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贬谪者的“诗和远方”

2017-09-18 21:05松风
领导文萃 2017年17期
关键词:诗和远方儋州贬谪

松风

由于历代宋帝都奉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宋朝的文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晋文人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须仰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要。宋朝的统治者是仁爱的,也是崇尚和平的,宋朝的诗人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有宋一朝,皇帝看不上的文臣,几乎很少会有杀身之祸,通常都是贬谪流放。中国古代的流放法律,起于秦汉,终于大清。中国人奉行宗族主义,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将一个人流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等于斩断这个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如果遇到政治斗争,被贬的官人还有可能会失去性命。在那个时代,贬谪不仅仅是降职,而是属于比死刑轻一点的严律。但宋朝文人的被贬谪流放,也并非一贬再贬,而是时贬时归,统治者的仁爱与时局的变幻,也使得文臣们遭贬谪后的生命观异常达观。

苏轼是典型的“贬谪文士”,一生主要有三次“遭贬”经历,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第二次被贬广东惠州,第三次被贬海南儋州。他曾有诗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将自己的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虽然有明显的自嘲意味,却道出了贬谪生涯在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位置。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滑铁卢,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

在黄州期间所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 在惠州期间所作《惠州一绝》中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直抒胸臆,因遭贬作客岭南的悲戚感完全被发现幸福源泉的喜悦淹没。在离开儋州时所作《雨夜宿净行院》:“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这正是他对这一时期思想的总结,潇潇雨夜,简陋之处,这些对苏轼的心境其实已无太大影响。在渺茫的人世间,摆脱了名利羁绊的诗人,一直以来都如所乘坐的一叶轻舟一般,有着轻快闲适的心境。

无独有偶,范仲淹一生也经历了三次贬谪。第一次被贬时僚友称赞:“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谪,僚友又说:“此行愈光。”等到第三次被贬,送行的朋友说的是:“此行尤光。”范仲淹听后哈哈大笑:“仲淹前后三光矣。”这就是范仲淹的风范。

54岁的范仲淹几经贬黜放逐,仍是壮心不已,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告吹,宋仁宗下诏解除范职,范仲淹于悲愤与无奈之下,急流勇退去了邓州。其间,56岁的他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

所幸,宋仁宗有两个难能可贵的优点,一是对文人相当尊重和宽容;二是真心诚意接受批评、建议,有过则改。正是由于宋朝前期几代皇帝谨记祖宗的训诫,使得宋代读书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得到了基本保障,士大夫敢怒敢言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范仲淹们知道和皇帝较劲风险不大,行事自然就敢于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了。

同时期的名臣欧阳修被贬到安徽滁州之后,一度寄情于山水,经常悠游于水光山色之间与民同乐。所以,39岁竟然已有醉翁之号,在写下《醉翁亭记》的那段时间,公务之余,他让下属在官邸四周种了无数的鲜花,并在公文上批示道:“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严肃的官衙,被他弄得花团锦簇,蜂来蝶往,满头花白的他坐在里面,乐颠颠地端着酒杯子。“我要这花开到永远。”这是以有涯向无涯挑战,是一种疲惫生活中不死的英雄梦想。

上文提到的“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跃然抢镜。我们要提的就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舒亶。他是坚定的新法拥戴者,为了维护变法,他收集苏轼的诗文,夙夜埋首其中,然后一顶顶帽子扣过来,瞬间扳倒苏轼。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因此,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多有不满。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舒亶随后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

舒亶在谪居中写下了《虞美人·寄公度》:“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回望长安,他的来路,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但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雪又是孤高而坚贞的,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他希望,他相信,这首词的读者,那位亲切的故人,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

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一生坎坷,命运多舛,曾两次遭贬谪。

宋哲宗主政以后,黃庭坚的政敌弹劾他在纂修《神宗实录》时“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抵斥熙宁以来政事”,黄庭坚因这个罪名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

在此期间,他作了《赠嗣直弟颂十首(并序)》,诗前有《序》云:“涪陵与嗣直弟夜语,颇能明古人意,因戏咏云:‘人皆有兄弟,谁共得神仙。”在他的诗文中也能看到他用佛典、公案来写自己的悟道心得体会,表现的正是诗人在获得生死解脱之后所体会到的人生哲理,所有诗句无不指向不受世俗污染的淡泊志向,是“平常心便是道”的审美愉悦。“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无祸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黄庭坚的安贫乐道,闲适自在是不受名利、物欲所侵扰的。

其实,大多数人的人生难免会遭遇“贬谪”的境遇,但是,抛开眼下的苟且,“贬谪”未尝不是一次富有诗意的远行。

(摘自《文史博览》)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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