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21年前的李鸿章

2017-09-22 04:19东方莹
齐鲁周刊 2017年37期
关键词:晚宴李鸿章巴黎

东方莹

追寻李鸿章1896年在巴黎的足迹,审视文明的变迁——

《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是旅法女作家边芹2017年最新出版的作品,她的文笔犀利而脱俗,在明确表达观点的同时,又具有极高的文学性。这一次边芹在新书中采取别样的手法和独到的眼光,亲自重走李鸿章走过的路,用自己的描写和体验,寻找每一个与历史和人物交汇过的地点,寻访过去那段旅程中曾经出现的人和事物。

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怎么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时隔百年的两次旅行能把这一切牵到哪里?这是边芹为我们提出的问题。她带着我们来到巴黎北站、拉法耶特(老佛爷)街和“大飯店”,回想当年李鸿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到巴黎,感受这一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我们从作者关注的细节中,作者追寻李鸿章造访巴黎四天行程的足迹,实则是一个参透中西文明的智者向外部世界递送的暗号。不是吃透西洋权术、并摔过大跟头的人,是绝无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1、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和三名厨子

边芹写到,当年,李鸿章从北站下车,居然带了活鸡,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怕巴黎没有新鲜鸡蛋吃。边芹认为,“一路围观的人群,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看热闹,对李特使的喝彩,据说不如对最后一辆车上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劲头足。”事实上,再往前追溯一下,据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为了防备败血病,船员还在船上种植蔬菜、发豆芽呢。两只母鸡何足道哉?

法国方面还喜欢强调他自带三名厨子,自己做饭。凌晨3点李鸿章的厨子就起床做饭,搅得“大饭店”的厨师也得起来做帮手,一早就得提供数只鸡,而且非活的不要,要现宰现做,搞得人家鸡飞狗跳。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米国第一夫人出国访问,携带了大量的饮用水,也让受访国愤青情感很受伤害。

除了鸡和鸡蛋,李鸿章的126件大行李箱也震惊了巴黎,饭店的英国和法国外省客人都跑来看热闹,对李鸿章的行李要支付的费用大感兴趣。

边芹引用了1866斌椿西游,或可为法人围观李鸿章的参照。1866年5月31日的《费加罗报》这样记录斌椿:“中国人也走了。我们对他们很冷淡。何况斌官人还戴着眼镜,这就让那些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很扫兴。”边芹猜测,法人大概是想象中国人像非洲原始部落的人,结果不但绸缎紧裹,而且还戴着眼镜。30年后李鸿章的到来,带着母鸡也就罢了,居然搞了126件行李。法人着实拿捏不准,特别是巴黎高档服务业的侍者。他们那种训练出来的礼貌和殷勤,那种每一个眼神扫过来都在审度你口袋里的金钱的神态,那种当你趾高气扬他立刻训练有素地送上来的卑贱,对待携带下蛋的鸡和126件行李的贵客,表情调整艰难,找不到定位。

法国人还很喜欢拿李鸿章的贴身仆人横睡在他的房门口做文章。睡在门当中,为了随时护卫?或随身伺候?在法国人的传统中,主仆关系最大的特点是距离,私生活是绝对分开的,而且分得越远越好。实际上,在中国的贵族阶层里,仆人“上夜”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睡在主任的床前,甚至房间的榻上或者外间,以备随时听唤。

边芹从这个细节分析出,中西人际间初始的分岔,认为这是油水不溶的两个文明相互窥视时所需的一大堆误解之一。她认为,中国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却无界限,没有截然不容的距离。中国的主仆关系讲究仆人的无时不在;而西方则最好功能之外仆人是看不见的。中国的老爷有娶丫环为妾之说,虽然是不平等的联姻,但毕竟视为一家人,主仆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西方男主人可以和女仆睡觉,娶进门却绝无可能,就连避免不掉的私生子也是不认的,因为血统不正。

