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中国应有的战略方向

刘毅

当今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此前由自由主义秩序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出现新变数，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全球政治文化正在显著转向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大国关系的互动政治面临新的政治条件，每个国家曾经熟悉的世界正在逐步消解，从“新常态”转向“无常态”。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形势变动的根本性质？如何理解由“特朗普现象”引发的国际关系不确定趋势？如何看待新变局之下中美互动关系的走向？中国如何确定国际变局的性质并做出有效应对？对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

逆全球化与世界变局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今世界政治最新变动及其现实意义？

时殷弘：诚所谓“世事如棋局局新”，当今世界政治确实发生重大甚至是根本变化。最近几年间，在全球政治的实践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很多持有开明信念或自由视野的著名学者、政治家，都在反复论说“全球治理”的议题，认为这一议题无论从全人类、跨国共同体和国际社会角度，还是从民族国家本身及其国内公民角度来说，都至关重要。而对于这类学者中相对悲观的全球主义者而言，也在主张维护、强化或拯救全球自由秩序，为全球治理进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与跨国组织架构。当然，这些研究者、观察者乃至实践者的论调，其实主要是从“应然”优先于“实然”、必需优先于可能、普遍价值优先于特殊情形的思想方式出发，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规定性，富含进步意味、道义指示或理念的命令性质。

但是，完全可以从相反的思想方式出发，展开考察和论辩，得出不同的秩序主张，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当今国际现实的“实然” “可能性” “特殊形势”。从事实认知的供给侧出发，我们看到：当今的图景颇具不确定性，甚至颇为暗淡，或者说是冷战结束以来最暗淡的情况，甚至在可预见时期内很可能看不到历史隧道末端的光明。当然这种观点可能有些悲观主义，但至少也是审慎的、具体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发现问题的要害所在，争取尽可能找到出路，至少是谋求合理的退路战略。

这一变动在于：越来越多的人突然发现“全球治理”与“全球开明秩序”突然间面临严重挑战甚至是倾覆的风险。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何为“开明秩序”有自己的不同主张及理念，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敏感于既有秩序震荡。这类担心更多见于发达世界，近期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著名专栏作家不无忧虑地写道：“民粹主义信条用民族主义取代了爱国主义，鼓励人们蔑视传统机构。任何所谓专家都在与精英勾结。每个人都有权构建自己的事实。大企业、银行、全球化都是白人工薪阶层的敌人。沿着这个方向只要再走几步，就会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30年代所谓犹太人的阴谋。”

至此，我们要问：是什么力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挑战，甚至倾覆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构造？回想20世纪90年代，许多自诩精明的人士相信自由政治秩序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必将席卷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然而时至今日这种令人陶醉的乐观情绪已经让位于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甚至是日益明显的惊恐。精英们过分自负的想象导致他们低估了民众的不满，忽略了民众对“强人领袖”的期待。虽然自由主义捍卫者鼓吹和兜售他们的政策设计，但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并未改变某些群体受到损害的事实，出现逆反也是情理之中。自由主义精英所犯的关键错误，损害了冷战后秩序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为自由主义之外的势力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感召。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冷战后以美国政府、发达世界跨国资本、主流媒体和精英自由派学者为主干的群体实际上成为自由主义的挑战者，以一种辩证甚至讽刺的方式危害了自由主义秩序本身，而这一秩序是他们长期喜爱、从中得益以致放肆滥用的。他们的行为增加了自由主义秩序的脆弱性。他们多年来以自私、傲慢、偏狭、盲目、无节制的挥霍，疏离了国内的“草根民众”，尤其是“白人草根”，也包括其他民族。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那么严重，已经对他们发出再清楚不过的警告。然而，他们的盲目与冷漠，竟使之差不多如同过眼烟云，以致不得不以英国全民公决脱欧和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这样的方式，才能震醒这些自以为是而且业已失败的精英。

