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牵引孩子远离悬崖
——记北京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科主任钱素云

●本刊记者/许方霄

“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他们是我们的未来。”配合美妙的音乐，《最好的未来》这首歌感动着无数人。是的，孩子是纯真可爱的，他们应该受到无限的呵护，但却仍有为数不少的孩子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身上布满各种管路和监护线路，与死神作斗争。尤其是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更像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看着里面的孩子，每一分每一秒都让父母、医护人员揪心。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们的工作状态如何？他们每天都要经历着怎样的煎熬？看到不幸离去的孩子，他们的内心又有何起伏？本期记者将带领读者走进北京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与科主任钱素云亲密对话。

要为孩子们守住希望

走进钱素云的办公室，第一印象就是简单而温馨。一张书桌、一架书柜、一组双人沙发再加一个小茶几几乎占据了这个大约10 平方米房间的所有空间，但在钱素云的精心布置下，这个空间紧凑的房间却显得格外温馨——办公桌上摆着京剧脸谱小相框、牧童骑牛的雕塑，茶几上一捧红玫瑰盎然盛开，香气扑鼻。的确，钱素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个性，使钱素云在入行之初就主动选择了儿科医学。

1979 年，钱素云进入泰山医学院医疗系学习。至于为何选择医学院，钱素云笑呵呵地说，当一名医生，似乎是她理所当然且最无需考虑的职业。原来，钱素云的母亲是一名护士长，从小在医院大院里长大的钱素云对未来从未纠结过，在她的心里，自己的职业只有一个——就应该当一名医生。经过5 年的学习，钱素云以优异的成绩从泰山医学院毕业了，并被分配到家乡山东菏泽的一所地区医院。谁都知道儿科是“吃力不讨好”的科室，都唯恐避之不及，但出人意料地，被分配到内科的钱素云却“傻傻地”主动要求进入儿科。对于身边朋友的好心提醒，钱素云却并不领情，坚持要进入儿科。

在钱素云看来，孩子天真的笑脸、纯净的内心是那么让人喜爱。“当一名儿科医生，又有什么不好呢？”想到小时候自己体弱多病，是医院的常客，钱素云说，自己很明白孩子生病时无法表达的痛苦。“我希望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生病的孩子减轻痛苦，守住希望。”钱素云满脸真诚地说。

爱哭干不了这行

▲钱素云（左四）2002 年在美国进修

钱素云知道，医生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职业，因此，虽然在儿科兢兢业业工作了10 年，但继续深造的念头一直存在于她的脑海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钱素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认真复习，专心备考研究生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 年，钱素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首都医科大学就读研究生，并被调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小儿急救专业，师从我国著名儿科专家、北京儿童医院第三任院长樊寻梅。回忆起当初的一幕幕，钱素云记忆犹新。她说，第一次与樊寻梅见面时，樊寻梅老师只问了自己一句话：“你喜欢儿科吗？”“喜欢，日思夜想的！”钱素云毫不迟疑地回答。

1996 年，钱素云正式进入北京儿童医院PICU 工作，真正站在了救治患儿的生死一线，也正是这个岗位，让钱素云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钱素云说，自己也曾哭过鼻子，但是在一番冷静思考之后，便发誓再也不哭了。那是一个患了重症肺炎，刚上小学的男孩儿，作为男孩儿的主治医生，钱素云半步也不敢离开，随时检查监护指标，调整治疗方案，请教资深前辈。但是，尽管倾尽全力，钱素云也没能留住他的生命。男孩儿的父母伤心欲绝，钱素云同样心痛落泪，“对不起”三个字几度涌向嘴边，可她怎么也说不出口。一次又一次经历生死，使钱素云明白了眼泪的一无是处。“哭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人变得脆弱、不冷静，影响救治。我以后再也不哭了！”如今，已年过半百的钱素云在面对患儿时，专注冷静，却极少流露情感。

“能在PICU 工作的人，去哪儿工作应该都能行。在PICU 当医生，除了要有个好身体，心理也要很强大。沉着冷静是必须的，不能遇到紧急情况就乱了阵脚。遇到家属放弃治疗，或抢救失败，沮丧和挫败感时常会有，但医生必须学会自我调节、缓解压力。陪着病人哭，并不是有良好医学素养的ICU 医生应该做的。爱哭，心软，不能干这行。”钱素云直率地说。

为患儿守住生命的最后一道关口

▲钱素云正在为大家进行PALS 讲课

▲钱素云（右一）在玉树地震期间抢救病人

▲钱素云正在救治山西禽流感患儿

▲西部人民为钱素云献上哈达

北京儿童医院PICU 专门收治29 天到18 岁的重患儿童。作为PICU 的科主任，钱素云和她的团队日复一日地辛勤耕耘着这块“责任田”。这里的每台仪器设备、每项工作流程，对于钱素云来说，都再熟悉不过，这里承载着他们抢救成功的幸福和自豪，也有着目睹生命离去的无奈和痛心。这里，被患儿家属称为“守住孩子生命的最后一道关口”。

