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浏阳算学馆的根

文︳詹荔芝

追寻浏阳算学馆的根

文︳詹荔芝

一、历史背景

甲午战败之后，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深为国事担忧，他认为“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除了践行经济事务外，他还勉励学生以救国为己任，“多读有用之书”。以他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包括张祖同、叶德辉、朱雨田等人“幡然醒悟，广开学校，悉事西法”，开始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教育运动之中。

具有强烈变革进取精神和维新思想的谭嗣同同样认为，变法图强，仍然需要“以教育贤才为急务”。“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材不可胜用，人材多而天下始又可为矣”。

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在“维新改革”呼声下，1895年秋，被称为“浏阳二杰”的谭嗣同、唐才常和其他一些维新志士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浏阳算学馆，授算学、物理、地理等，开湖南新学之先声。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一书介绍，中国近代之有科学技术团体，当首推湖南浏阳算学社。

二、兴办过程

为了兴办浏阳算学馆，谭嗣同写了一封长达2万字的信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在信中痛陈时弊，“请废经课，兴算学、格致”。同时还草拟了“开创章程八条”“经常章程五条”，积极推崇实学，希望得到欧阳中鹄及其他浏阳士绅的支持，从而实践其“先小试于一县”的教育变法主张。欧阳中鹄在接到来信之后，深有感触，积极响应谭嗣同的倡议，“决意将县中书院改习格致，而先从算学入手”。同时另与涂启先、刘人熙两位士绅商议。涂启先同样认可“凡光、化、电、重、天文、地理诸学，皆所必究”的教育主张。而刘人熙在阅毕谭嗣同所作《兴算学议》之后更是大为感动，“谭生之才，蒿目时艰，盱衡四海，痛哭流泪，大声疾呼，惴惴焉忧四百兆黄种之民，将为洋奴，于是得一术焉，曰：变法。其心苦，其言辩”。谭嗣同的《兴算学议》印发后，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江标等开明官僚的赞赏和支持。陈宝箴读过《兴算学议》后，非常欣赏谭嗣同的“识度、才气、性情”，并饬令将《兴算学议》加印1000本，“遍散于各书院”。江标则对谭嗣同等人的要求给予大力支持。

1895秋后，谭嗣同和唐才常回到了浏阳。在欧阳中鹄的家中，他们彻夜不眠地商议、谋划，制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经常章程》。《开创章程》主要是开创算学馆的经济开支预算，以及聘雇招生人数。《经常章程》详细规定总教习、教员、学生以及杂役的职责与义务，此《经常章程》，饱含谭嗣同对学子求实学、做实事的切切期望。

1897年，经过商讨与实地勘察，他们选定了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为浏阳算学馆的社址，邀约了包括欧阳予倩父亲在内的16人，每人出资五十缗（一千文为一缗），建成了一所完全新型的学校、中国第一个数学馆——算学社（次年改为算学馆）。

浏阳算学馆是教育救国思潮的产物，参与成立的既有维新志士，又有地方乡绅，更有地方督抚，三者协同一致，使得湖南近代教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后来学堂的建设树立了典范。江标赞赏道：“非浏人一举而破其局，而通其阂，则吾乌知是邦趋向之领壹，血性之充周，至于如此矣。”谭嗣同也曾言：“其明年，浏阳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在它的影响下，“自是而校经学会，而德山书院，而方言馆，而岳麓书院，而时务学堂，而南学会，日新月盛，震烁支那，海内豪杰之士，至归本浏阳一隅变法之功”。

三、教与学及其影响

算学馆主要是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载明：“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根据这一宗旨，算学馆主要开设算学方面的课程。算学馆也注重对生徒的道德品行教育，谭嗣同在《经常章程》中规定：“在馆肄业，有大可风品行者，曰‘恭敬师长，敬业乐群’，其余小节可不苛求。”这也是浏阳算学馆明显不同于旧式书院的地方。馆内备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西书”，订有《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以供生徒课余“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这些教学内容都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

数学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地位并不高。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是古代读书人的理想。数学最多算格物的一个方面，有余力则兼学，绝少读书人专攻。而学习数学，又大多仅仅关注直接应用，《九章算术》就是直接应用数学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集子。浏阳算学馆本为经世致用而设，但算学馆追求能“诣极精微”的“大用”，而不仅仅是“为谋食计”的“小用”。数学教育中如何看待数学的实际应用和对人的心智训练两方面功能的关系，到今天都是很有用的课题。算学馆的这种办学理念，到今天都不无借鉴作用。

浏阳算学馆在教学方法方面采用新旧参错。如“每次季课，由山长点名给卷，卷用弥封编号扃试……日午盖殿戳，日入纳卷”。“季课四次外，每月逢八，由山长发题，课肄业诸生，别为馆课。限二日交卷，酌奖十名”，这些都是采用当时书院官课与院课的旧规。而“诸生每月发日记大簿一本，按日将师所传授，己所演习，看书起止，朋友讲论及有心得与发明之处，并算学外旁及何业……详载其上”，这些又是采用学堂新规。因“绌于经费，不能延聘各门专师”，格致方面的课程由生徒自学，“一俟经费充裕，再行聘请方言、格致各门专师”。算学馆要求入馆生徒已经读过经书，入馆后不再读经，只要求“余时（课余）温习经、史”。

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在为算学馆制定《经常章程》时，曾规定了实践教学环节：“试办一年之后，生徒于算学之浅近可见诸施行者，惧已精熟，可将本县所存前后膛各种枪炮借令用测量法施放。某种枪炮速率、击力及某度之抛物线若何，即逐种绘图列表，以备他日应用。兼令演习测绘行军草图之法。”他还设想把算学馆办成当地的农桑新法试验基地和附设有实验工厂、矿山的综合性新式学堂。他建议算学馆试验养蚕、水利及耕种新法，然后“将新法刊布，并面授乡民”。通过养蚕，算学馆“所获亦丰，再议添聘教师，购办精器，讲求地学、化学，以集股开矿。矿务兴，则汽机制造、水火电力、声光、工商诸学，皆可见诸实事矣”。

在浏阳算学馆开办思想的影响下，湘乡东山书院率先改为专授算学与格致，整个湖南的教育渐渐转向实学，湖南也慢慢地从全国最保守之地转变为维新先锋。

在此期间，浏阳的各种算学社也相继得到发展，谭嗣同记：“现今风气大开，人思自励，忽值停课之举，遂各纠合同志，自立算学社……在本城中已成三社，余城乡续议结社者，尚纷纷未已……算学社之效已大著，风气已大开。”这一时期的数学工作者在研究传统数学的同时吸收新的方法，一时间，出现了人才济济、著述如林的好势头。如中国数学家在幂级数、尖锥术等方面已独立地得到了一些微积分成果，在不定分析和组合分析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绩。

（作者单位：浏阳市大瑶镇李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