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活跃度、效益与悖论
——基于PVAR模型的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的实证

陈景信，代 明，郑 闽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本期视点

创业：活跃度、效益与悖论
——基于PVAR模型的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的实证

陈景信，代 明，郑 闽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文章借助管理学的战略理论和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原理构建核心理论体系，旨在阐释区域创业活跃度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而使PVAR模型对我国创业活动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地区面板数据的考察发现：在一定时期内，创业活跃度提高了，然而创业活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不显著或为负值，因而验证了创业悖论在区域的存在性。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根据不同的区域和时空情景，创业政策的设计、选择和实施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应有所不同；创业政策的重点之一在于引导和鼓励国内外有识之士创业，旨在为营造知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创业政策的主要功能应定位于整合各种资源为提升创业质量服务。

知识创业；创业悖论；PVAR模型；经济效应；知识发展指数

一、引 言

经济学对于创业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经济学界对于创业的开拓性研究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广泛流行诸如“经济零增长”、“使美国非工业化”以及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然而，事实与数据却和这些描述不相吻合。针对以上现象，管理学大师彼得·F·德鲁克1985年率先提出创业型经济的概念，并强调美国经济正从管理型经济转向创业型经济［1］。Audretsch和Thurik认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正发生由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并对这两种经济形态进行了比较，从而使创业型经济的研究得到了深化［2-3］。

然而，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基础薄弱，百业待兴。经历10多年的风雨历程，进入21世纪以后，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迅速崛起，我国的创业型经济才初见端倪，并逐渐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当前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创业融资渠道大为拓宽，全国范围内更是掀起了新一轮创业热潮。在创业热潮的鼓动下，虽涌现了许多成功的创业案例，但也出现了不少失败的创业项目。在如此事实面前，则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创业对就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学者认为，创业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知识［4］，它是以知识和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生产要素，以创新为主要手段，以中小企业为微观经济基础，通过创业机制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形态［5］。可见，创业型经济所指代的创业属于高层次的经济活动，它与可模仿的低端创业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Shane所说，创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并不是一场数字游戏，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具有增长潜力的公司上［6］。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统筹性战略背景下，创业政策的落脚点在于创业质量的提升而非仅仅创业数量的增加，并需积极倡导有条件的经济地区加强知识创业的政策扶持和项目支撑，逐步发展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创业形态。

二、研究假设与理论构建

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目标，它们与社会创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有必要围绕创业与就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图1）。其一，经测算发现，我国自雇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7］由2001年的10.27%上升到2015年的36.25%，自雇率的浄变化量①呈持续缓增态势。一般地，随着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创业对缓解就业压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就业人员环比增长率来看，2001-2015年期间该增长率曲线基本与横轴平行，增长率一直处于0～1%区间范围内，故就业的变化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是我国适龄劳动力近乎充分就业的表现，也可能是就业渠道缺乏有效的疏通机制造成的。如果是前者那是利好消息，但如果是后者则需要我们深思如何有效地推动创业事业发展，进一步释放就业压力，或者让我们提高警惕并反思是否一些行业中存在过度创业而频发创业失败，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浪费和失业人员的增加。其二，从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来看，2007年以前人均GDP环比增长率（GDP统一按照2000年价格计算以消除通胀因素的影响）与自雇率的浄变化量基本保持相同的增长趋势，其后人均GDP环比增长率却背离增长轨道出现走低现象。换言之，自雇率变化量的持续攀升反映了我国创业活跃度和就业水平的不断提高，然而，人均GDP环比增长率的变化转折则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趋于减缓。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单纯地认为创业仅会对经济增长、就业起到正面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上述创业与就业、经济增长不同步甚至相悖的现象。因此，从经济学视角解释创业结构的演变对就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理，显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图1 2001-2015年创业与就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关系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6）。

（一）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研究创业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倾向于创业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但也有不一致的观点。Holtz-Eakin和Kao以美国各州为研究对象，用人均州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利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验证了新创企业的增长可以带来人均州内生产总值的增长［8］；Acs等利用1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各国的创业活动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9］；Braunerhjelm等使用17个OECD国家1981-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创业对经济增长有着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10］。张建英［11］、王琨和闫伟［12］利用中国地区数据研究发现创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见，创业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13］。不同于以上的结论，Blanchflower使用 23个OECD国家1966-1996的面板数据验证自我雇佣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负影响，即创业率的增加会给经济增长率带来负效应［14］。国内学者齐玮娜和张耀辉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不同区域不同创业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从国家层面来看，私营企业创业对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个体户式的生存型创业影响显著为负［15］。综上可见，创业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直接决定了创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创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效应是衡量创业经济效益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创业对就业的影响