钱素云说，几年前，一名极度消瘦、奄奄一息的12 岁唐山女孩儿被救护车紧急送到北京儿童医院PICU。虽然之前已经就诊于多家医院，但效果不甚理想，随着病情的加重，前途越来越暗淡，女孩儿妈妈把北京儿童医院PICU 作为最后的一线希望。“她当时的片子显示，肺部全是囊泡，营养状况极差，还合并严重的细菌、结核、真菌感染。”钱素云说，女孩的病情远比想象中更复杂也更严重，从主管医生到钱素云本人，大家都为孩子捏了一把汗。从复杂的多重感染和肺部病变、重度营养不良到并发急性胃扩张、消化道出血、严重的肝损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命悬一线。钱素云和她的团队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终于在经历3 个多月的不间断抢救之后，才终于成功挽回了孩子的生命。

现在小女孩不仅康复了，而且和正常孩子一样，已经读中学了。前不久，她还给当时的主管医生发来了自己参加比赛时得奖的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儿露出灿烂的笑容，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完全看不出曾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的痕迹。为了感谢钱素云的救命之恩，小姑娘还委托妈妈送来了自己亲手做的写着“love”的布艺小蛋糕和写着“祝钱阿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的祝福卡片。这两件比珠宝都贵重的礼物一直被钱素云珍藏着。

医学不完美，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曾有一位6 岁的患儿来就医时，肚子已经疼了四五天了，偶有呕吐症状。内科医生怀疑他得了急性胃炎，但输上液没一会儿，患儿却突然全身出皮疹，呼吸窘迫，被紧急抢救。转到重症医学科时，他的瞳孔已经放大，生命垂危。医院会诊了几次，都无法确定病因。当时钱素云还在出差，待她回到医院后，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

孩子的家长处于崩溃边缘，坚信是输液过敏导致的医疗事故，内科、输液室、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个个焦头烂额。“因为孩子不能离开呼吸机，很多重要检查都不敢做。”钱素云说，当时她以病房主任的身份对家长说：“综合病情分析，我怀疑孩子的脑部出了问题，我想给他做一个头部CT 检查。”“肚子疼，怎么会跟脑袋有关系？摘了呼吸机，出事谁来负责？”孩子的父亲情绪激动。“我跟你一起去！CT 室用不了呼吸机，我来给他捏呼吸气囊。”钱素云说着就站起身来。旁边的同事忍不住拉住她，悄悄地说：“您去了，要是在路上有个好歹，家长一定会迁怒于重症医学科，您这不就把矛盾揽过来了吗？”“对于重症患儿来说，我们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无论怎样，我必须要弄清楚，孩子究竟得了什么病！”钱素云坚决地说。

到CT 室后，即便穿上防护铅衣，钱素云还是“吃”了不少CT 射线。整个检查过程中，钱素云始终保持同样的节奏，为孩子捏着保命的呼吸气囊。结果出来后，大家吃了一惊——孩子的脑袋里有个大肿瘤，已经破裂出血。这才是他莫名肚子疼，而后昏迷不醒的元凶！孩子的父亲用颤抖的手接过片子，又对着灯光确认了检查时间，而后，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

虽然检查结果证实了自己的预测，但钱素云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一结果等于宣布孩子没救了。“医学不是完美的，医疗手段和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在每场与死神的较量中都取得胜利，但我们会尽己所能、全力以赴。”钱素云说。

TCD 提高了诊断准确性

目前，多普勒超声脑血流监测（TCD）已经成为北京儿童医院PICU 昏迷患者的常规检查和诊断脑死亡的主要依据之一，同时在全国学习班推广，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该课题曾获北京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一等奖。钱素云就是这一研究的推动者。她首次提出了适用于我国儿童的小儿脑死亡TCD 诊断标准，特别是将血流方向指数纳入诊断标准后，提高了诊断准确性，并发现TCD 诊断小儿脑死亡的敏感性稍高于脑电图。

回想20 年前选择这一课题的动因，钱素云由衷讲道：“首先，TCD 是当时惟一可无创动态监测脑血流速度的方法，在国内外已广泛用于成人脑血管病的诊断。但由于小儿有许多不同于成人的解剖和生理特点，国内TCD 在小儿危重病监测中的应用几乎空白；其次，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但供体严重不足是阻碍这项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许多患者因此丧失了生存机会。”

在做硕士研究生课题时，钱素云住进北京儿童医院PICU，对所有深度昏迷的病人进行观察，在每天观察记录患儿临床生命体征变化的同时，还进行1 ～2次TCD 动态监测，对有脑死亡征象的患儿每2 ～4 小时监测一次。为此，钱素云的作息时间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安排。她夜里常住在病房，甚至整夜守候在病床前，观察脑血流和脑电图变化，以了解不同预后的昏迷患儿脑血流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不仅如此，为获得患者完整的早期资料，钱素云还嘱咐同事们，只要新收入相关病人，无论夜间多晚，都要马上通知她来病房。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课题组完成了100 多例昏迷患儿脑血流变化的系统动态监测。在国内首次使用TCD 对较大数量深度昏迷患儿脑血流变化进行动态观察，重点分析了舒张期反流和周期血流频谱在预后判断中的作用，证实TCD监测有助于正确估计昏迷患儿预后、指导治疗。

