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夏秀

摘 要：“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关键词：“温柔敦厚”；“温厚和平”；宋代阐释；转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9-0142-06

“温柔敦厚”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典范，这是学术界共识。不过，“温柔敦厚”最初并不是作为美学范畴而是作为伦理学范畴被提出来的。从汉代直到唐代，这一范畴都主要被应用于对人的品行修养的评价，而未被应用为诗歌创作和评价的规范。明清时期学者对于汉魏古诗及唐代诗人诗作所做的“温柔敦厚”之类的评价，是当时人们依据两宋时期涵义及适用范围都发生了重大转化之后的“温柔敦厚”标准所进行的批评。“温柔敦厚”作为诗学和美学原则被接受和运用，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的。

一、从伦理学到文学：“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审美化转向

1.宋代之前“温柔敦厚”的接受与阐释

众所周知，“温柔敦厚”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东汉郑玄笺注《礼记》时将《礼记·经解》的宗旨解注为：“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②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汉代关于“温柔敦厚”诗教的最接近的反馈。魏晋南北朝时期，“温柔敦厚”湮没不兴，只有刘勰的某些论断与“温柔敦厚”的思想比较接近，他在《宗经》篇中说：“《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简言之，就目前资料范围看，从汉代提出“温柔敦厚”开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接受、阐释与运用该范畴的资料尚未见到。

隋唐五代时期，“温柔敦厚”在经学范围和日常运用中已有明确记载。孔颖达的阐释广为人知。他在《礼记正义》中这样解释“温柔敦厚”：“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③这是“温柔敦厚”在汉代提出之后，目前所见最直接、最明确的阐释。这一时期，“温柔敦厚”已经被运用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概而言之，自汉至唐，“温柔敦厚”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并未获得如后世一样的显著地位。同时，其适用范围仍主要在伦理学范围之内，主要侧重对于人的道德修养品性的评价，而非如后世被广泛应用为文学和美学创作与批评。明清时期“温柔敦厚”的性质、内涵和适用范围发生了很大转变，当时学者以变化了的“温柔敦厚”的标准评价历代诗歌，认为《古诗十九首》及其他部分汉魏、唐代诗歌有“温柔敦厚”之风。这是后来学者根据性质和内涵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温柔敦厚”标准作出的评价。

2.“温柔敦厚”由伦理学向文学、美学阐释的转变

相比于之前的沉寂，“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很大改观，不仅直接阐释增加，而且适用范围已开始从伦理学领域向诗学领域延伸。

从资料看，宋代较早明确提到“温柔敦厚”一词的是北宋哲学家杨时。他指出：“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龟山集》卷十《语录》）同时，他还以温柔敦厚作为批评标准对当时诗歌提出了批评：“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尚谲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毀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则闻之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诗》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龟山集》卷十《语录》）

可以看到，杨时认为无论是作文作诗，还是对“人主”的语言都要委婉含蓄，不可讥诮太过，亦不可锋芒毕露。正因为此，杨时推崇如陶渊明一样冲淡自然的诗风：“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著力之所能成。”（《龟山集》卷十《语录》）杨时还认为，“温柔敦厚”对于个体修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如何做到“温柔敦厚”也有自己的见解：“忠恕者，仁之方也；宽裕温柔者，仁之质也。”（《龟山集》卷二十五）也就是说，人应以仁为本培养温柔忠恕的性情品质。总之，杨时的“温柔敦厚”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诗文之特质，尤其是诗歌语言和表达技巧；二是指人的品性修养。二者属于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但后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温柔敦厚”的诗文有赖于温柔敦厚的创作者。

与杨时同一时期的游酢（1053—1123）也认为“诗之情出于温柔敦厚”。他在《论语杂解》中解“兴于诗”章时说：“兴于诗，言学诗者可以感发于善心也。如观《天保》之诗，则君臣之义修矣；观《棠棣》之诗，则兄弟之爱笃矣；观《伐木》之诗，则朋友之交亲矣；观《关雎》《雀巢》之风，则夫妇之经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于废讲《蓼莪》，则诗之兴发善心，于此可见矣。而以考其言之文为兴于诗，则所求于诗者外矣；非所谓可以兴也。然则‘不学诗无以言，何也？盖诗之情出于温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声也，不得其心，斯不得于言矣。仲尼之教伯鱼，固将使之兴于诗，而得诗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岂徒考其文而已哉！”④