1866年5月12日的《画报周刊》有这样一段话,回味斌椿西游:“斌大人是很聪明的人,非常了解(清廷)对欧事务,他性格和蔼可亲,很随和;经常与欧洲人来往,因而熟悉我们的习俗;由他负责这次出使、增进信任,是很合适的。他性格中最值得赞扬的一点,便是尽管他做官时间很长,但毫无个人财富,这一点可惜只是一个例外。”即便是如此评价斌椿,《画报周刊》为斌椿西游定的调子也很值得玩味:“我们无意为此次出使加上它本没有的官方色彩,但也不可能不为这迈向进步的重要一步而感到高兴,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已经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边芹特意引出这句话,是认为西方舆论早在一百多年前,并在这一百多年间方向从不改变地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定了一个开放与不开放的话语模式,置中国于永远的被审判者地位。擅长为他人思想定弦的西方统治集团,一上来就布设了开放与不开放的二元对立,这一原罪设定揪底翻心,让被定罪者百口莫辩且一步到位地被掀到道德制高点的脚下,从此是不可逆转的一场接一场的精神雪崩。踩着这个鼓点,中国人为门开得不够大,变得不够快,从一家政权争论到另一家政权。

2、李鸿章为什么“参加了晚宴”而没有用餐

关于李鸿章参加总统府晚宴却不动筷子的细节,让当时的媒体大为关注。《高卢人报》7月17日这样报道: “中国特使阁下昨晚与随行人员在爱丽舍宫用了晚餐。不过我在此说清楚了,李鸿章是‘参加了晚宴而没有用餐。这真是绝了!一家之主请来个有头脸的人物吃饭,结果看着他席间一道菜不动,连甜食都不吃,总归是有点让人不高兴的。尤其是招待的客人是天朝的特使,而发出邀请的是国家元首菲利克斯·富尔本人,情况就严重了。”

《高卢人报》记者为了摸清李鸿章上席不用餐的秘密,特意于16日18点半李赴总统府晚宴前,来到“大饭店”。记者发现李鸿章最贴身的仆人,端着一只银托盘,给主子送去茶和小点心。而另一个专为李鸿章做饭的中国厨师已经在他前面送去了一大托盘。记者说“托盘巨大,上面放了至少十五碟菜,彼此错落有致地架在一起”。什么扁豆烧鸭;酱爆猪肉黄瓜,蜜汁猪肉配蘑菇;鸽爪炖烂成泥配酸冻,甜点则是八宝饭之类,还有糯米粉或其他谷类做的点心或发糕。这是李鸿章个人的例行晚餐。为了保证李鸿章的饮食,每天早晨供货商给李鸿章特别提供:鲜鱼、五只鸡、一只鸭、一公斤鲜猪肉、猪油、蘑菇、小豌豆、青扁豆。而天天必用的米和茶则是从国内带的。

这样丰盛的晚餐之后,李鸿章才去参加总统府的晚宴。他当然什么也不需要吃了。回到当年的语境,不要忘了这是巴黎,若是哪个外省的乡下小子对巴黎美食表示出浓厚兴趣或者在餐桌上失仪,那些高级侍者的眼神足以让你无地自容。那样的地方,当你趾高气扬他立刻训练有素地送上来的卑贱,当你受宠若惊他马上测出你的真实地位进而表现出难以掩饰的优越感。这样的巴黎在李鸿章一菜不动面前体会到的心境,不难想象。

李鸿章不吃,或是真的不习惯于西餐。我们不妨回到1862年5月5日,“大饭店”开业的那天,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也来了,她挽着埃米尔·佩雷尔的胳膊,上上下下转了一圈,说:“这绝对就像是在我家里一样的感觉,好像就在孔皮埃涅和枫丹白露(两处地点:一个在北郊一个在南郊,均为皇家行宫所在地)。”边芹看了看了当时的菜单,吃顿中饭才五个法郎。在这样的饭店里,李鸿章自带鸡蛋和厨子,一顿饭自备十几个小菜。巴黎人,的确情何以堪。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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