极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区别于以往哲学的典型特征和鲜活生命力的来源。以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来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上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实践逻辑及其超越性，既有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有助于开创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现实性维度及促进人类的彻底解放。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解放逻辑”，揭示了人类解放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当前，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真正转变和成型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形成了普遍意义上的“资本逻辑泛化”的世界历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突破资本逻辑、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逻辑、特征、动力和价值诉求，规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逻辑表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政治解放的历史功绩、历史局限和内在限度。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解除了束缚人的宗教和神权，扬弃了宗教异化。“使宗教在表面上具有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它被推到许多私人利益中去，并且被逐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 〔2 〕32政治解放消除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束缚，使得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作为独立的私人领域，成为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个人从国家中获得解放，成为独立的市民社会成员。政治解放解绑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使得两者“各归其位”。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虽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但它并非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并不是彻底的、完全的人类解放。“我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 〔2 〕32政治解放完成了政教分离，但也仅仅是剥离了国家与宗教，宗教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深置于市民社会之中，成为市民社会成员新的宗教桎梏和意识束缚。

“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2 〕30政治解放使得市民社会成员获得的只是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内容的不平等，造成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双重异化，形成事实上以“金钱、财富、教育”为主要标准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等级，人们被再次分化和再次异化。政治国家并没有运用共同体的原则来克服市民社会“自私自利性”对人的类存在的损害，政治国家并非普遍利益的代表，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是“失掉自身的人”“被非人关系和势利”所控制的人，并非真正的类存在物。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具有不彻底性、狭隘性，存在历史局限和内在限度。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和内在限度，实现人类解放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地区的利益，以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及各个国家自愿、自由意志基础上的联合替代阶级对立，以每个成员的发展为全人类发展的前提和题中要义，追求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共生，完全区别和超越了以往虚假的共同体，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旨在开启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进程。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历史趋势和逻辑必然，规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性和紧迫性，论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了资本主义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和内在限度，体现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逻辑规定性。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和现实性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在《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强调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指明了人类解放是阶段性和长期性的过程。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由现实走向理想、由相对状态向理想状态趋近的历史累积的长期过程。因而，把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等同于终极性的理论或信仰，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的观点是错误的，混淆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和现实性向度。人类解放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过程，“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性的实现过程” 〔3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向度要求我们从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和时代境遇出发，建设、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性，以理想观照现实，以现实证实、拉近和实现理想。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指引”“观照”下，探索、建设现实性的人类解放道路，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拓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现实性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观念预设、价值预设，而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升华，是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运用，是基于现实世界并经历现实手段、现实实践的人类解放路径和手段，开拓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新路径和新境界。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分阶段进行，并设置每个阶段的目标、内容、方式，坚持终极理想的指引，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创新，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endprint

（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动力主体论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 〔2 〕17。无产阶级是世界制度解体的结果，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把无产阶级当作“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以人类解放理论作为“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是相互选择的历史必然。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阶级特性注定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不但能解放自身，而且能对人类解放“有所作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系统論述了无产阶级及其有组织的政党（共产党及共产党人）把人类解放作为历史使命和终身事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旧世界“掘墓人”、共产主义新世界“建设者”的内在根据和逻辑必然。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的动力主体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实现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关键历史主体和动力力量。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个人的解放就是个体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群体的解放，人类解放就是类主体的解放，人是类存在物，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不仅仅是个人、群体的解放，而应是全人类的类的解放。其中群体解放是突破点，个体解放是立足点，人类解放是终极价值目标。因此，作为人类解放动力主体的无产阶级实际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个体存在与类存在的统一，无产阶级需要在解放自身的基础上解放全人类。这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需要承担起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需要以构建全人类共存、共和、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实现从个体解放、群体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的必要中介和环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解放动力主体实现其历史自觉的“客观必然”，而人类解放的动力主体则规定和论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四）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价值诉求规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终极追求。马克思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延伸了人的本质能力，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资本主义树立起人对自然的绝对主体地位即是人与自然走向对立和对抗的过程。人类以其主观能动性征服、控制和掠夺自然，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了自然环境。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单一、自发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以“对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取代“人对人的自然关系”。“对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虽扩展、丰富了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提升和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却以“物的逻辑”衡量、评介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转变为“物化关系”，实质是“有用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产生了物对人的统治，抽离、损害了人与人关系本真的、丰富的内容，加剧了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使人的身体演变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中介和环节，作为工具性和欲望性的存在。资产阶级和资本掌控劳动者和劳动力，视工人为牲畜般的存在，资本生产以其丰富的商品、持续不断的诱惑，刺激、诱使人们消费的欲望，工人事实上的工资无法满足其被催逼的消费欲望，“无穷的欲望”“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工资”“低下的收入”相对立，形成了工人消费感觉、消费行为永恒的“错位”和“虚空”，人本身成为消费欲望性的存在，陷入资本逻辑的主宰中。