就此，天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以自由派精英身份做出严肃反思。2016年12月初，他在英国《卫报》发表“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候”一文，指出，“近来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英国选民拒绝欧盟成员资格的抉择以及美国公众拥护唐纳德·特朗普的决定，评论家内心都不怀疑这是民众的愤怒呐喊，民众感到被其领导者抛弃了。每个人都同意这是被忘怀者发声的时刻，民众的吼声表明他们拒绝专家和精英的劝导。”这些抉择背后的忧惧愤懑出自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经济后果：工厂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不仅已经损害传统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也很可能深刻影响中产阶级，只留下最精细、最有创造力或最具管理能力的角色。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不平等，互联网与各种平台允许小群体获取巨额利润，同时只雇佣很少的人。这虽然是进步，但在社会意义上也是具有摧毁性的。不仅如此，世界金融不平等正在愈益扩大而非缩小：在少数人愈益富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觉不仅是生活标准，而且他们简单谋生的能力本身正在消失。更有甚者，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全球蔓延导致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这些不平等的严重性质比过去更显著，更加为大众所周知，因为对任何不管多穷但仍能用上手机的人来说，世界最繁华地区、最富有者的生活都令人异常痛苦地清晰可见。结果，经过种种人口迁徙过程、社会互动过程和认知机制，社会宽容被损害，政治民粹主义进一步加剧。所以说，自由主义精英捍卫的所谓全球开明秩序已经或者至少在失去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即它在发达世界的国内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并导致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极大地增强了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

《领导文萃》：如何看待“特朗普风暴”与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

时殷弘：在当今世界总体变局中，特朗普风暴具有典型意义。当然我们要看到，特朗普本人对国内种种制约与反弹很可能也是始料不及的。不过仍然非常明显、不可置疑的事实是：特朗普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开始，到赢得总统选举，甚至到现在，从来没有对美国宪政民主制表示过真诚的尊敬，从未对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所谓多元与宽容的社会取向做出过真诚呼应，也从未对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体制乃至更广泛的全球跨國合作表示过真诚赞许。无论一个人如何定义“开明”，也无论到头来是否能如愿以偿，特朗普极有可能成为全球开明秩序的克星。endprint

事实上，早在特朗普胜选以前，我们就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变动迹象：全球政治文化正显著甚至急剧转向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美国特朗普—桑德斯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潮流强劲凸显，宪政民主制在美国许多“白人草根”选民那里遭遇相当广泛的心理动摇甚或信念瓦解，英国经全民公投产生意外的脱欧决定，比此前二十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欧洲国家愈益高涨的反穆斯林移民潮舆论、欧洲极右翼运动的更大势头等等，都映射出这一趋向。不仅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咄咄逼人但颇得国内民心的行动、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呈激烈对抗态势，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民粹主义、伊斯兰化举措和加速集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变脸外交、对美攻击、爆粗等行为在菲律宾国内草根民众那里得到的喝彩，都显示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趋向。

特朗普风暴表明，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熟悉的世界面临严重危险。什么是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绝大多数重要国家通过基本对外政策赞许、维护并增进全球化，而且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较为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在熟悉的世界里，广泛存在谜一样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信念，或者说占据显著优势的全球开明政治文化；在熟悉世界里，不仅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而充满自信，而且发达国家也颇为自负，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前更是相当充分；在熟悉世界里，大国间关系大体而言相对稳定，而且比较宽容和协调；在熟悉世界里，从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上说，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

现在，所有这些都已经发生改变，或者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换句话说，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熟悉的世界已经或正在结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特朗普当选后发表一篇文章称：二战过后，强国和新兴国家首次同时迷恋种种不同类型的沙文主义，拥抱一种悲观主义观点，即对外事务往往是零和游戏，在其中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竞争。这是一场真正的变革，正在缔造一个更危险的世界。

与发达世界内部，尤其是美国内部的“变天”趋向同时存在，能够挑战甚至倾覆全球开明秩序的力量还有俄罗斯，该国由喜爱冒险但颇有战略意识的普京总统掌控，看似不顾一切，不时对西方以及东欧、中亚邻邦做出咄咄逼人的举动。哈佛大学教授西蒙·萨拉兹延认为，“普京的成功缘于他只在俄罗斯有紧要利益和得胜机会的时候，才选择与美国战斗，前苏联领导人试图在每个地方和任何地方对抗美国，普京却持一种有限得多的眼界，那是由他的国家的经济能力、人口状况和国力的其他成分决定。”俄罗斯的战略精明与桀骜特点无疑为特朗普时代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增添了新动能。

不仅如此，同属这类挑战和倾覆力量当然还有动荡难定的穆斯林世界，特别在交错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政治断裂带，包括中东、北非、西亚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那里的亿万人口大致上疏离“现代性”，或是远离无论何种世界秩序，依然顽强固守或渴求恢复传统社会、宗教信条。对中东、北非、西亚而言，在多个世纪富强之后感到贫弱交加，是很糟糕的。然而在20世纪，特别是其后半叶，他们正在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地区包括东亚。他们在问：谁对我们做了这些？他们找到了若干不同的回答。当然，为不幸而怪罪他人通常较容易，并且总是更令自己满意。这就是西方帝国主义、西方政治统治、经济渗透，以及最悠久、最深刻、最险恶的文化影响。