创业对就业的影响究竟如何？学术界往往是从创业对失业所起的作用来解释，而观点却存在分歧。企业家效应假说认为，创业是由过去的经济成就和有才干的创业者所推动，会促进随后的就业而降低失业［16］。Aghion 等［17］和 Pfeiffer等（2000）［18］认为，新创企业进入市场，会促进市场供给竞争，带来更高产出水平的同时增加就业。赖德胜和李长安认为，我国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年来经历的三次创业高潮都是在经济从低谷向繁荣的起始阶段和失业率高的时期出现［19］。董志强等［20］利用广东省21个地区1991-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支持了创业可以降低失业的企业家效应假说，即从经验证据证实了“创业带动就业”的合理性。但也有研究指出，创业带动就业或减少失业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创业率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创业水平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21］。不难发现，创业对就业具有直接的影响，故创业对就业的影响程度直接关系到创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创业带动的就业效应是衡量创业经济效益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三）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理论分析

1.创业活动的战略思想

（1）传统创业的“红海”战略。以波特竞争理论为基础的“红海”战略假定产业结构是既定的，产业界限与竞争规则已经固化，企业被迫为有限的市场展开你死我活的血腥竞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22］。传统创业是创业者及其团队通过整合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并将其投入传统产业，在现有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图2）。因此，传统创业只是对已存商业模式的简单复制，所处的市场日趋饱和，其着眼于竞争激烈的有限市场份额，故只有将新旧竞争对手压制或击败才能有立锥之地。所以，传统创业所走的是典型的“红海”战略路径。

（2）知识创业的“蓝海”战略。Kim和Mauborgne认为［23］，与“红海”战略恰恰相反，“蓝海”战略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价值创新是该战略的基石，市场界限及产业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企业可以通过重塑产业边界和打破现有实践规则来重新建造的，从而开辟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知识创业是对上述传统创业的延伸和发展，是创业实践顺应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其中，知识是那些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同样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是一种集信息、科技等于一体的无形资本。知识创业高度依赖于知识要素——知识在创业投资要素中起到引领和决定性的作用（图2），其开创的是新兴产业市场，创业过程始终致力于价值创新。由此可见，知识创业理念中奉承的是“蓝海”战略思想，实现兼具差异化和成本优势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图2 传统创业与知识创业的战略思维路径

2.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的内在动态机制

从上述分析可见，研究创业活动经济效应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两者数理关系变化的一般描述性分析，而是需要深入分析创业活动内部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首先，依据“红海”、“蓝海”战略思维对两种创业类型的解释所体现的差异性特点的同时，坚持边际效益递减和边际效益递增两大规律为指导，提出假设3、假设4。

H3：传统创业经济效益遵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H4：知识创业经济效益遵循边际效益递增规律。

在上述理论知识和假设条件基础上，本文尝试演绎区域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的内在动态机制（图3）。图3（a）中，横轴表示时间，0-t0表示传统创业时代，t0-t2表示融合创业时代（即传统创业和知识创业兼容发展阶段），t2之后表示知识创业时代。TR表示区域内部的创业经济效益函数，满足以下形式：TR(K,I)=TR1(K)+TR2(I)，其中，K代表土地、厂房、资本、劳动力等有形生产要素，I表示专业知识、创新精神、技术、网络等无形生产要素。TR（1K）代表传统创TR（2I）代表知识创业经济效益函数，满足边际效益递所以，区域创业经济效益的增大还是减小取决于传统创业边际经济效益的递减量和知识创业边际经济效益的递增的比较，即区域创业经济效益增加量（或减少量）的函数满足以下形式：图3（b）中，曲线F和曲线E分别表示在某一时期内，传统创业边际经济效益和知识创业边际经济效益的变化状况。具体来说，曲线F与横轴相交时，创业活动的整体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图3（a）的a点处）。曲线E中的e点之前的变化对应于t0-t1时期，由于知识创业边际经济效益方兴未艾，所以无法抑制传统创业造成的负经济效应，此时TR曲线从a到b点出现经济效益持续递减现象。在t1-t2时期，知识创业已经显露头角，其创造的正效益基本能够与传统创业的消极效应相抗衡，因此，TR曲线b-c段趋向平和。t2之后，知识创业边际经济效益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增大，已经能够完全制止传统创业给创业经济效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一旦知识创业开创的新兴产业领域日臻成熟，其边际经济效益也很可能会出现递减。