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逻辑对自然、社会及人身体本真的“主宰”和“遮蔽”，认为人与自然具有本质同一性，自然、社会及人自身既是自在的统一体，亦是统一的有机体，人类解放以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及人自身解放的整体性、有机性为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要求我们从自然、社会、人自身发展的本真需要和内在机理出发，以人类的现实实践维护、彰显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有机性，从而拓展和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价值诉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价值诉求的具体实践，是对马克思人类要解放理论价值诉求的现实运用和实践论证。这也就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同一个过程的基本思路，既要解放自然亦要解放人自身，使得人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同时获得解放；解除物化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束缚，构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具体的、丰富的、多样的、真实的社会联系，还原人的本质，确证人的主体存在，把社会关系由物化的关系转为人化的关系，即从人类联系中产生，并归属于、服务于人的社会关系；把人从“身体遮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澄清人的身体本真，寻求人类“合乎人性的存在”的方式。

人类存在的有机性、整体性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精神气质，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本真关系的终极维护和价值诉求，规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以“以人为本”的原则取代“以物为本”的价值原则，致力于使人摆脱原子式的物化形态，个人从自然中获得解放，从社会中获得解放，个人的活动表征个体生命自由的本真和本质，个人成为“自由的”“有个性的”主体，在个人维度上朝向个体发展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置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解放逻辑”的时代，这无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核心和根本的哲学取向和价值追求。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四重维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是实践性的哲学，“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 〕502。对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任何理论发展和实践开拓，都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境遇中来加以论析。在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尤其需要以全新的视野来审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多重维度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具体展现，深入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指向。

（一）作为经济解放维度的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人类解放“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2 〕538，经济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2 〕538生产力发展为人类解放创造现实的物质条件和实践主体，构筑人类解放的经济基础和现实根基，使得人类解放不再是遥远的、虚幻的“乌托邦”，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过程。具体来说，经济解放积累了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财富，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和水平，关系到主体的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和人的发展阶段。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时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4 〕929经济解放还扩展了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以全面性、普遍性的全球交往取代片面性、狭隘性的地区交往，培育具有全面性和普遍性能力的社会个体。“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5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挖掘、开发、推进全球经济的普遍和全面发展，寻求地区、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把地区、民族、国家的局部利益与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相结合，主动提供有益的经济公共产品，以局部经济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以本国经济效益惠及全球经济增长，如中国“一带一路”及亚洲投资银行的设立，表明了中国主动提供惠及全球的经济公共产品，以本国利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自主自觉，强调自身的发展不损害他人、他国的发展，反而是与其他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全球经济沟通交流，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政策障碍，推动平等、公平、正义国际经济规则的建立。“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 〔5 〕，通过共建共荣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根基和物质条件。endprint

