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促进了公务员的伦理化倾向

张苇+吴建平

摘要：社会的发展对公务员提出了更高的伦理要求，我们也看到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公务员的职业伦理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正是在这一改变中，我们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优势，即可以借用党的建设的渠道、方法、技术等，推进公职人员从业的伦理化发展。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党政体制

学者景跃进等把中国政治概括为“党政体制”[1]，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已成为一个嵌入政治结构的等级组织，具有与国家机构相对应的科层制结构。党的领导实际上引导着公共领域伦理价值的方向，党的各项制度与纪律其实也是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底色，所以在行政伦理的建设效果上，我们有着西方所没有的政党建设的广泛资源，完全可以借用党的建设的渠道、方法、技术等，推进公职人员从业的伦理化发展。为验证前面的假设，我们通过发放问卷、座谈、访谈的方式，对恩施州的公务员进行了深入调研。

一、社会发展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公务员提出了更高的伦理要求

我们今天所处的后工业社会，是一种高速运转、网络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在每一个领域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压力。传统的按部就班的官僚体制已经很不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灵敏和富有弹性的官僚组织，尤其需要依靠公务员自身的伦理判断和事业精神来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及产品。在我们的调研中，51.6%的人把协作性不强列为公务员职业道德中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说现代官僚制中的分工已让官僚体系内部的人员都深感协作的困难。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公务员伦理道德建设，让公职人员有更多的主动作为和担当精神，能够以整体性的思维方式面对服务的对象。

（二）民众需求溢出性

刘太刚教授提出了需求溢出理论，即个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家庭的满足能力的问题。并指出政府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条是物质治理的路径，即以物质资源满足人的溢出需求或以物质手段强令其接受需求溢出状态；另一条是心灵治理的路径，即通过非物质手段和非强制手段影响人的思维过程，使其自愿抑制或强化个人的特定需求，进而消除其需求溢出问题或使其安于需求溢出的状态[2]。在我们的调研中，很多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公务员反映了同一种苦恼：为什么很多时候自己明明在做好事，却也得不到老百姓的肯定。这类现象可以用需求溢出理论来分析，也就是仅有物质的手段会导致治理失灵，所以必然辅之以心灵治理的手段。这就对公共领域内的公职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他们自己达到一定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以自身的实践行为作示范，才可能利用好心灵治理的各种方式。

二、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公务员职业伦理环境的改善

（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十八大之后，“反腐”成为了党中央的工作重心，以对腐败“零容忍”为标准，以“老虎苍蝇”一起打为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厉的“反腐”模式。既有“大老虎”的陨落，又有众多“小苍蝇”的无路可逃，各个层级的相关机构都在反腐的任务上功劳不薄。三年来，恩施州的反腐力度也非常强劲，群众反响强烈的问题干部纷纷都倒在了铁的纪律与法律下。在怎样评价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有797人认为成效显著，占58.5%；484人认为有一定成效，占35.5%；34人认为成效不明显，占2.5%；也有28人认为没有保护干部，占2.1%；还有20人认为反腐工作影响经济发展，占1.5%。尽管也有少数的不同认识，但我们在调研中还是很明显地感受到，公务员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大大增加，有人说，如果现在还有人在搞贪腐，就不是思想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问题（意指精神病），由此可见反腐斗争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所以，由于反腐的力度和强度，对于部分公务员起到了极其强大的威慑作用，很多类似于“官老爷”的作风小毛病一去不复返，同时也弘扬了公共部门的正气，“为民服务”的角色定位重新得以扬眉吐气。

（二）作风建设的持续推进，政治生态良性转型

全面从严治党，彻底改变了官场上的政治生态，带来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型，对绝大多数的公职人员都是一场认识领域的重大冲击，一些曾经司空见惯的陋习渐渐在官场上绝迹，清明的政治生态在慢慢养成。调研中认为当前党的纪律非常好的921人，占67.6%；可以接受的342人，占25.1%；也有81人认为过于严厉人，占5.9%；无所谓的11人，占0.8%；认为不切实际的8人，占0.6%。绝大多数的公务员能够在认识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对公务员职业伦理上的冲击力度之强，越来越多的公务员逐渐认识到肩上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角色、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曾经被市场伦理——比如等价交换之类——横扫的行政伦理，开始显现出公共性的思考。

三、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思考

（一）以党的规章制度为参照制定行政伦理职业标准

行政職业标准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有了标准，才可以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考评，从而推进职业道德的优化。调研中，有87.6%的人表示，并不清楚公职人员的全部职业伦理标准，知道按领导的交待办事，但其他对人民负责之类，觉得很空泛。实际中也确实存在这类现象，尤其是一些关键岗位的关键人员，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时会无所适从，考虑到考评升迁或面子，最终都听从了身边领导的意见，哪怕觉得是错的。所以出台比较具有操作性的伦理规范，并且最好是综合性的，能够把公职人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规范集中成一部类似于法典的文书，以便于实际的运用性。

（二）建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组织

这里所说的行政伦理组织，从本质上来讲是政府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其主要职能是政府专门的伦理管理机构。现阶段，建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组织，来对公共部门各行各业的伦理道德进行专业的指导与管理非常有必要，因为多元的利益格局，需要有专业性的人员来对行政伦理问题进行界定，仅凭我们公共部门传统的靠经验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有很多部门在管着行政伦理的事，比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及政府内部的监察机构、行业性的行政伦理委员会等，但是没有专门的行政伦理组织。正因为没有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部门，所以就出现政出多门的现象，不利于政府管理，也使相关行政伦理制度的执行力大打折扣。

（三）完善行政伦理教育体系

行政伦理教育是行政主体伦理品质培育的重要途径，完善的行政伦理教育体系是行政伦理制度化和行政伦理教育的机制保障。调研中，有96.3%的人认为非常需要进行职业伦理培训。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高校、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行业部门培训机构构成的多元主体公务员培训系统。我们的调研中37.3%的人认为经历过的培训在内容和方式上有待于进一步地完善，同时了也还有23.5%的人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培训。行政伦理教育还需要在教学内容、师资队伍、教学方式、借助新媒体等方面进一步强化，突出时代特色，提高现实针对性，拓宽教育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 刘太刚.《心灵治理：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和传统中国心灵治理范式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10）.

（作者单位：中共恩施州委党校，湖北 恩施 445000；湖北省恩施高中，湖北 施恩 445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