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诗歌印象

○陈爱中

李琦诗歌印象

○陈爱中

自从1977年有诗篇见诸报刊，几十年来，女诗人李琦的写作是勤奋并卓有成效的。出版有诗集《帆·桅杆》《守在你梦的边缘》《李琦近作选》等近十部，获得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多项专业性荣誉。新时期以来汉语诗歌诗群林立，诗人代序更迭，更新和反叛成为常态，诗歌的乱世江湖搅乱了宏观的诗学秩序，但这些似乎和她都没有关系。她所居住的黑龙江居于塞外，白山黑水的边疆风景给了诗人无上的灵感，构筑了她的诗歌园地，地域的边缘意味着文化的边缘，也正是这种边缘，使得她的诗歌容易不为外来思想所俘获，也没有那么厚重的来自传统的压力，可以远离中原的喧嚣，秉承诗意的召唤，独成一格。从青春激情的诗意歌唱到中年诗学的哲思醇厚，李琦以其一贯的诗学坚持和不落俗套的小众审美，装点出别样的诗歌景致。

一、桑麻书香：传统伦理情感的构筑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帆·桅杆》到《最初的天空》《李琦近作选》，家庭题材在李琦的诗歌中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家庭及其延伸出来的人性情感是其情感投注的重心，写伦理亲情，讲少男少女的青春爱情，在价值和情感选择上多是正面和积极的，偏于传统和保守。第一，以温情的姿态描画家庭人物的静态肖像。如写“一生喜欢读书/常年蓝色的布衫”，“把自己变成了一本书”的祖母（《我一百零三岁的祖母》），写“内心澎湃，外表平静/逃跑的根基，流人的天性/喜欢走路，向往异乡/肌体里藏着大风和波浪”的祖父（《我喜欢在世间散步》），亦有难以抵抗流年感伤的母亲（《看母亲走路》）。这些诗歌都能以寥寥数语，寄托时光易逝的生命感悟，在静态的日常琐事中，彰显亲情的温馨与醇厚，从细微处着笔的白描，莫不充盈着丰沛的情感。第二，以柔情的笔法写和谐富足的家庭关系。既描画恩爱夫妻的琴瑟和谐，又浓墨重彩写母女之间的浓重亲情（《妈妈》），写恋人的两地相思、缠绵悱恻（《春夜》），写亲人间的离愁别绪，“临别前，我把掉落的扣子，/轻轻给你缝上。/离分手的时间很短、很短了，/我，仍把线穿得很长、很长……”（《缝》），等等。第三，在处理男女两性关系上，当众多诗人努力争取与男权文化相抗争的对等权力，以对立的姿态和罪感的观念来看待男性文化时，李琦在诗歌中却培育出一枝美丽的“攀援的凌霄花”，坚持而甘愿为爱情付出，愿意“为一个属于祖国的男子/做一个永恒的支点”，并因之而自傲，“这是只有白云一般纯洁的女人/才配占有的向往”（《她》），东汉班昭在《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在剥脱男强女弱的封建化含义后，李琦的诗接续了这种基于男女生理差别和性格特征而生发的两性和谐格局。近代以来，传统农耕家庭在域外“娜拉”们的控诉声中渐渐演变成与自由、人权、民主等现代社会相对立的概念，在丧失审慎理性分析的情境下，“家庭”成为社会变革的焦点。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何摆脱家庭的牵累，洗脱父权文化厘定的女性身份就成为女性诗歌不变的话题。甚至，当女权的概念提出时，如何塑造一个没有男性文化或者弱化男性文化的极端世界，也成为女权文化追求的境界。半个世纪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依然高擎对立的大旗，舒婷在《致橡树》中栽下的“木棉树”，翟永明装饰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伊蕾所扮演的“独舞者”，等等，汹涌的女性诗歌中男性一直是缺席者。这导致女性诗歌在“自顾自恋”的私语化路途上愈走愈远，甚至产生虚无缥缈的厌世情结。当“欲望写作”“身体写作”“私人话语”成为汉语新诗趋之如鹜的时代题材时，基于审美意义上的诗情画意的缺失不禁让人扼腕。“我觉得男人和女人物质构造就不同，这是先天因素决定的，否认这种差别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别不仅仅表现在女人很柔弱、男人很刚强等一般的层面上，还体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很不同，处理事物的方式上也不同，也就是说，很多想法很不一样。他们之间确实有一种难以沟通的沟壑，完全填平这种沟壑比较困难。”①既然如此，如何在新的时空背景和价值观念上重建新型的男女关系和重建符合情感现实的家庭模式，也就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重新看待李琦一贯的诗学选择的话，说是传统的坚守，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昭示。或者说，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李琦的诗歌在处理男女两性关系和重新厘定家庭在女性的自我认同上提供了值得深思的范本。