游酢直接用到“温柔敦厚”一语，但对此无有其他解释。到南宋时期，对“温柔敦厚”诗教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朱熹。朱熹解《诗》与汉儒的思路不同，他认为《诗》是表达性情的，不是《毛诗》所牵强附会的圣人、圣君之德之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朱熹重新阐释了《诗》与“温柔敦厚”的关系，对于诗的本质与表达也有新的认识。他认为诗歌发生于“温柔敦厚”的情感，其语言也同样是温柔敦厚的。即使在《诗》中那些雅变之诗，也是圣人出于“忠厚恻怛”的教化目的，为接受者培养无邪心性而提供的反面教材。可以看到，朱熹谈“温柔敦厚”的内容指向与杨时一样，也是侧重个性修养与语言表达两个方面，其目的主要在于强调如何解诗以及如何学诗：一方面我们要端正心性以无邪之情感对待《诗》，另一方面也要学会以温和平易、曲婉含蓄的语言表达情感。endprint

很显然，无论是杨时还是朱熹，他们都看重“温柔敦厚”对于人的修养以及诗文表达方面的规定性。这与隋唐时期仅仅把“温柔敦厚”用于个体德性修养评价有很大不同，而且极大地淡化了汉代赋予“温柔敦厚”浓厚的政治性内涵。虽然二者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强调个人心性的培养，但他们关于“温柔敦厚”与诗歌表达关系的重视还是开启了“温柔敦厚”由伦理学领域向诗学领域延伸和过渡的序幕。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由伦理学向文学和诗学领域的过渡，主要是从“温柔敦厚”阐释史角度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温柔敦厚”在宋代诗学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相反，在诗文创作、批评等领域，“温柔敦厚”的运用并不是很普遍。虽然后世的文学批评中将宋代的诸多诗或者词，如欧阳修、苏轼、姜夔等的诗、词，定性为“温柔敦厚”，但该范畴却很少出现在这些人的诗论、文论中。比如当代有论者认为苏轼的诗与词有很大不同，其中之一即为苏词中忠厚、仁爱、洒脱、旷达的个性比之苏诗更鲜明。黄州词多抒忠厚仁爱之情，此后更如是：“措辞平和，呈现出一位温厚长者之风貌。……苏轼是把个性中较为温柔敦厚的一面展现在词作中了，这也许与词这种文体在长期以来所养成的婉约特性有关。”⑤再比如，姜夔本人是持守儒家雅正诗风的，他的《白石道人诗说》开篇既云：“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⑥这是对雅正诗风的具体阐释，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贯穿着这一思想，但是其诗论中却未有“温柔敦厚”及其相关的用辞。

二、从“温柔敦厚”到“温厚和平”：“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向内转”倾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不仅获得了远较前代普遍的关注，其涵义演变上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变化，就是“温厚和平”的被广为运用。

1.“温厚和平”在宋代的运用情况

“温厚和平”一语，在宋代较早见于宋人蔡正孙撰《诗林广记》。该书前后共20卷，集陶渊明至北宋刘攽，兼附录共诗人60家。在《重刊诗林广记序》中，蔡氏云：“历览古人之诗，笔补造化，词泣鬼神者有矣，究其寄谲谏于温厚和平之中，不多见也。”⑦这个判断是在引用杨时“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之后做出的，可推见蔡氏不可能不知道杨时推崇“温柔敦厚”，或者是将二者视为一回事儿。

此后朱熹《论语集注》中也多次提到“温厚和平”：“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喻。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⑧“语气粗率，无和平温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语枝叶之小病也。”⑨他又自谦认为自己“待人接物之际，温厚和平之气不能胜其粗厉猛起之心”⑩。显然，上述引文中的“温厚和平”也是适用范围广泛，既可用于论诗，也可以用于指人之性情修养。

除“温厚和平”之外，当时还有与之非常相近的一些说法，比如“温厚平易”“平易”等等。在张载的相关表述中经常可以见到二者混用的情况：“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诗。涵咏从容，则忽不自知而自解颐矣。若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则几何而不为高叟之固哉！”“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岖求之，其心先狭隘，无由可见。”“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则思远以广，愈艰险，则愈浅近矣。”B11显而易见，这里的“平易”“温厚平易”意义相同，都是用于指《诗》的接受者的心性和情志。张载认为，解《诗》最重要的是接受者应涵养情性，心性平和。情志平易，语词就会简明纯正，高远的义理就存在于普通的日常事物之中。

