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论十大关系》研究综述

燕文堂

摘要：《论十大关系》是中共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公开发表40年来，引起国内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从它的产生、传播到它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之间的关系再到它蕴含的政治思想都进行了分析梳理，向我们展示出这篇党史经典著作的厚重。对20年来有关研究加以综述，有利于促进学界持续开展对该文以及其它党史经典著作的研究。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党史经典著作；研究综述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距今已过60年。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83周年之际，《论十大关系》正式公开发表，距今整整40年。自这一党史经典著作公开发表后，学界就其展开了持续性探讨，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纪念文章数百篇，研究涉及它的产生、传播，有人还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蕴含的政治思想等多个视角展开分析。这里谨就2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梳理。

一、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版本与传播

在研究《论十大关系》如何得以产生和传播时，研究者发现《论十大关系》有不同的版本，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版本说”、“三版本说”和“四版本说”，其中“三版本说”比较流行。

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张金才认为，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刘少奇为摸清中国经济情况，先后约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受刘少奇的启发，从1956年2月14日起毛泽东在薄一波等人协助下，开始了他在建国后乃至一生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到4月11日，毛泽东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用了37天。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写就了《论十大关系》。

[1] 范建明则认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总结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对别人经验的盲从。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在调研基础上形成了此文。[2]另外，在很多著作中對《论十大关系》的产生进行了叙述。在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是这样记载的“1956年初，毛主席刚从杭州回来，我去向他汇报工作，偶然谈到，现在少奇同志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没想到，毛主席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对我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的汇报？我当然乐意承担，没有多久，汇报就开始了”。这篇著作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论十大关系》产生的背景。[3]

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版本。邱巍认为，从文献传播的角度看，讲话至少存在两个版本，一个是 1965 年底党内印发的版本，一个是 1976 年底公开发表的版本。[4] 郭秉兴认为，《论十大关系》主要存在三个版本，分别是1956年的讲话稿、1965年的“征求意见稿”和1976年的正式定稿。[5] 孙佩认为，《论十大关系》存在四个版本，分别是中央办公厅的讲话记录稿、陈伯达的整理稿、1965 年刘少奇主持的整理稿和1975 年毛泽东的审定稿。《论十大关系》经过了数次整理和修改，直到 1975 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负责整理的文稿终于获得毛泽东的肯定，日后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由胡乔木负责整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文稿。[6]

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传播。李文超认为，《论十大关系》的发表经历了从党内高层传播、党内有限传播、最终社会公开发表一个曲折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源于当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刚刚显现，党中央还不具备突破这一模式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等方面原因。[7] 邱巍认为，从传播史角度看，1956 年毛泽东讲话后，主要在党内高层传达，这是八大前后我们党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决策方针。此后不久，毛泽东本人注意力和观点都有所变化，讲话也长期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有限传播。《论十大关系》的社会政治传播主要是在 1976 年公开发表之后。[8]

二、关于《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研究者主要对《论十大关系》与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探讨。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邓小平理论的渊源。刘导平认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灵魂的体现。他的这一思想，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为邓小平探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依靠力量的理论打下了基础。[9] 刘国普、张晓宁认为，《论十大关系》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开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成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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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十大关系》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研究者从《论十大关系》与发展观存在的联系角度，展开了对这一经典文本的研究。在《论十大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方面，孙登敏认为，《论十大关系》与科学发展观虽产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出自不同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内容上也有所差别，但理论基础是共同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十大关系》和科学发展观同样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为我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1] 徐方平认为，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12] 杨国良从政绩观的角度对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做出总结认为，毛泽东重视人的因素，而且首先重视领导干部的作用，对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统一起来，具有重要意义。[13]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自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研究者认为《论十大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陶林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但的确在文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14] 彭坚认为，毛泽东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创造一个更为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15] 彭波、张俊红认为，毛泽东坚持把矛盾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以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来达到社会的和谐，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世界由矛盾组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论十大关系》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16]endprint