所以，在假设（H1-H4）条件下，综合上述分析发现，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作用下，传统创业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就业（创业经济效益的代理变量）的影响终会出现负边际效益。所以，在特定时期内，即使知识创业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遵循边际效益递增规律，但其产生的正边际效益却只能抵消或不能抵消这种负边际效益，那么，创业活动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不显著甚至消极的影响。即在某一时期（图3（a）中t0-t1或t1-t2）区域的创业活跃度提高了，而经济增长和就业只能维持甚至低于原有水平，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创业悖论”。

图3 创业活动对经济影响的动态机制

三、实证研究

近年来，尽管国内关于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数量有所增多，但研究往往缺乏系统性而导致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鉴于此，本文从理论上探讨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的内在动态机制并提出“创业悖论”命题后，进而采用PVAR模型对我国创业活动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一般地，国内外学者考察两变量关系时，通常是基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研究，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具有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滞后模型的双重特质，显然，使用该模型会比传统时间序列VAR模型得到更多可靠的信息。因此，本文拟使用PVAR模型研究“区域创业活动经济效应”问题。其主要有三个步骤：①利用GMM方法估计模型参数；②脉冲响应函数分析；③通过方差分解考察各影响因素的大小。建立如下形式的PVAR模型：

其中，α0为常数项；i代表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t代表年份；yi,t为P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αj为体现变量滞后效应的矩阵，j为滞后期数；αi代表引入的个体效应，反映地区之间的异质性；βt代表时间效应，用于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μ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引入如下内生变量：①知识发展指数（dev），用于反映区域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及知识的发展水平；②创业活跃度（ent），用于反映区域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③就业水平（egr），用于反映区域的就业状况；④经济增速（ggr），用于反映区域经济增长情况。

（二）变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2-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在表1中，创业活跃度（ent）选取各地区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Eps）占总就业人员（Tem）的比重即自雇率来衡量；就业水平（egr）选取各地区从业人员的环比增长率（Gre）来衡量；经济增速（ggr）用人均GDP的环比增长率（Grg）来衡量；基于区域的知识发展水平取决于知识发展能力的观点，即以世界银行报告中“知识发展包括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交流能力的发展”［24］这一理念为指导，通过构建知识发展指数来衡量区域知识发展水平。构建过程中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R&D）、大学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比例（Edu）和邮电业务总量（Inf）分别作为上述三种能力的代理变量，同时赋予所选指标相同权重，并采用极差正规化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表1 变量、指标与数据来源

测算过程如下：

1.极差正规化

其中，xij表示第i个地区的j指标的实际值；max（xj）表示j指标的最大值；min（xj）表示j指标的最小值；yij表示第i个地区的j指标的标准化值。

2.知识发展指数

（三）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和增强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对数据稳定性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同时采用LLC检验和IPS检验，前者假定面板是同质的，后者则假定面板是异质的［25］。由表2可知，LLC检验中，除了水平值ent外，其他变量的水平值均在1%的水平下通过检验，即水平值ent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同理，IPS检验中，只有水平值egr在1%水平下通过检验，其他变量的水平值均没有通过检验，而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在1%和10%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2 变量单位根检验

上述IPS检验表明，序列ggr和ent都为一阶单整，鉴于这两个变量是研究的重点，故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本文采用Westerlund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26-27］验证ggr和ent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West⁃erlund的检验标准，考虑面板异质性条件下使用组统计量（即Gt和Ga）来作出判断，同样地，考虑面板同质性条件下使用面板统计量（即Pt和Pa）来作出判断，原假设均为“不存在协整关系”。表3结果显示，Gt和Ga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ggr和ent之间至少存在一组协整关系；Pt和Pa也是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ggr和ent之间整体上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表3 ggr与ent的协整关系检验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1.Granger因果分析

通过上述可知，变量属于平稳变量或两个I（1）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在此，考虑到后续研究和明确变量因果流向的需要，故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从表4可以看出，dev与ggr、ent与ggr及ent与dev这三组变量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而考察dev与egr这组变量发现，egr是dev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

表4 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由此结果可知，某一区域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过去知识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助于解释当期经济的变动，反之，过去的经济状况也会对当前知识发展水平的高低具有解释作用。同样地，过去的创业活跃度对于当期经济状况具有解释作用，而过去的经济状况也能解释当前创业活跃度的变化；滞后的创业活跃度对于当期知识发展水平的高低起到解释作用，而滞后的知识发展水平对于当前创业活跃度的变化同样具有解释作用。同理，过去的就业状况能解释当期知识发展水平的变动，但过去的知识发展水平不一定会对当前就业水平产生影响。以上分析只是两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现实生活中知识发展水平、创业活跃度、就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的。因此，在后续研究中通过P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变量关系进一步实证。