2.“温厚和平”对“温柔敦厚”内涵的改变

从上述梳理可以见出，宋代基本视“温厚和平”为“温柔敦厚”的同义语。这一特征有学者已经有所表述：“宋代以降，温柔敦厚常被表述为温厚和平。”B12那么，“温厚和平”与“温柔敦厚”果真无区别吗？将“温柔敦厚”置换为“温厚和平”，其内涵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为了更明晰地理解二者关系，我们不妨参考宋代之后“温厚和平”的运用情况。

如“温柔敦厚”一样，宋代之后，“温厚和平”的运用也非常普遍：

使人收敛庄重莫如礼，使人温厚和平莫如乐。德性之有资于礼乐，犹身体之有资于衣食，极重大，极急切。（吕坤《呻吟语》）

不微不婉，径直而发，不可为诗；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古人诗意在言外，故从容不迫，蕴蓄有味，所谓温厚和平也。”（田同之《西圃诗说》）

恶巷伯恶，至欲“投畀有北”，何尝留一余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发其善恶之本心，使之同归于善，则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墙茨、相鼠诸诗，亦须本斯意读。（沈德潜《说诗晬语》二十九）

（李翱）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镕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观、刘蜕诸人有矜心作意之态。（《四库提要》）

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御选唐宋诗醇》）

上述诸多案例表明，“温厚和平”在宋代之后的运用有两大特点：一是运用频率高，适用领域广，或指人的德行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或指诗词的整体风格，或指语词使用等艺术形式方面。二是与“温柔敦厚”常常混用。沈德潜的论断以及上述对于白居易和杜甫的评价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这些都表明，“温厚和平”与“温柔敦厚”似乎无大区别。但这都属于表面现象，在深层内涵方面，二者有着本质性区别。

首先，“温厚和平”侧重于指向个体的心性修养的平易平和，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温柔敦厚”的政治教化功能。对于主体而言，如果说“温柔敦厚”还有向外的政治关怀，即还存在着对于君主进行讽谏、对社会进行补偏救弊的努力的话，那么“温厚和平”则侧重于“向内转”，即专注于内在的道德自省。这一点从《红楼梦》用“温厚和平”描述甄宝玉见到女孩子之后性格的变化即可见出。《红楼梦》第2回中借贾雨村之口介绍甄宝玉说：“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显然，这里的“温厚和平”不宜置换为“温柔敦厚”。其次，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温厚和平”的范围比“温柔敦厚”窄，有時可单指风格或语言形式，而“温柔敦厚”则多要将语言形式与题材、内蕴等联系在一起且更偏重于后者。《四库提要》评清人邓锺岳所撰《寒香阁诗集》为“其诗颇温厚和平，无血脉偾张之状，而材地稍弱，尚未能颉颃古人”。所谓“材地稍弱，尚未能颉颃古人”指的可能是取材范围小，也或者指专注于个体情感表现。像这种情形，一般是不会用“温柔敦厚”的。endprint

三、“温柔敦厚”宋代阐释转向的原因及影响

1.“温柔敦厚”宋代阐释转向的原因

一个范畴在特定时代的接受与流变与多种因素有关。政治背景的制约、社会心态的需求、学术倾向的变化等，都会发生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权重稍有差别。影响宋代“温柔敦厚”阐释转向的要素主要是《诗》学研究的发展以及理学的影响。

“温柔敦厚”的历代阐释向来与当时的经学，尤其是《诗》学研究的发展密切相关。相较于汉唐时期，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宋代经书丰富，经学异常发达。《宋史·艺文志》记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B13“学者无笔札之劳”即可“获睹古人全书”，这无疑为当时人了解经义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关于当时经书的富裕状况，以及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宋史·儒林传》也有记载：“国初（经版）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B14这里的“士庶家皆有”足以说明当时经书在宋代社会的普及程度。不仅如此，宋代经学研究路向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致说来，宋代初年，经学研究仍基本遵循汉唐路径，以注疏为主，到宋中后期，开始出现疑古倾向，儒者开始依据个人理解和旨意说经：“迄乎庆历之间，诸儒渐思立异。……然自是风气一变，学者解经，互出新意，视注疏如土苴。所谓宋学者，盖已见其端矣。”B15这一倾向发展到南宋，终于完成了经学研究由汉儒之注疏到宋代义理之学的转变。

