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晚清新式舆论场之新,就在于其常态化和独立性
晚清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其中,舆论场形式与主体的变迁,既折射了政经格局的分化与重组,也反映了社会氛围的变化,同时反过来发挥了重大推手的作用。因此,聚焦于晚清舆论场来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的胎动,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路径。
青年历史学者李礼在其《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中,考察了晚清新式舆论场的重要载体——报纸及报人群体的出现、发展与壮大,从话语权的制造与争夺的维度,让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新式精英和社会新领导层的出现及其导致的权势流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古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说,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比较关注社会舆情的变化,但这种体制外的舆情更多反映的是大众种种模糊的情绪,虽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但一般不会直接导致权力格局的变化。除非这种民意足够强烈,以致引起官与民之间的中介者——士绅阶层的震动与不满,并藉由后者在官场的代理人上达天听,才会产生实际效果。
换言之,传统舆论场主要是由士绅阶层和官场里的言官组成的,比如明末的东林党人和清末的清流等,普罗大众一般是无法与闻的。不过,士绅阶层主导的舆论场是非常态的,主要围绕事件生成,也鲜能成为权力秩序中独立的一极。那些有此图谋的士绅和官员集团,基本都会成为最高统治层的打压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