▲钱素云在PICU 病房

好身体是第一位

目前，我国儿科医生数量缺口庞大，这种境况在PICU 体现得更为明显。为了更好地照顾患儿，虽然医生和护士们的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但实际上连轴转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的事。“尤其是夜班，压力非常大，很多危重患儿是夜里紧急转来的，夜班的医生护士必须时刻关注孩子的病情，随时处理。有时候病房里就算只有一个不稳定的病人，也能让所有的医护人员忙上一整夜。即使交完班了，夜班大夫仍可能要为孩子继续工作到下午。”钱素云说，医生经常会从前一天下午4 点多接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中午以后，有时甚至要到晚上六七点钟，中间除了吃饭，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按照国际标准，PICU 病床与护士比为1 ∶2.5 ～1 ∶3，但这个比例现在在北京儿童医院PICU 实在难以达到，因此每位医护人员都是超负荷运转，不敢停歇。“在PICU 工作，第一要有好身体，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夜班要是接到两三个病人，一夜根本不敢合眼；第二要求既能合作又要独当一面；第三则要能吃苦，因为实在太累了。”钱素云说，因工作强度和风险大，年轻的医护人员有时坚持不住，就调转科室或者辞职去私立医院了。面对这样的情形，钱素云颇为无奈，也有所理解。“我只能多鼓励他们，多对他们进行培训，努力让他们在职业上找到更多的成就感。”

沟通也是一份重要的工作

对于当前的医患矛盾，钱素云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说，医患之间沟通十分重要，相互理解、多做换位思考可以避免很多医疗纠纷。“对于PICU 而言，沟通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来的都是重病患者，并且不一定每一个病人都能被治好的，如果患儿的病情越来越差，甚至不能存活的话，怎么才能让家长接受这个结果？这就需要与患儿家属进行有效的沟通，让他了解这个病情。适度的沟通不亚于治疗。”钱素云说。

北京儿童医院PICU 曾接收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小患者。这位小患者因为严重的脑病，想在北京某医院做干细胞移植，但孩子合并严重的感染，营养状况也很差，不符合手术条件，于是被收入儿童医院PICU 进行治疗。

“孩子没有吞咽反射，意识障碍，自主呼吸不好，气道管理要求很高。”钱素云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名小患者终于完成了手术。但不幸的是，术后孩子最终没能挺过去，最终还是在PICU离开了人世。尽管悲痛万分，但看到孩子在住院期间所有医务人员的努力和真心付出，患者家长执意将剩下的几万元住院费送给医务人员，以表达感激之情。“这个钱我们肯定不能收。”钱素云对患者家长说，“如果一定要将钱留下，就留在住院处，可以用来帮助那些医疗费用不够、又有治疗价值的孩子们。”对于钱素云的建议，孩子家长欣然同意。后来，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基金会，这位家长仍然坚持捐款，并建立了以自己孩子命名的基金，现在已累计30 多万元。

2013 年5 月31 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立。作为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儿科学组组长、中华儿科学会急救学组组长，钱素云入选第一批集团专家。几年来，她多次到集团各医院进行会诊、授课，将自己的宝贵经验无私分享给各地的同行们。钱素云说：“因为年龄原因，儿童患者病情变化快，要求医生综合素质更高，对病情发展的预判更为准确。现在，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立，使得各医院之间沟通更顺畅，可以远程和电话会诊，各医院PICU 之间也建立起绿色通道，让患儿转院救治更及时。”

对于客观条件的点滴变化，钱素云都了然于心、喜于言表，因为每一处微小的改善都可能提升抢救成功率，也能让PICU 的医护人员体会到更强的职业成就感和心灵归属感。她说：“危重病人就像在悬崖边上，如果每一步拉得他都挺合适，他可能一步一步地就好了。如果这一步没做好，那一步也没做好，就等于在悬崖边上将他往前推。”

人物小传

钱素云，山东菏泽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率先开展危重患儿脑血流监测的研究，并先后获得北京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一等奖，诸福棠/吴瑞萍儿科奖励基金中青年医学成就一等奖；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课题；发表文章100 余篇，SCI7 篇，主编(译)或副主编医学专著4 部，培养硕博研究生20余名。担任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急救学组组长、中华急诊学会儿科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危重病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职。先后获得北京市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百名优秀医生、北京市卫生局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妇幼天使等称号。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宋庆龄基金儿科成果奖、央广健康“金牌好医生” 奖、“寻找最美妇幼人”中国十大儿科医生奖、百度健康风云榜优秀专家奖、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