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维桢《鸿门会》显现的文学思想

2017-10-19 08:06骆捷文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7年9期
关键词:杨维桢正统

摘 要:元末明初诗人杨维桢的诗歌《鸿门会》脱胎于司马迁的《史记》,诗人在诗中对鸿门宴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改造,从而突显了诗人独特的文学思想:重视正统的历史观、主张不待雕琢而大工,强调得其神气与韵味。

关键词:杨维桢 《鸿门会》 文学思想 正统 情性

在《鸿门宴》中,司马迁塑造了多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能屈能伸、圆滑奸诈、善于应变的刘邦,有勇无谋、优柔寡断、坦率重情的项羽,忠贞不二、有勇有谋的樊哙,足智多谋的范增等人物,均写得有血有肉。然而,司马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被后世诗人为了更好地进行创作而加以改造和丰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物形象,都是为作者的创作意图服务的。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杨维桢也根据“鸿门宴”的内容写了诗歌《鸿门会》。

一、杨维桢《鸿门会》内容

天迷关,地迷户,

东龙白日西龙雨。

撞钟饮酒愁海翻,

碧火吹巢双猰貐。

照天万古无二乌,

残星破月开天余。

座中有客天子气,

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

军声十万振屋瓦,

拔剑当人面如赭。

将军下马力排山,

气卷黄河酒中泻。

剑光上天寒彗残,

明朝画地分河山。

将军呼龙将客走,

石破青天撞玉斗。[1]

杨维桢现存四百多首咏史诗,其反思的时代跨度,上起先秦,下讫宋元,前后兩千多年的众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收笔底,任其取舍和褒贬。述史鉴今的咏史诗在400多首诗歌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作者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客观,所发感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既寓具有普遍意义的鉴今之旨于字里行间,又注意展示历史人物作为个体生命的命运。[2]

杨维桢咏史诗包括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可见诗人对政治的关注,由于这些历史事件对当时的政局影响极大,杨维桢也希望借此警示后世君主,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在杨维桢的《鸿门会》中,诗人将双方的对峙比喻成东龙和西龙,开头便交代了天下纷争、英雄并起的时代背景,迅速将紧张气氛烘托出来,杨维桢说刘邦有“天子气”,强调刘邦为真命天子,可见诗人正统的历史观,同时也预示了对峙双方未来的胜负输赢。杨维桢将鸿门宴上刘邦成功逃离与范增得知后愤怒摔碎玉斗浓缩成一句话:“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两个细节上的对比更加突出鸿门宴的结局。刘邦逃走之后,范增言:“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数年后范增的预言成真,项羽自刎乌江,而后刘邦称帝,鸿门会被认为是楚汉之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杨维桢选取鸿门会这一题材也包含另一层含义,项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听取范增的建议,因此诗歌暗暗表现出诗人希望统治者能采用更加合理有效的用人政策,使人才有用武之地。

刘邦、项羽历来都是咏史诗的主角,杨维桢在这首诗中完全撇开刘、项等人在宴会中的具体行动,以飘渺灵动的构思,重在再现当时群雄逐鹿、风云变幻的大形势,刻画那种惊心动魄的时代氛围,让人能够领略到读《史记》所没有的审美感受。[3]

二、《鸿门会》反映的文学思想

1.正统的历史观

杨维桢极力反对辽、金具有正统地位的理由是:契丹族本为唐之“边夷”,“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后来“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隙中夏”;而女真族则又“臣属于契丹”,随后“篡有其国,僭称国号”。故辽、金与乘华夏之统的两宋相比,皆“荒夷非统”也。这种带有“夷夏之辨”色彩的“正统观”,自然不可能为蒙古人脱脱所接受。撇开这种轻视“夷狄”的倾向不论,杨维桢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是一种以理学思想的伦理逻辑来认识和评价历史的理性主义历史观。

杨维桢的《鸿门会》中的“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讲的是座位中的刘邦身上有天子气,其左边大腿上有七十二颗痣,就像连着的明珠一样。作者采用缥缈看不见的天子气以及七十二颗痣的传说来强调刘邦是真命天子,是汉族大统的继承人,可见诗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对正统的重视。

2.主张不待雕琢而大工,强调得其神气与韵味

不待雕琢而大工指的是就语言表现而言,即如何把作者的情性形诸文字。杨维桢反对刻意雕琢,主张“情性之天”,不工而工。因此,杨维桢不赞成韩愈等人所提倡的“穷而后工”之说,主张学习古代风雅诗人,因任情性之自然。要求在诗歌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诗人出自天性的真感情、真思想。

杨维桢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则强调“未认其性与神,罔为诗也”。性指的是情性,神则是神气,情性未得,则妄矣。情性已得而又以恰当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便可得其神气,也即传神,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所谓韵味,往往是指就诗歌意境而言,有时也称为趣味、意趣等。[4]

而这首《鸿门会》则是如此。诗歌中并没有精雕细琢的词语,也没色彩鲜艳的修饰词。有的只是为了烘托项羽、刘邦的宏大战争场面的气势词。诗歌中的“万古”“破月”“天子气”“振屋瓦”等词,真挚地表现出诗人心中的豪迈之气以及对正统刘邦登上王位的欣喜。而且,从诗歌的体例而言,也可看出诗人并没有被格律规范所束缚,不拘一格,其词语是为了表情表意而运用的。

诗人运用这些气势宏大的词,不仅仅可以表达风云变幻的时代和战争的气势磅礴,更可以塑造刘邦和项羽大气的形象。整首诗读起来铿锵有力,趣味盎然。

杨维桢用词看似率性,却能够根据诗歌的内容和特色选择恰当的词语,并把诗人的文学思想融会其中,体现了诗人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文学素养。

注释:

[1]邹志芳点校,杨维祯著:《杨维祯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2]黄仁生:《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265页。

[3]刘玲玲:《杨维桢咏史诗研究》,沈阳: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3-24页。

[4]黄仁生:《杨维桢的文学观》,复旦学报,1997年,第4期。

(骆捷文 广东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006)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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