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尚书》励精图治

作者简介：

钟永圣：博士，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大连儒学会创会副会长。至今已出版《道德经通解》《论语通解》和《黄帝内经选讲》系列光盘和《中华经典十二部浅说》《中国传统经济学智慧》《中国传统管理学述要》等十几部著作。

孟子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300年前先祖的忠告，对今天的炎黄子孙而言，对迎接新的历史性考试的近九千万共产党人而言，对要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中华民族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其实，对于当时的孟子而言，这也不是创新的观点，而是继承性的表达，因为早在《尚书》当中，就充满了这种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的思想箴言。

“忧患意识”是执政意识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尚书》当中，关于夏朝历史的记录部分，称为《夏书》。《夏书》中载有一篇《五子之歌》，是告诫执政者不忘祖训、戒骄戒躁、关心人民、励精图治才能国祚绵长的精警之作，值得后世永久借鉴。

《五子之歌》的叙述背景和内容是，大禹的儿子启作为夏朝天子过世后，继承天子位的是长子太康。他由于贪图享乐，长期在外打猎，不理朝政，导致首都被后羿占领，君权旁落，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被驱逐到洛水的岸边，十分狼狈。五位兄弟追溯祖德，重温大禹的告诫，痛斥太康忘记祖训、没有忧患意识、失德丧国的行为，称为《五子之歌》。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首先提到的中华文化精神就是“民惟邦本”这句表述，而它就出自这篇《五子之歌》其一的记载，其原文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根据《五子之歌》其二的记载，大禹对子孙避免亡国的训诫是：“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经文韵律优美，内涵深刻，它的意思是说：如果领导人在内沉溺女色，在外沉迷打猎，日夜陷于酒席应酬，喜好歌舞享乐，大肆兴建豪华居所，这些行为中只要有一条，就没有不亡国的。歷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值得警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开展“三次集中教育”，坚定不移整顿“四风”、做出“八项规定”、强化学习党章和党纪党规，并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把惩处腐败的行动进行到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领导核心，立足对三大规律的把握，也是直接从中国历史中汲取营养。

党的十八大提出，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恰是我们的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中，从容应对“四大危险”“四种考验”的战略判断、政治定力和忧患意识。

作为执政党，不能没有忧患意识；作为共产党人，不能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尚书》的不少篇章在这方面有所提及，也显示了学习它的意义。

“内部团结”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思想

意识到危险，就必须加强内部团结，以增强正义的力量，打倒反动的势力。就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必须积聚雄厚的力量”，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在《尚书》中，除了像《五子之歌》这样具有警示作用的文章，还有像《君奭》这样强调领导层内部保持清醒认识、加强团结与合作的篇章。

周武王灭商之后不久去世，周成王年幼，不能独自执政，周公摄政辅佐，但是却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首先是商朝的残余势力聚集在东部旧地，伺机反扑；其次，出于“羡慕忌妒恨”，同宗兄弟蔡叔、管叔居然对周公摄政不满，蓄谋叛乱；第三，一些观望新政权是否稳定的诸侯，还担心商朝旧势力再打回来，对称臣于周还摇摆不定。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危机，周王室内部一部分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出现了“周代商乃天命所在”的骄傲自满情绪，以为周朝代替商朝理所应当，周朝子孙可以理所应当地享受“天命”了，疏于武备，疏于防范，疏于精进，明显流露出即将堕落为纨绔子弟的危险。就在这时，周公批评了这种倾向，提出了恪守祖德、事在人为、时刻警惕、加强内部团结的执政理念。

“奭”是召公之名，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君”字，是周公对召公的敬称。《君奭》全文是周公对召公的谈话记录。针对当时开始弥漫的享乐倾向，周公向召公阐明他的基本执政立场：虽然客观上周已经顺应天命取代了商，结束了纣王的残暴统治，但是，自己却不能以“天命”自居。按照中国的历史记录传统，周公一定读过《夏书》，也就是一定熟悉尧舜禹等古代天子的传承精神，知晓《五子之歌》里面大禹对子孙们的训诫，子孙后代如果不敬畏上天，不体恤人民疾苦，尸位素餐，就可能“荒坠厥绪，覆宗绝祀”，痛失祖先打下的万世基业。所以，周公把同样的意思表达出来，警告周朝子孙不能数典忘祖，不能重蹈前朝覆辙的危险。而且，要想完成这样的大业，靠一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当世一切大贤的智慧力量才能完成，并举例说明商朝六百年间实现长治久安，是与其历代明君贤臣的精诚团结分不开的。周公认为，文王因为德行出众，聚集了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一大批贤臣辅佐，才使周在起兵之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周朝子孙应勠力同心，实现天下政局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君奭》文中没有交代召公的反应，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显然周公说服了召公，团结一批文武双全的精英辅佐年幼的成王，为周代“成康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

“文武双全”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分子的标配

漫长的中国历史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政治经验，如“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刘邦打下天下，儿子刘恒以休养生息的方法把天下安定下来；隋末战乱，唐太宗以大兴经典文化为途径，把国家推上了历史发展的巅峰。这些经验和史实，昭示的都是治理国家要“文武双全”，不可偏废。在《尚书》的诸多篇章中，关于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到领导岗位、关键时刻要敢于不惜用战争手段打击反叛势力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等理念，清晰而坚定。

考察中国历史，每一个成功的朝代，要么领导人本身文武双全，如汉光武帝刘秀；要么君臣优势互补，整体上具备“文武双全”特征，如唐太宗为秦王时的团队。圣君身边必有贤臣辅佐，贤臣群体一定是将星闪烁、文官灿烂，是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

中华文化的“正统”，就是教育人达到“天人合一、刚柔相济、阴阳平衡、文武双全”的境界。“天人合一”被钱穆先生认为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其实质是人要遵守自然规律；刚柔相济是处世原则，不疾不徐，不卑不亢；阴阳平衡是中医学意义上的身心全面健康；被误解最多、宋代以后被广泛丢失的是“文武双全”传统，导致后世读书人多半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实在是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缺憾。其实，现在被尊称为“中华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是“修德振兵”的人物，是和炎帝、蚩尤经过了数次大战才重新统一了华夏；“文武双全”乃儒家正道，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坚持“凡文事者必有武备，凡武事者必有文备”。就其现实性而言，具有时代价值的文武双全是综合国力的简约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提到，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发展既需要能在思想上建设保卫和平屏障的文士，也需要能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战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