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登系列文章“北京的无奈”,文章试图通过放大北京城市管理中的个别难题,挖掘这座城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所存在的包容性问题。
事实上,最近几年,为应对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适时对城市定位作重新规划,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实。比如,北京将较为低端的工业、服务业等非首都功能转移,并加大了对城市内一些非正规经济的治理整顿力度,连带将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迁出了城市。这客观上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有2亿至3亿规模的人口需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看似不降反升,中国城市包容性发展路在何方?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比性吗?域外国家的“贫民窟”有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治安)吗?“贫民窟”里的“贫民”有居住在城中村的“蚁族”努力、充满希望吗?
客观看待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便会发现中国城市之所以充满吸引力,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有为政府。实践远比理念复杂,中国城市化速度世所罕见,却未带来社会动荡,城市安全且充满朝气,已经在挑战“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
在笔者看来,包容性发展仍是今日中国城市化的主导特征。中国城市体系存在“差序格局”,“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既存在高低秩序,其资源集聚能力、城市活力等依次递减;……
环球时报 2017-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