2.估计结果与分析

进行模型估计前，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根据AIC、BIC、HQIC三大阶数判断准则，结合表5中相应数值，选择滞后2阶和滞后3阶相对合适。所以，下面就滞后2阶模型和滞后3阶模型呈现的GMM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模型估计过程中，为了消除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对矩估计的影响，使用截面均值差分来消除时间效应，同时使用向前均值差分方法即“Helmert转换”消除模型的个体效应，保证了滞后变量与转化后的变量正交，因而可以将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GMM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本文主要运用Stata13.0软件，并使用PVAR2程序②进行数据处理。

表5 PVAR模型GMM估计结果

由表5的估计结果可见，本文建立的PVAR模型估计结果能够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给予初步刻画，从中有以下主要发现：第一，两个模型中滞后1期的dev对ent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知识发展对于创业活跃度具有高度正向作用；模型1中滞后1期的dev对egr在10%水平下显著，而模型2中dev对egr并不存在显著关系；模型1中滞后1、2期的dev对ggr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下完全显著，且模型2中滞后1、3期的dev对ggr的影响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然而，影响系数有正有负，则说明知识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不明确，从而也强调了知识应用到经济领域，才能体现其价值。第二，除了滞后1期的ent对其自身在5%水平下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外，两个模型中的ent对其自身、egr的影响均不显著，因而从创业的就业效应视角验证了“创业悖论”存在的可能性；模型2中滞后3期的ent对dev的影响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创业有利于实现知识的溢出和商业化，但效果的显现相对较长；滞后1、2期的ent对ggr的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2呈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说明ent对ggr的直接影响呈现出波动性，且影响系数反映出ent对ggr也存在显著负效应，因而从创业的经济增长效应视角也证实了“创业悖论”存在的可能性。第三，模型1、2中egr对其自身、ent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滞后1期的egr对dev、ggr具有较为显著的作用，但模型2中滞后2、3期的egr对ggr的影响并不显著。第四，ggr对egr并不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相反，ggr对其自身、dev、ent则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基本表现为正。

3.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能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和效应，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28］。本文通过进行Monte Carlo模拟1 000次生成95%置信区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4），其中，横轴代表冲击反应的响应期数（设定滞后期为6），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由于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变量排序，所以，在此依据研究需要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初步判断变量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而运用“外生性越强的变量在前，内生性越强的变量在后”的原则确定变量的最终顺序［29］。本文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部分将变量次序确定为dev、ent、egr、ggr，其基本思想理念是知识的发展有利于创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有助于发挥创业对就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图4 二阶滞后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从图4可以看出，第一，如图4-b1所示，给dev一个标准差的冲击，ent会产生较为强烈的正响应，并在第2期末响应值达到最大，随后影响程度有所减弱，但到达第6期dev对ent仍然存在正影响，这说明我国的知识发展对创业活动会产生持续而长期的正效应。另外，从egr和ggr的响应函数曲线来看（见图4-c1和图4-d1），其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第1期达到最大值，然后直线下滑，并在第2期到达0值，此后起伏不大，但由于egr的响应函数的参照线（y=0的水平虚线）从开始就几乎被置信区间所包含，故在统计意义上其函数值跟0是没有显著差别的。同样地，ggr的响应函数曲线在第2期以后就不显著了。换言之，从统计意义上来看，dev对egr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对ggr的影响在短期内先增后减，长期来看也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给ent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dev、egr、ggr的响应函数参照线基本落在置信区间里面，因而说明一定时期内，创业活跃度的冲击对未来的知识发展、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均不具有显著影响（见图4-a2、图4-c2和图4-d2）。第三，如图4-a3所示，给egr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会对当前dev产生负影响并在第1期末响应值达到最大，冲击会在随后的2～6期逐渐减少，可见，就业状况会对知识发展产生一定的负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具有持续效应。此外，egr对ent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而ggr在第1期末其响应值达到最大，之后出现回落并在第2期末到达响应值的最低点，然后经过短暂回升后逐渐接近于0。所以，我国的就业受到外来冲击后，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正向或负向的影响。第四，如图4-b4，给ggr一个标准差的冲击，ent对ggr的响应最初值为0，随后产生正向响应，一直持续到第5期，其后趋于0甚至为负值；图4-c4中，egr对ggr的响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在图4-a4中dev最初会发生一定强度的负效应，并在第1期末响应值达到最大，到达第2期响应值几乎为0，，随后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我国的经济增长并未能很好地发挥其促进知识发展的作用。