在经学普及、经书丰富的大前提下，《诗》学研究成果也获得长足发展。据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的统计，这一时期与《诗》有关的著述多达299种，远远超过以往各时期的研究数量。《诗》学研究的路径也相对多样。尤其是朱熹对于《诗经》的研究路径已经与汉代有很大不同。他不仅质疑汉儒对《诗》的研究，而且他认为《诗》是吟咏性情之作，不为美刺所为。《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B16而在《朱子语类》中，此类观点更是随处可见：“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谢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B17由于否定了汉代重美刺的政教观，朱熹对于《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时期不否认诗歌之抒情特征的本来面目，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一般抒情主体的存在。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推动了“温柔敦厚”阐释转向。正是《诗》学研究丰富繁荣、研究路径多样复杂为“温柔敦厚”由“正君臣，理正义”的政教路径向重性情方向的嬗变提供了基础和契机。

宋代阐释指向并非如后世那样主要集中在诗学、文学，伦理政治目的的阐释仍然占有很大比重。无论是杨时、朱熹等的身份，还是他们对《诗》抒情性的强调，都表明宋代“温柔敦厚”阐释与宋代理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将“温柔敦厚”置换为“温厚和平”所呈现出的向内转倾向，更是与宋代理学所强调的心性修养密切相关。

客观地说，“温柔敦厚”在宋代的重新被认识，主要是源于理学的提倡。首先，从对“温柔敦厚”阐释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身份来看，无论是杨时、张载还是朱熹，都是宋代理学的代表。其次，宋代“温柔敦厚”阐释转向是宋代理学思想运用到传统诗教中的结果。杨时反对苏轼“讥诮朝廷”太过，隐含之意在于说诗人内心不够平易，与汉代所提倡的“主文而谲谏”目的并不完全一致。而用“温厚和平”替代“温柔敦厚”，重视个人心性修养的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这些都是宋代理学提倡“明道见性”“治心养气”等理念在诗学领域的运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理学对于“温柔敦厚”的阐释与运用，本意并不在于探讨诗文创作或批评。就朱熹而言，他对于《诗》抒情性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当时的目的也并非要将《诗》真正当成一部诗歌总集，而是要将其作为“思无邪”的范本，以达到从“内圣”（心、性、理、气）的修养到“外王”的期望。

2.“温柔敦厚”宋代阐释转向的影响

在“温柔敦厚”接受史上，宋代阐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时期对于“温柔敦厚”的阐释和运用，不仅改变了“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对于该范畴的接受。

第一，改变了“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对一个独立范畴而言，性质的转变和内涵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说，“温柔敦厚”宋代阐释转向是该范畴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知道，“温柔敦厚”本身内涵丰富，同时拥有伦理内涵、政治内涵、审美内涵三种内涵。但是，有一个事实经常被忽略，那就是：在古典文学时期，三种内涵基本上没有呈现过势均力敌的“三足鼎立”的状态，而是此长彼弱的关系。因为这三种内涵既不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也并非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简言之，唐代之前突出的是其政治内涵和伦理内涵；宋代政治内涵弱化，审美内涵萌芽；元明时期审美内涵获得大发展；清代又相对突出了其政治内涵。在“温柔敦厚”接受史上，三种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更替形态，而宋代阐释转向在上述三种内涵更替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将“温柔敦厚”被置换为“温厚和平”，这一转向削弱了该范畴本来拥有的政治教化味道，缩减了其政治内涵；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或恢复了詩歌吟咏情性的本质，发展了其审美内涵。政治内涵与审美内涵的此消彼长，意味着“温柔敦厚”范畴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温柔敦厚”的审美内涵获得了关注，更在元明清时期获得了广泛而充分的发展。政治内涵、伦理内涵和审美内涵一起构成了“温柔敦厚”内涵层次的丰富性，也为其在后世获得多路径阐释留下了空间。endprint

当然，当我们高度评价“温柔敦厚”宋代阐释转向的贡献与意义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次转向也为后世“温柔敦厚”接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埋下了伏笔。宋代“温柔敦厚”阐释的转向既是对该范畴审美内涵维度的拓展，同时也为“温柔敦厚”走向偏重形式、注重诗歌创作和接受主体心性修养忽略社会责任的保守倾向提供了可能。后世对于“温柔敦厚”内涵理解上的精致化和平庸化倾向，也正是由此开始的。