可以说，在当时代诗歌纷纷离开描述家庭的两性和谐，而去追求所谓解构的快感，强调对立的尖锐、深刻之时，李琦对传统家庭田园的重新构建就是具有个性和价值的，也就有了特别的时代意义。当舒婷在《神女峰》中说“于其伫立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膀痛苦一晚”的时候，同样时空的石头在李琦的笔下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与其变为石头/不如用石头的意志/去追寻我们的亲人/或者，走进他们的功勋/或者，用我们柔软的手臂/搭一座凯旋的大门”（《望夫石》）。这是一种主动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处理两性关系的心态，以颇富成就感的姿态表现出男女之间的伟大之爱。“爱可以使人克服孤寂和疏离感，但同时又能使人保持个性，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在爱中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形态：两个生命合为一体，又仍然保留着个人的尊严和个性。”②李琦诗歌中对家庭颇为“另类”的正面书写，是在重新唤醒潜藏在男女意识深处的忘我与付出的渴望，揭开了被现代人视为“束缚”的家庭意象的另一种面纱。世纪流转，当现代的娜拉们以迅疾的姿态一股脑地将家庭弃置，但却迷茫于前途何方时，李琦的书写如一盏灯，始终在温情地呼唤迷途的路人。

二、敞开与明丽：拒绝黑夜的美学风格

记得才女张爱玲是善于写各种姿态的月亮的，她善于此，多源于那个遗老遗少的家庭文化，以及略微自闭的性格，如果说喜欢月亮还是因为对黑暗的抗拒，并因之饱含希冀的话，那么时间如流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没有月亮的黑夜却成为诗歌疯狂追逐的象征，这多少有点让人猝不及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系列发表后，“黑夜意识”成为女性诗歌集中抒发的内容，可以说，“黑夜意识”提供了一个供女性沉思默察自我命运的历史、现状和将来的切入点。“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翟永明《独白》），“两个白昼夹着一个夜晚/在它们之间/你黑色眼圈保持欣喜，我在何处形成/夕阳落下敲打黑暗/我仍是痛苦的中心”（翟永明《憧憬》），在黑夜中发现潜藏的被压抑的欲望，在黑夜中舔舐男权文化带来的创伤，等等。但因之而来的消极避世、审丑与过于自恋的非正常状态也是纷至沓来。

对于绚丽多姿的诗歌人生来说，只有黑夜是不完整的。与诗歌的主流走向相比，李琦诗歌的格调是明朗的、从容的，恍如黎明初显时的缕缕阳光。当诗人整体哀叹诗歌境遇步入黑夜的深渊，哀悼诗歌盛世不再时，她可以理性而乐观地看待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因之是从容和乐观的。诗歌和诗人“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时代不再提供一个如多年前那么一个特定的、需要诗歌的背景了，所以，诗人们从曾有过的喧哗与奔腾中定格，变成了一眼井。这是坏事么？我看不是。经历了一些骚动、分化，尤其是经过了商业大潮的冲刷、各种时髦主义的过滤，诗人的队伍提纯了、精干了、更具有创造力了。高谈阔论变成了潜心思索。集团式的冲击变成了个人的写作。流派不那么众多了，旗号也不那么招摇了，诗人们撤出了江湖。他们安静地折回斗室，守住一盏寂静的孤灯，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的诗。也许，恰是在这被忽略被忘记被伤害的时候，诗人反倒隐约听到了那来自诗歌王国的神圣的召唤”③。尽管也是一盏“黑夜”的寂静孤灯，但李琦营造的却是明媚、流丽的味道，这和“诗歌是贵族的”“诗人天生是孤独的”等诗学理念相契合。我总觉得，她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正视诗歌现状的诗人之一。也正是这样的雍容心态，同样的题材在她的笔下焕发出了另一种悠然生命，没有过度感伤和消极的意绪。当人们痛诉空间阻隔对婚姻的创伤时，在她的《两种难过》里却显得哀而不伤，能够坦然而从容地接受这种距离带来的美感，或者说，恰恰是时空的阻隔成就了相知相守的情感厚度和深度，这一点不亚于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的缠绵悱恻的情感，耐得住时间的积淀。

