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刻的象征性时间

2017-09-25 05:45鲍昭羽
文教资料 2017年35期
关键词:国民性未来

鲍昭羽

摘要:沈从文的《边城》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诗化小说”这一文体推向了发展的高峰,其集中表现为意境化的抒情和象征化意境的营造,时间,作为小说中隐秘存在的叙事维度,体现出这些特征。《边城》中的时间是象征性的,不涉及具体的钟表时刻,过去的时间通过节日、气候、事件得以确立,而现在和未来则分别存在于碾坊——这一意象出现在傩送出走、翠翠等待等一系列冲突性情节中。以象征化的方式表达和记录湘西世界中的时间,既与“诗化小说”的文体特征高度契合,又是对小说重塑国民性题旨的深化表述。

关键词:象征性时间 诗化小说 过去 现在 未来 国民性

继周作人提出“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和废名对于文本世界“幻影的写象”的追求,沈从文不论是在实际创作中。还是在理论探讨上。都将中国“诗化小说”的成就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相较于废名的小说创作,《边城》除了具有诗化的语言和散文化的结构外,其“诗化小说”的特征更为明显地表现为意境化的抒情和象征化的意象,即以牧歌式的意境表情,以象征化的意象达意。而这一点在《边城》对于时间的诉说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观沈从文的《边城》,找不到一个以某年某月出现的时间标刻。记年记月式的钟表时间被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所抛弃,在他的表述中,生活的“常”与“变”都寄存在日头的升落、天气的阴晴冷暖、节日的狂欢庆祝和生活的沉沉浮浮之中。通过对小说时间表述的整理,或可一窥其中的时间记录规律: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小说通篇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时间。没有了日历一样的精准计时,时间便通过节日、气候、事件得以确立。三个端午节串联起翠翠从懵懂走向成熟的爱情经历,也是茶峒人一年的记忆所止。日头的毒辣、天气的冷热和黄昏清晨的变更。也是小说中确立时间的标志性词汇。此外,从翠翠与爷爷的闲谈和回忆中,可以看出对特殊事件的记忆是边城人记叙时间的一大重要方式。祖孙俩对于“大鱼咬你”、“捉鸭子”、“母亲爱情悲剧”等事件的反复述说,实则是对时间的表述和确立。时间是被人们过出来的。正是在亘古不变的民风民俗和流转变动的碎屑生活中。茶峒人才感受到时间。而非像城里人那般在争分夺秒的时间计量中才得以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沈从文以象征化的时间记录法表现出湘西世界之“常”:那些长久不变、纯真古朴的人生哀乐。

在这里,生命有着最为原始的活力。情歌对唱中可以成就一段爱情。相依为命的陪伴中有着最动人的祖孙之情。哪怕是萍水相逢,也能在你来我往的善意帮助中缔结一段友情。翠竹、鸟语、山崖、白塔、龙舟、渡船,共同构成一幅风景风俗画,这画中有湘西的过去,有沈从文的理想。原始健康的人性、代表着美与善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在重构国民性这一宏大命题下所设想的可能方案,这可能存在于传统与过去之中,存在于不经玷污的人性之中。过去的时间衍生出了牧歌式的意境。使人感受到岁月的悠长与人世的无尽,颇有些类似诗歌本身“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从而成就《边城》“诗化小说”之称。

对过去与传统的诉说并不是小说中唯一的时间存在,沈从文在《边城》中也融入了现在这一时间对古老湘西世界的冲击和对未来湘西精神走向的隐忧。现在与未来并未缺席。而是以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体现为具有象征化的意象和冲突性的情节。

《边城》的写作时间在1934年,此时作家因母亲病重的缘故第一次在长久的离乡后返回湘西。他感受到“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事事物物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这时作者笔下的湘西世界已不同于《龙朱》、《月下小景》中的湘西,人性的建构因为受到“现在”这一时间的介入。已从原始的生命形态转向自为形态。现在并不存在于此刻,不存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描述中,而是通过具有对立势力的意象得以表达。虽然《边城》的整体叙事给人以美的感觉,但这里并不完全是善与美的统一。金钱与权势的话语介入早已深深根植在茶峒人心中。