特朗普风暴引发的另一项重大议题还涉及新技术挑战，包括互联网的巨大能量。斯坦福大学教授纳撒尼尔·帕尔希利以“民主能否活过互联网”为题的文章指出，不同于人们一般想法，互联网的勃兴与其说加强了民主，不如说是不那么仁慈的时代里不那么仁慈的力量：“它可以是散布假消息的天堂，酬赏最粗鲁严厉、最具分裂性的政治言语的天堂。尽管确有某些益处，它仍是将阴暗的忧惧散布给大众的媒介。”作为一种能量巨大的政治杠杆，互联网已经成为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加强器，正在迅速强化当今国际政治的转向过程，实际上不断增加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

权势转移与中美互动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中美权势互动的不确定性？

时殷弘：在当今世界变局之下，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仍是人们谈论最多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的不确定性在于：当代中国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之后，美国将会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地位，包括面对中国在战略外交领域的新贵地位，以至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段内，能否给出一种相对和平的最终解决。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是否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影响等方面可能的先进地位，还包括能否接受中美互相的战略威慑，即在核威慑也在常规威慑方面和平并存，这种共存由某些军备控制和地缘战略利益的互认互尊协议而得到正式规制。这包括中国在本国近岸地区拥有对美安全均势，以及中国在西太平洋赢得非同小可的“战略空间”，适度规制美国的东北亚同盟体系，使之不那么军事化、不太以中国为单一的钳制和对抗目标。

与此同时，在中国接受范围内，美国可能保持世界总体军事优势，特别是在冲绳和关岛以东的西太平洋东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美国确信，中国将排除用战争作为工具来解决与邻国的重大争端，从而保证美国两项紧要利益——亚太地区的基本和平和亚太盟国安全。在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的体制安排下，中美两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分配可能符合其各自拥有的实力和贡献。这还意味着中国的贡献必须相应于其实力增进，美国的权势则必须随着中国的实力和贡献的增进，而相对有所缩减。总体而言，世界变局要求美国接受一个和平建设性的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尊重美国作为头号世界强国的紧要利益和正当国际关切。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中美大国关系另一种可能前景与潜在危险。中美的“结构性对立”可能正在变得更加广泛、深刻和显著。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急剧增长越发成为美国战略精英甚至美国公众显著的担忧事项。另一方面，美国的地缘平衡战略、军事革命等变革因素，包括积极的地缘介入与外交竞争等添乱行为，导致中国下决心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与军事反制有效性，包括对美国在东亚盟友关系的潜在批评。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决心维持无可置疑的全球军事优势，将其视作超级强国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同时反复证明其将在必要和可行时不惜发动武力干涉甚至是战争的决心。反之，近 20 年来中国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民族自尊、发展权利和呼应国内要求，坚定推进军事现代化并拥有战胜能力。中美之间这一最根本矛盾不可能不影响到未来中美关系。基于这样一种可能的不确定性，中國要有类似于底线思维的战略预案，应对中美关系各种可能的转变，至少不能亦步亦趋或随波逐流，应该有主动的战略周延与战略措施。endprint

另一方面，中美权势互动的性质又有其具体特点，主要涉及中国崛起的价值要求与价值效应。我们看到：类似大国崛起这样的重大的历史创新，关系到跨国价值观念层次对世界史的贡献，以及对世界的吸引力、对本国人民的鼓舞力。在现代世界史上，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美国，在其崛起为头等强国的过程中，都在这方面有独特的贡献与创新。而中国自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在跨国价值提供方面做出的实际贡献，与中国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目前已经显现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即“和平发展”的观念体系，很可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劲增长和中国对外态势某些新变化，这个观念体系似乎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特别是中国能否坚持和平发展的问题，需要有更好的解释说服及国际证明。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观念体系和实践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成分已经首先得到相当充分的证实，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最大的国际成就之一，用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话来讲，即所谓“贸易国的兴起”，反映出世界政治机理的总体转变。而且，更加深刻、更具历史意义的事实是：中国通过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革命成功，通过在邓小平及其后几代领导者的主持下推进改革开放，向全世界有力昭示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没有过的重大范例，肯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秩序的方向由最有影响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来决定，至于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则由具体国家作为载体取得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来决定。假如美国自冷战结束前后基于普世主义“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世界新秩序主张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假如美国政府尤其自“9·11”之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取得成功，那么世界秩序方向很可能是美国式的，不管是美国式“自由国际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然而，冷战结束至今，真正成功的巨型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坚持自身特色、信仰、本国实践，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取得相应成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本戰略的成功，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深刻影响世界秩序的方向。

