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

2017-09-18 21:38山旭
领导文萃 2017年17期
关键词:胡乔木习仲勋毛泽东

山旭

“调查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词语。而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它屡次在紧要关头帮助执政党修正自己的失誤,甚至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方向转变。

用“解剖学”反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当时,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纷纷走出北京。比如,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到浙江临海等地农村调研。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在农业合作化推进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从452斤减少到428斤,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除了反映合作化问题,他还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此后派出了水、肥、土、种、管等若干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作“解剖学”。

1961年,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

1月2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此后,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并要求中央及省级领导“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省委书记的改变

到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不由自主地用习惯的调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触的民众生活。而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为改变现状而做出的努力,也成为引发改革开放的根本因素之一。

在他们当中,因《刘志丹》冤案而被打倒的习仲勋于1978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前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习仲勋到广东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当时由于内地生活水平低,自1954年至1978年广东全省出逃56.5万人次。一直以来,中央及广东省都对逃港采取严厉措施,但屡禁不止。1978年7月初,习仲勋乘坐一辆七座面包车前往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一路上只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他到达当时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后,没有先听地方干部汇报,而是直接走到村庄里与农民、村干部谈话。当他考察了省港边界线上的罗芳、莲塘,又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目睹了香港的车水马龙后,若有所思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习仲勋在调研结束时对宝安县的干部们说,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而且要在全党统一认识,尽最大努力逐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习仲勋在这个夏天走了23个县。

1979年6月,中央在北京开会专门研究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代表的汇报后,李先念也赞同地说:“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

在安徽,1977年6月,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他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万里下去调查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做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万里回忆说。

1978年11月,在安徽履职一年有余的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发言,总结了对安徽农业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出台,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才拿出一个正式“草案”,就此拉开了安徽省以及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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