总体来看，我国知识发展的冲击会对创业活跃度产生长期正向的影响，而创业活跃度的冲击却对知识发展、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并不具有鲜明的影响。反过来，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创业活跃度具有较为长期的正效应，而对就业水平、知识发展则不具有显著影响。由此推断，我国的知识驱动型创业正在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传统创业发展的相对过度，势必引起其边际效益负增长，进而导致创业活动的整体经济效益停滞或减小。因此，当前我国的创业正处于新兴知识创业与颓势传统创业相互对峙的“创业悖论”阶段。

4.方差分解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 dev、ent、egr、ggr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通过方差分解，得到不同面板VAR方程的冲击反应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表6给出了第1个预测期、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6 方差分解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选取10个预测期与选取20个预测期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说明在第10个预测期之后系统已基本稳定，对结果没有影响。其中，最初期的dev只受到其自身的影响，但第10、20个预测期的结果表明，dev也会受到ent和ggr的影响，但它们对dev的方差贡献率相对较小，分别为21.1%和2.5%，egr的贡献度则更小；ent主要受到自身和dev的影响，ggr对其方差贡献较小，而dev对ent的波动解释程度达到59.3%，说明创业活跃度依赖于稳定的知识发展环境，其受到知识发展冲击的影响程度相当高；egr主要受到自身的影响，自身方差贡献率高达97.7%，所以外来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十分微弱；ggr也是主要受到自身的影响，dev、ent、egr对其的方差贡献率仅为10.7%、4.9%和1.3%，从而反映出知识发展、创业活跃度及就业水平对GDP环比增长率波动的解释力并不明显，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稳定的经济市场环境和经济增长自身的惯性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围绕“创业悖论”这一核心问题对创业活动经济效应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创业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息息相关。创业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拘泥于企业家或创业者、企业等微观层面分析，也需要我们从区域和宏观视角来探讨创业活动的经济规律。第二，创业活动经济效应的实现具有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虽然区域整体的创业经济效益呈递增态势，但传统创业的边际经济效益却是递减的，一旦其产生负边际经济效益，方兴未艾的知识创业又未能抑制，从而昭示“创业悖论”的到来，悖论现象一直维持到知识创业边际经济效益完全替代传统创业的负边际经济效益而终止，此刻知识创业才真正成为驱动区域创业经济效益继续递增的源动力。第三，知识创业正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实证表明，知识要素对创业活动具有持续的正效应。所以，打破“创业悖论”困局，关键在于营造知识创业氛围，让知识创业引领创业型经济阔步前行。

（二）政策启示

出台创业政策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和意愿，有助于引导更多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要素流向创新创业领域。因此，创业政策在创业经济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不同的创业形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一样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区域和时空情景下，创业政策的设计、选择和实施应该体现出不同的内容和重点。第二，营造良好的知识创业氛围。创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引导和鼓励国内高素质人才创业以及吸引华裔科学家、留学生等海外华人跨区域创业或回国创业。第三，重点关注高质量创业，而非创业数量。创业政策的主要功能应定位于整合各种资源为提升创业质量服务，如加强在创业投资、创业教育、创业融资、创业信息等方面的政策建设，促进创业文化氛围在社会范围内逐步形成。

注 释：

①国内外大多数实证研究都使用自雇率或自雇率的浄变化量作为创业变量的衡量指标，文中的自雇率或自雇率的浄变化量的测算借鉴了张祥俊、董志强、Blanchflower等学者的计算方法，详见参考文献。

②PVAR2程序是由中山大学连玉君教授对世界银行Lnessa Love博士的PVAR程序改进而成，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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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Activity,Performance and Paradox—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conom ic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ased on PVAR M odel

CHEN Jing-xin,DAI Ming,ZHENG Min
(School of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In this paper,we explain the matching 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by construct⁃ing the core theory system through applying the strategic theory of management and the marginal benefit theory of economics,and then use the PVAR model to make a systematic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China.Through a study of the regional panel data of China,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s increas⁃ing,but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and employment effect of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re not significant(or negative).Thus it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aradox in the region.In view of the above,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egions and space-time,the emphasis and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design,choice and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different;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is to guide and encourage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to start businesses,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creation of knowledge entrepreneurship;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should be set at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improving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knowledge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 paradox;PVAR model;economic effect;knowledge development index

F272.2

A

1007-5097（2017）10-0027-09

10.3969/j.issn.1007-5097.2017.10.005

2016-12-15

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台区域合作研究中心（经纬粤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项目（YGAT1501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MZ038）

陈景信（1985-），男，广东佛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创新管理；代 明（1955-），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创新管理；郑 闽（1990-），男，福建三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