总之，关于中美权势互动不确定性的理解，不全是“结构性对立”概念所能概括的。对中国国家特性与战略自主性的理解，应该得到更明确的重视。

《领导文萃》：如何看待当前世界变局与中国崛起新态势？

时殷弘：在“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讨论框架内，特别要突出两对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国际体系界限扩展与国际规范演变之间的关系；国际权势分布变迁与国际规范演变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权势能动性与国际规范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自16 世纪以来，这两对关系的历史表明，国际体系界限扩展与国际权势分布变迁都导致国际规范重大演变。特别是在现当代文明历史进程中，欧洲国际体系在19 世纪急剧扩展和真正全球体系出现，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之伴随的不仅有国际体系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非欧强国的迅速成长与其作用的实质性增进、非西方世界现代民族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及其对西方的成功造反，还涉及所有这些新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国际规范出现的深刻而广泛的变更。

就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简约地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领域，以迅速增加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外部世界事务之中，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包括内涵扩展与丰富化，也涉及界限意义上的扩展；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体现变更性。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基本经验，国际体系的广义界限出现如此重大的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如此能动的变迁，势必将引发国际规范演变。

其中，首先是当代中国根本行为模式的变迁，例如之前提到的巨型贸易国之类，然后连同中国的文明、文化、价值取向、国际政治观和国际规范意向，加上它们与中国以外这些因素的交流、融合、激荡、抵牾和协调，将决定未来国际规范的大部分演变，由此开拓国际规范演进的新阶段。

当然，中国与跨国价值体系创新的前景仍具有某些不确定性。现代跨国价值观念的根本范畴在“自由” “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之外，还有“经济成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民族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但这个跨国价值并非出自中国的创造，甚至是以其他方面为代价实现的。中国的“和平发展”观念体系已开始显现某种可能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价值创新趋向，中国的“特殊主义”观念体系即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则更理当如此。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力量或权势增进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有信心，在和平正当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或权势格局方面，信心也在显著增长。而且，还可以预料，伴随中国和平崛起，国际规范体系势将发生重大的进步式演变。但是，现在还无法较为全面和深刻地预言当代中国对世界价值体系的贡献。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能否真正造就一套具有较大国际适切性和跨国创新性的发展模式，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能否长久保持强国地位，将主要由能否成功对付这一挑战来决定。

中国应有的战略方向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应对世界变局的战略思路？

时殷弘：还是回到此前提到的世界变局的不确定性。我们强调，世界政治文化变革是全球秩序动荡与裂变的重要表现，全球治理的困难由此就可以理解。在这样基本情况下，一方面仍需要努力推进全球和区域多边合作；但另一方面需要考察逆全球化倾向，认识到单独一国不可能是全球自由秩序的稳定器和顶梁柱，所以要做好应对世界大变动、大调整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如果对此认识不足，那么中国崛起的宏伟言辞与可行实践之间差距就必然加大，甚至损害国际可信性。中国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而又审慎求实地适应全球政治文化和政治气候的变化，甚至是剧变。这一点与消极、随大流是两回事。坦率地说，当今中国对于全球秩序有其复杂的意向，既来自全球局势的复杂性，也来自中国利益和信念的复杂性。概括地说，当今中国在全球体制和国际秩序中的基本态势首先是合作者，其次是温和渐进的改革者，最后针对少数重要问题是保守者，涉及另一些问题时则是激进者；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在权势互动中的基本态势却首先是激进者，其次是多少激进的改革者，再就是有所选择的部分合作者。这两方面总起来看，就存在基本差异和内在紧张。endprint

无论如何，在目前世界大局势复杂敏感的情况下，中国在战略实践之中除了坚决阻止和回击对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无论在“战略军事”还是在“战略经济”方面，都须如此。“保底”大致是参照中国悠久政治主流传统中的“战略保守主义”，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我们面前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次一次打”。鉴于当前总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变天趋向中肆虐的“特朗普风暴”，除上面所说的根本“保底”原则，即国内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外，主要有如下三大基本途径或战略。