碾坊一渡船之争最为集中地体现出现代的渗透。团总以抵得上十个长工的碾坊作为嫁女儿的资本、爷爷对于翠翠“一个光人”的隐忧、顺顺表现出的与团总结亲的强烈倾向以及茶峒人对于碾坊一渡船之争的议论。无一不在说明金钱——一种无形的力量,已然影响了人们对于自由生命形态的追求。更为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由自然长养出来的女孩,翠翠,也已在潜意识中被这种观念所影响。翠翠在摆渡时。对于穿着讲究的团总女儿格外关注,并且会在“无所谓的唱着”时唱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样的歌谣。现代文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渗透进茶峒人的生活中,只不过沈从文在书写现在时没有以明确的时间写出,也没有树立起一个完全对立的邪恶面来突出现在的存在。他以一种温情脉脉的虚化处理,将现在表现为隐蔽的力量,包孕在“碾坊”这个十分抽象的意象中。这样的叙事方式与其诗化小说的文体风格遥相呼应,赋予了意象以象征化的内涵,同时也营造出小說叙事的张力。现在与过去的对冲,物质文化和原始文化的碰撞,引发了边城人命运的突转以及人情人性不同程度上的裂变。正是在这样的悲剧与冲突中,沈从文的思考走向了未来。

金钱一权势话语介入后。古老的湘西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在重重现实因素的冲击下,以人性美与善重构国民性的道路能否走通?这样的思索与困惑体现在沈从文对未来的表述中。同过去和现在一样,未来在《边城》中也是一个象征性时间,存在于突转的情节中。老船夫的死亡宣判了湘西原始生命形式在现在这一时间维度中的失败,白塔的坍圮喻示古老湘西世界的终结。白塔的重建中作家对于重构湘西世界生存模式与人际关系的渴望,傩送的归来、翠翠的等待里沈从文自身困惑情绪的投影,都指向“未来”这一时间维度。傩送和翠翠,这两个自然长养出来的生命,有着沈从文全部的理想寄托,他们热情、善良、纯真,是美与善的化身。他们生存于茶峒这个封闭的过去时间中,面临着来自碾坊这一现在时间的威胁。并在这样的压迫中从自在的生命状态走向了自为的生存方式。傩送因为碾坊一渡船之争而面临爱情的纠葛,赌气下了桃源,去面对茶峒之外的那个世界,走向将来;翠翠也渐渐从懵懂的状态中自然地觉醒,在胡思乱想中想象着自己下桃源过洞庭湖以抵御心中“薄薄的凄凉”,在弄明白所有事情后开始明确而又执著地等待傩送的归来。小说中对翠翠几次自我幻想的描写常常提到出走的想象,这正是翠翠逐渐觉悟的心理历程,只是这觉悟更多地是自发性的,因而呈现出缓慢和朦胧的特质。在这一系列象征着个人成长的情节转变中,未来被勾勒了出来。而傩送和翠翠两人没有结局的结局更象征着这一理想世界在未来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沈从文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把未来安排进小说中,借此抒发心中的隐忧,使得小说的表情达意具有象征化的特点,进一步推动了“诗化小说”的发展。

透过对《边城》“诗化小说”的文体分析,不难发现小说不单单是一个纯净凄美的爱情故事,更指向作家的思考。翠翠与傩送之间的错过与等待不再是单纯的小儿女之间的哀乐,而是某种隐喻和象征,象征着沈从文在展望未来时,对于湘西精神走向的隐忧。他在构建桃花源时也在解构,因为他早已看到它的脆弱与不堪一击,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美丽总是令人忧愁”。湘西是一个梦,他在做梦之时便已预料到梦醒时分的破碎,这才有了翠翠那令人不甚唏嘘的爱情悲剧。在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道路上。沈从文遇到了重重困境,产生了种种矛盾,这困境和矛盾来自于理想构建和现实环境的冲突,来自于物质文明和精神追求之间的不可调和。“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开放式结局是沈从文内心绝望与希望的交织,是他对于以人性善和美重构国民性的怀疑与执著。是他明知不可却又近乎固执地去相信的微妙心理。

或许,湘西世界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能够怎么样,而在于可以怎么样。沈从文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甚至有些飞蛾扑火般的悲壮意识所创造出来的理想路径是超越性的,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甚至超越了时间本身,成为具有普适性的人类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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