诗人创造语言，从原初的经验赋予语言以新的生命。李琦诗歌的语言是敞开的，意境柔韧而春意盎然，喜欢在日常琐事的叙述中，见证一番哲思的美丽。以小见大的宏大叙述模式在这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以一斑窥豹的技法，能够通过细节和微小处书写宏大的社会文化的壮阔画卷。比如写《石头道》，时空穿梭间将石头道街，这样一条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浸染着厚重历史的街道跃现纸上，将沧桑的岁月写得轻倩而有跃动的活力。在《丁香》中，戴望舒笔下缠绵而幽怨的意象被赋予另一种韵味，浓浓的亲情下，不复有“丁香空结雨中愁”的千愁万绪，这种借物言志的方法也许显得有点俗套，但在这种“古旧”形式的背后，映现出的却是情真意切。她可以将母女亲情和复杂的人生况味糅合在一起，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处见人世真理，相对于抽象的说教，这是颇富情趣的。甚至，一只花瓶也能够映现出世界的瑰丽来（《我最喜欢的这支花瓶》）。也许有人说，这种写法稍显陈旧，但谁能否认这类诗歌能够让我们从单纯着眼于一己情欢的狭隘视角挪移开，看看周围的风景，唤起了这个社会久违了的美好情愫呢？应该承认，李琦的书写是唯美的，有着沁人心脾的智性雨露，温润而开朗，李琦诗歌所造的诗境，既有人淡如菊，亦有奢华如梦。

三、关外流年：边地书写的魅力

法国艺术学家丹纳用几十万字的篇幅来论证“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④的因果论点，这对于因《冰雕》这样地域色彩浓厚的诗歌闻名文坛的诗人来说，尤为恰当。“给我诗情的大北方啊！多少次当我怅惘、迷茫时，我总是愿意走进那苍莽的雪野里，一片静穆中，我仿佛听到一个雄浑却低沉的声音——‘孩子，你向前走吧！’奇怪，我总能在北方的天空与土地之间听到这声音，我又总是受这声音的感召，真的向前走去了……”⑤。于是，我们阅读到曾经的“哈尔滨”，诗情画意，鸟语花香（《我童年的哈尔滨》），也品尝到塞外边民酒香的醇厚（《冰城大曲》），以及黑水冰雪的地域赋予的刚烈性格（《陈酿》）。由之，她写北方的天寒和人的热情如火，饱含深情的颂读“北方”，“北方，像亲爱的妈妈/每一片雪花/都是她的爱和叮咛//呵，我们也羡慕/江南/莺啼婉转/柳绿花红/可是，如果可以交换/我们仍不肯交出/我们凛冽而迷人的寒冬”（《我们的冬天》）。曼妙的雪花在她的诗中，“身姿轻盈/无与伦比/这梨花的前世/千万只白鸟的羽毛/琴弦上最微妙的颤音/一瓣一瓣飘落/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歌声”。在《野花谷》中则谈及了这片土地的沉重历史，写海拉尔河的深邃（《海拉尔河》），写酒醉赫哲族小饭馆，“酒杯泪流满面/佳酿生出双脚/带领我们随波逐流/一条乌苏里江/在杯盏之中/宽袍大袖，两肋生风”（《酒醉赫哲族小饭馆》），写斑斑驳驳的白桦林，“大片的白桦/像一群从天而降的仙子/脚步刚刚站稳/就急于广袖飞扬，舞姿翩跹//满树变黄的叶片，像满树淡金色的小鸟/如同刚刚栖息，又像正欲飞离/兴安岭逶迤的山谷里/这超凡脱俗的树种/风流倜傥，传递清洁的气息”（《我见过最美的白桦林》）。在李琦诗歌里，甚至可以描绘出一副完整的龙江风俗画。她的成名作《冰雕》一诗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汉语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其词清丽，意境清纯，哲思深邃，地域色彩浓厚，很好地将那个年代素朴、沉思的精神以地域性的象征符号彰显出来。

李琦的地域书写又不仅仅局限于养育她的黑龙江，而是上升为具有宏大象征意义的边缘符号。她从对北方边地的地域情结出发，扩展开去，将对边地情愫的展望和书写辐射到另外的边缘，于是，边缘也就有了多样和辽阔的含义。比如写南方边寨女子的淳朴，和相思的爱情，那颗汁液饱满的心。写西南边疆的神秘而又和谐的“古镇”，写彩云之南的瑰丽，写从缮写湘西边寨的沈从文，“把这条江的故事讲得最好的人/收起心底的波澜/不再说话/他变成了岸”（《谒沈从文墓地》）。她的长篇叙事诗《死羽》又是对大西北人与情的宏大叙述，“我”“小麻雀”“苦爷”的生死之恋，“铜奔马蹄下的飞燕”“世纪缄默的烽燧”，无不浸透出西北高原的苍凉恢弘意味。“诗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现”，而“诗人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在其所是中的事物。这种命名并不在于，仅仅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而是由于诗人说出本质性的词语，存在者才通过这种命名而被指说为它所是的东西”⑥。李琦诗歌对边地风景的描述和沉思恰恰是给这种地域另一种诗意的命名和创建，丰富着人们对此方土地的温婉想象。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张抗抗《女性身体写作及其他》[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②[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③李琦《寂寞中的诗人》[J]，《文艺评论》，1995年第4期。

④[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⑤李琦《从前的布拉吉》[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⑥[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4-45页。

2014年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学者支持项目(编号：SYQ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