第一，中国应当坚决确立基本战略轻重缓急次序，本着重大决心和付出必要代价的意识，争取显著改善与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现有伙伴的关系，争取大幅度优化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周邊战略外交。舍此，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很难有积极改观。

第二，通过真正大力度措施、持久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争取深入开发中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显著减少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与此同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将贸易和投资上已持续多年的“走出去”热潮适当冷静化处理，严格抑制中国资本过度外流和严重的入不抵出。这甚至对“一带一路”也是适用和必须适用的。

第三，尽管中国仍要继续建设自己的战略军事能力，但须改变近年来就此过分公开宣扬的习惯做法，避免军事力量越强、外部反应越大、潜在树敌越严重的“效应彼此抵消”局面。总之，问题涉及中国内外基本方针较大幅度优化调整，它们紧迫而又任重道远。

《领导文萃》：中国目前面临的复杂外部形势应如何破题？

时殷弘：与上述基本战略密切相关，鉴于当前超复杂的形势，我们需要简要谈论中国的东北亚难题和中日、中韩、中朝关系的战略要求。关于中日关系，可以非常概括地说，审视当今、回顾往昔，不能不想起古希腊两大强国，即雅典和斯巴达为竞争更宽阔的“战略空间”争斗数十年，而争斗虽然不无重要的延宕和缓解，但总的来说逐渐愈演愈烈，乃至最后导致全面冲突。中国应当记住“雅典”：雅典愈益严厉的、对斯巴达的若干盟友或“亲戚”的惩戒行动最终迫使斯巴达对外宣战。与此同时，日本应当记住科林斯，斯巴达最重要的盟邦：对重大冲突的爆发，它为通过武力钳制雅典权势而对斯巴达行使的煽动和压力起到重大作用。类似的危险确实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必须阻止其加剧恶化。

关于中韩关系，特别要强调：一方面，美韩两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导致中国强烈愤怒，因为这实际上表明这么多年以来，韩国政府首度允许美韩军事同盟局部地针对中国，伤害中国现有的战略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如果在愤怒之下施加过重压力和使用过狠的施压方式，可能激起中国更加难以克服的韩国舆论反弹和政策反弹。更重要的是，争取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或起码友善，作为重大利益依然存在，它密切关系到防止和制止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就此可以说，朝鲜半岛南部也应当在长远意义和客观上构成中国的“战略安全缓冲区”。中国对韩国要避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除非绝对必要，应该注意不去主动损害中韩关系多年发展已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果。这关乎中国总体和长期的重大利益。

朝鲜安全形势和中朝关系困难尤其紧迫甚而危险。在坚持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同时，需牢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多方面的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难情况下平衡这些利益，防止扬此抑彼或舍彼取此，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从而在一个重大方面有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必须认识到，即使采取最后手段，也不会有绝对把握，而相应关于中朝关系的政治和战略成本将异常高昂和难以挽回，它极易给世界留下在美国威胁下被迫为之的印象。而且，就算中国对朝断油，美国也不会停止就朝鲜问题无休止地对中国施压。

中国要牢记情势多变，策略可换，但利益常在。需要就中美、中日战略竞争和军事对立的显著加剧和扩展而局部地重新考虑朝鲜问题。中国有必要重新回到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即朝鲜是中国战略安全的“缓冲区”，那与中朝关系应当是“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概念很不相同，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

须估计到，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总的来说有利的、基本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时机早已经过去。今后的前途很可能有两种，它们对中国来说都很严重。其一，美国或其盟国实施军事打击，中国与美国之间关于半岛和东北亚的战略猜疑、战略竞争甚或战略对抗必然急剧强化；其二，美国和中国都在实际上被迫承认朝鲜的核导弹拥有国地位，转而竞争对朝的“最友好大国”地位，如此中国很可能迟早会面对拥核的韩国和日本，甚至难以克服拥核的朝鲜对华的长久敌意。如果预计到这些可能的前景，那么从长远出发，特别重要的事项就如前所述，（1）对朝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对华持长久的敌视态度；（2）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

就此，研究冷战时代美国遏制战略史的杰出战略思想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一段话多少有借鉴意义，可借以反思中国自2003年以来的对朝政策史：“长期未能觉察到它（现存方针）已失败这事实。所求目标与所生结果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同时却只有偶尔的尝试去注意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提出的警告几乎全未产生可见的回应。这模式提示了另一个缺陷：长期未能监察执行情况，缺乏保证行动意图与其实际后果吻合的机制，而对一种有效的战略来说这吻合不可或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