（二）作为政治解放维度的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这里所说的政治解放特指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它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6 〕445。在马克思看来，经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打破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政治专制，把政治国家这种与人民相对立的社会力量收归人民手中，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行国家机构的民主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化，以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国家和阶级，最终达致“自由人联合体”。无产阶级政治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关键环节和中介，在所有制形式上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政治权力运行上将以“权力民主”替代“权力偏私”，在政治制度上将以“制度民主”替代“制度专制”，在权力主体上以“人民大众”多数人代替“资产阶级”少数人，在国际关系上以“平等合作”替代“对抗争霸”，强调以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解放推动其他地区、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解放，推动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政治解放维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国家主权、完整的领土权利、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7 〕155，树立正确的国际权力观，摒弃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偏见，避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欺贫，突破權力争霸、权力偏私的思维，坚持政治上的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 〔7 〕331，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思维和新理念，诉诸对话协商来化解分歧、解决国际争端，共同解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传统安全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核威胁、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构筑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享受安全保障，构筑旨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

（三）作为文化解放维度的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文化解放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的话语权，二是文化的反作用。文化的话语权关涉文化由谁领导及谁拥有文化权利。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霸权及文化权利享有权，揭示了文化领导霸权和文化权利享有权背后的阶级对立、阶级统治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文化解放需要打破、消除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把文化的占有权、使用权转到无产阶级（被统治阶级）手中，实现文化的多数领导、大众领导及多数共享。其次，文化解放需要文化自身的理论自觉，以文化发展来审视、探索、评介经济解放、政治解放的可能道路和演进程度，发挥文化领域作为社会的精神力量对经济解放、政治解放的反作用，在文化层面上探索反思、抗衡、解构政治权力和资本逻辑的人类解放道路。最后，文化解放有助于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高社会主体的反思、批判意识，增强人们的主体意识和反叛能力，培育全面发展的个体。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文化解放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总体性、全面性的社会历史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为生产方式、制度工具层面上的物质形态变革，而且表征为人类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层面上的精神领域的革新，内在地包含创造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的理论、制度、观念和意识，即新的共同体精神和文化。现代资本主义以其资本逻辑形成对全人类文化的支配和主宰，在这种境况下的文化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异化的文化，阻碍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提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突破资本逻辑基础上利润至上、利己主义等原则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宰割和支配，摆脱文化的异化，突破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文化话语体系，尊重人类社会不同文化、文明的平等地位，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鼓励、倡导不同文化的沟通交流，设立不同文化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和平台，形成经常性、常规性的世界文明对话机制。“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8 〕通过构筑既符合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又提倡、宣扬现实的人的主体诉求和主观需要的人类文化资源和文明观念，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基础，形成人类共建共有共享的共同体文化和观念意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资源和精神力量。

（四）作为社会解放维度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社会解放即是把社会从奴役、异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从统治、控制人的物质力量中解放出来。具体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及其“虚假共同体”等奴役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关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这种与人相分离、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转变为人本身的社会力量，变为人民大众的武器和力量，把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的政治机器变为“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言人”“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6 〕157。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解放最终要使得国家机器的公共职能扬弃其政治性质，仅保留维护社会利益的性质。可以说，社会解放的核心要义即是控制资本的逻辑，把与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回归人自身，以人类的本真需要和本质需求作为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的基准和衡量标准。社会解放蕴含维护人类及社会机体本身发展的生态要义。其中，限制、解构资本的强大力量是关键。基于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破除资本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8 〕，以生态效益取代经济增长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衡量标准，变革传统的唯经济数量和经济效率的片面发展观；构建合理的全球资源能源结构，对国土资源和全球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加强全球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的合作，积极开发新能源技术，对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的核心技术进行无偿转让；主动承担生态责任，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治理等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以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和生态命运共同体，共筑人类美好的未来。endprint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解放逻辑”的超越