第二，直接影响“温柔敦厚”在后世的接受和阐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了元明时期“温柔敦厚”的接受与阐释；二是为“温柔敦厚”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文学典范奠定了基础。宋代学术研究对于元代的影响直接且明显。有学者指出，元代的《诗》学研究直接承继了朱熹的传统：“这个时代（《诗经》研究）重在诠释‘朱传，颇有点类似魏晋及唐之诠释‘毛诗。”B18尤其是延佑二年（1315年），朝廷开科取士，把朱熹的《诗集传》以及其他著作当成教本，更使得朱子走向独尊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温柔敦厚”的元代接受与阐释更加普遍。元好问、范德机等力推“雅正”诗风，“元诗四大家”揭傒斯、虞集、杨载、范梈共同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并以此为标准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温柔敦厚”在元代的接受与阐释是肇始于宋代的由伦理学向文学转化的继续和拓展。这种接受与阐释思路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代初期“温柔敦厚”的接受基本承续宋元路径。比较而言，虽然无甚创新，但这一时期的广泛接受与阐释，使得“温柔敦厚”广为人知，在诗学创作、批评以及诗歌编选等领域被广泛接受与运用，从而使“温柔敦厚”彻底完成由伦理学范畴向诗学、美学范畴的演变。

从“温柔敦厚”接受与阐释史角度看，宋代阐释的两大转向是“温柔敦厚”作为美学、文学典范的开端。宋代诗论中开始完整出现“温柔敦厚”的概念，并以此为诗歌创作的标准。这一时期的“温柔敦厚”虽然尚未获得明代之后的显赫地位和影响，但是对该范畴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越。正是从宋代开始，“温柔敦厚”明确地开始了从伦理学范畴向诗学、美学范畴的转化。此后，经过清代学者的接受、阐释与运用，“温柔敦厚”成为儒家诗教的代表，成为主流诗论、文论的原则与典范。因此，严格地说，“温柔敦厚”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原则，实际上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不仅如此，现、当代学界对于“温柔敦厚”的一些“常识性”认识，实际上也肇始于宋代的阐释轉向。比如有学者在论及“美刺”说时这样说：“最突出的是汉代儒家以‘美刺说诗了。它即是《毛诗序》宣布的‘正得失……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具体化，它要求诗作为对皇帝的某种委婉的讽谏劝诫的工具，来起纯粹政治的功能作用。所谓‘温柔敦厚，即是服从这种要求的美学原则。这种传统到白居易那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到明清近代，是始终没有断绝的，它是儒家正统美学的基本法规。这是一种政治文艺学或文艺的政治解释学。”B19像上述论断这样将“温柔敦厚”与《毛诗序》的相关论断相提并论，甚至将二者视为一回事儿，正是源于宋代开始的“温柔敦厚”审美化阐释以及此后明清时期的广泛接受与运用。

注释

①②③〔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第1609、1609、1609页。

④转引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95页。

⑤莫砺锋：《古典诗学的文化关照》，中华书局，2005年，第81页。

⑥郑文、霍松林、胡主佑校点：《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页。

⑦〔宋〕蔡正孙：《诗林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⑧朱熹：《论语集注》卷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63页。

⑩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11页。

B11朱熹：《诗传纲领》，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

B12崔海峰：《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船山学刊》2008年第3期。

B13《艺文志》，《宋史》卷二百二十，第18册，第5031页。

B14《宋史·邢昺传》，《儒林传》，《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第37册，第12798页。

B15夏传才：《中国经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B16朱熹：《诗集传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1页。

B17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75—2076页。

B18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页。

B19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责任编辑：行 健

On the Two Chang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n Rou Dun Hou in Song Dynasty

Xia Xiu

Abstract：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n Rou Dun Hou （soft and gentle） in Song dynasty， one is the change from ethics interpretation to poetic interpretation， the other is being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Wen Hou He Ping （gentle and peace）. The two changes signify that the characters and connotation of Wen Rou Dun Hou have changed greatly. From then on， Wen Rou Dun Hou transferred gradually from an ethics principle to a model for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s.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connotation， Wen Hou He Ping（gentle and peace） focuses more on "turning inward"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 accomplishment. Therefore， the spiritual ideal of the original Confucianism in Wen Rou Dun Hou was weakened and it transferred into a pursuit of literature style.

Key words："Wen Rou Dun Hou"； "Wen Hou He Ping"； interpretation in Song dynas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