三、关于《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多数研究者认为，《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导。研究者多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工业化道路等角度分析了《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渊源。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王鲁英认为，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从实际出发基础上的，此后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17]徐选明认为，为了以苏为鉴，及时总结我们的建设经验，毛泽东全面地辩证地正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十对矛盾，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了第一次尝试性的较为全面的探索。[18] 王玲霄、汤治认为，《论十大关系》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认为，突破主要有三个方面：突破了苏联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模式，突破了苏联重积累，轻消费的理论观点，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模式。[19]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秦玉珍认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是他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对我国改革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 邬莲平认为，《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继而八大进一步确立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以及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这对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21]

四、关于《论十大关系》蕴含的政治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从政治学角度展开了对《论十大关系》中政治观点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政治和谐发展视角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视角等。

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王婷、程家才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自建国以来，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其论述对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22] 李旺珍、覃举东认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核心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3]

关于政治和谐发展的视角。王春刚认为，《论十大关系》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包含了他的政治和谐发展观。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政治和谐发展观：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团结和睦；协调党派间的关系，促进政党关系的和谐发展；正确认识革命和反革命问题，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高度重视党内是非问题，保证党自身的团结；深化中国和外国关系的认识，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许京元认为，《论十大关系》讨论了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管理体制问题。文章强调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巩固各民族团结；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继续肯定了对犯错误干部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宣布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都有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基础。[25]

《论十大关系》思想深刻、内容丰富。除上述梳理外，研究者还涉及了改革开放、经济、教育革命、是非关系等，凸显了《论十大关系》这一经典党史著作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但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研究者在分析党史经典著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过度关注所谓创新，忽略了对经典文本本身的深入解读。有的甚至把很多不相关的理论创新扯在一起，似乎党史经典著作解决了所有问题、与所有问题都有关系。二是“研究什么维护什么”。对于经典党史著作文本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较少论述，一味歌功颂德，爱屋及乌现象明显。三是缺少对文本产生背景的深入分析。研究经典党史文本，必须深度挖掘其写作背景、产生过程，弄清作者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思考写作，如此才有利于分析他究竟为何这样思考，针对什么问题。《论十大关系》的写作显然是毛泽东不满足于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走自己的路的一种可贵尝试。四是问题导向不足。研究党史经典文本，必须弄清作者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论十大关系》显然是试图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种种难题，之所以毛澤东迟迟不肯公开发表此文，与他想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存在直接关联。很多研究者对此还没来得及深入思考，就跨过问题直接论述它的伟大意义。这些普遍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很难推动党史经典著作的研究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张金才：《〈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范建明：《浅议〈论十大关系〉产生的动因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第4期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4]邱巍：《〈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第1期

[5]郭秉兴：《〈论十大关系〉的三个稿本》，《党史文汇》2010年第4期

[6]孙佩：《〈论十大关系〉的整理过程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3期

[7]李文超：《浅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曲折性———以〈论十大关系〉为视角》，《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8]邱巍：《〈论十大关系〉传播史考略》， 《光明日报》2012年5 月2 日第11 版）

[9]刘导平：《〈论十大关系〉—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石》，《广东党史》1996年第3期endprint

[10]刘国普、 张晓宁：《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之路》，《传承》2010年第5期

[11]孙登敏：《从〈论十大关系〉到科学发展观》，《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2]徐方平：《〈论十大关系〉对发展观的探索》，《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9日第3版

[13]杨国良：《科学发展视角下〈论十大关系〉解读》，《攀登》2009年第1期

[14]陶林：《和谐社会视角下的〈论十大关系〉的当代解读》，《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15]彭坚：《浅析〈论十大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先启意义》，《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14期

[16]彭波、张俊红：《初探〈论十大关系〉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思想》，《湖北函授大學学报》，2006年3月，第19卷第1期

[17]王鲁英：《〈论十大关系〉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8]徐选明：《〈论十大关系〉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4期

[19]王玲霄、汤治：《浅谈〈论十大关系〉对苏联经济模式突破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6期

[20]秦玉珍；《〈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科学》1993年第5期

[21]邬莲平：《〈论十大关系〉——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发韧》，《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

[22]王婷、程家才：《〈论十大关系〉理论视野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3]李旺珍、覃举东：《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及其意义》，《咸宁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4]王春刚：《从〈论十大关系〉看毛泽东政治和谐发展观》，《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7期

[25]许京元：《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艰难探索——纪念〈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发表50周年》，《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