西方现代哲学家设计了人的解放的蓝图、方向、路径及其终极取向，以其解放的理论指导解放的实践，化“解放的想象”为“解放的行动”和“解放的实际”，试图统一人的解放的个体向度和社会向度，实现总体性、全方位、彻底的人类解放。然而，在理论论证和现实实践中，现代西方哲学及资本主义性质共同体的“解放逻辑”存在诸多内在悖论和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时代发展和理论深化的必然产物，亦是对资本主义解放乌托邦的纠偏和超越。

（一）对现代西方理性哲学“解放逻辑”内在限度的超越。基于“历史意识”“时间意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坚信现代理性定能战胜非理性，解除人和社会身上的枷锁、束缚和奴役，使得人从“幼稚”状态达致“成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现代理性这种“解放的信仰”“解放的逻辑”以理性（思想）来把握现实，运用哲学的自我论证为人的解放寻求可行道路，建构解放的现实道路。“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大叙事” 〔9 〕2-3来揭示、批判现代社会对人的束缚和奴役，并许以人类彻底解放的前景和光明未来。康德以其三大批判建立起主体性哲学的大厦，把理性作为“最高的法律”“最高法官”，“在理性面前，一切提出有效性要求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解” 〔10 〕23。其启蒙哲学内蕴“释放”“解放”人类主体的理性，突破权威、迷信等外在之物对人的控制，使得人自身成为“自我立法”并为自然“立法”的独立的理性主体。黑格尔以理性的自我辩证运动消解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重建人的社会关系的统一体，以此实现人的解放。现代西方哲学高扬人类理性的哲学范式和话语逻辑致使以人的存在作为所有存在物的中心尺度，在实践中演变为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以“效率性”“功利性”的工具理性来衡量所有事物的价值，工具理性形成对社会图景的全面主宰，进而消解了价值理性，成为现代性剥夺、征服、统治、破坏生态环境的内在根据，在普遍的意义上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的全面对立。可以说，现代理性哲学以“解放”的诉求为始，却以“压迫”的悲剧为终，以“解放”的追求为开端，却以“毁灭”的代价为结果。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为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等思维范式，以构建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来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持久共存及和谐共生，以人类存在的整体性、有机性为价值诉求，从根本上破除和超越了资本主义理性哲学解放逻辑的内在限度。

（二）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解放维度内在悖论的超越。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2 〕571。共同体是个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解放的中介和条件。现代西方社会宣扬西方民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普适性”“普遍性”的人类发展道路，试图以移植、植入这种政治模式和共同体模式来寻求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然而，其所宣扬的政治解放仅是资产阶级国家及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局部利益，资产阶级建立的人类共同体是由对抗性关系组成的阶级联合及阶级利益共同体，存在复杂的矛盾关系，具有偏私性、狭隘性和虚假性。资本主义性质共同体所宣扬的人权只是形式上的人权，实质上建构了强大的剥夺性、压迫性、奴役性的结构和机制，这种结构是“国内-国际”的覆盖性结构。在现实实践中，这种结构造成了人类普遍的、极端的不平等、不自由，如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加剧、环境破坏等，导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战争，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异化，这种形式与实质的二重背离，说明了其共同体解放维度的虚假性和虚幻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的类存在、类解放为理论前提和终极目标，维护不同群体、种族、民族的生存权利，倡导利益共享和文明共存，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等具体举措，把“解放的理论”转化为成功的“解放实践”，让全人类共享发展的利益和成果，超越了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内在悖论，是致力于人类彻底和全面解放的“真正共同体”。

总的来说，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来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发现：其理论逻辑和四重维度规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实践指向。从理论逻辑来看，体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阶段性和长期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实践逻辑方面，人类解放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重维度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和具体要求。现代资本主义思想上的“理性哲学”和政治上“虚假的共同体”，不但增加了人类社会的枷锁和束缚，而且把人置入全新的、更为深重的奴役深渊，成为现代社会新型的“压迫机制”，实则是“压迫的共同体”和“解放的乌托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资本主义理性哲学及虚假共同体解放乌托邦的纠偏和超越，亦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论拓展和现实运用，是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对于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开启社会主义的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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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玉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