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县委书记的从政启示录

郑嘉璐

1987年6月，50岁的夏汉生成为湖北省咸宁市市委书记，这一干就是九年。九年里，咸宁市的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都有了长足进步，在省内的县市排名也不断提高，这些都与夏汉生的治理紧密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一个优秀的县委书记，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直接推动县市的发展；而一个糟糕的县委书记也会使治下的县市发展停滞，陷入泥潭。

今年9月，《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年近80岁的夏汉生。虽然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夏汉生当年面临的许多难题今天依然存在，他工作中总结的经验教训也仍有借鉴意义。借由夏汉生的经历，或许可以一窥县委书记群体的样貌，了解他们的处境与心声。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当时的咸宁市是县级市，也就是今天的咸安区；而如今的湖北省咸宁市是地级市，在当时还叫作咸宁地区。本次报道出现的咸宁市，指的均是县级咸宁市。

如何理解“霸道”

夏汉生有个习惯，在每年年初召开的市乡村三级干部会上，他一定要提出一句“年度口号”。这些口号大多直指当年的发展任务、工作难度或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每一句都经过他的反复打磨。

1992年，夏汉生担任咸宁市委书记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的口号是“无功便是过，平庸就是错”。那时，他希望用这句话告诫各级干部积极进取，不要得过且过。

提这个口号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咸宁是山区县市，耕地面积不多，农业生产也不发达。在冬季，农民没有生产任务，土地便直接抛荒。上世纪80年代末，湖北省开始推广冬季农业生产，号召农民种植油菜等经济作物，增加收入。但许多农民习惯了农闲，宁愿在屋里打麻将也不去种地，这项工作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夏汉生的做法是層层施压，他把生产指标分流给每一个村镇干部，让他们去动员农民，做到土地一律不准抛荒。“办法要他们自己去想，我要的是结果，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罚。”夏汉生说，一旦发现闲置的耕地，市里就要追究对应干部的责任，轻则罚款，重则全市通报。

在巨大的压力下，村镇干部纷纷出动，挨家挨户做工作。对于那些执意不愿生产的农户，干部们就重点突破，有的买好种子送上门去，还有的直接雇人或亲自动手把地种上。几年过去，农民从中获得了不小的收益，也就渐渐接受了冬季生产，咸宁更成为了湖北省的油菜大县。

当市委书记时，夏汉生用了不少这样的“蛮办法”，植树造林、土地平整、招商引资都是用行政力量去推动的。在他看来，单靠几个市领导，拼了命也干不出成绩，要用这种强制摊派的手段，通过压力逼出干部的积极性，政策才能落实。

夏汉生坦言，他的工作作风是有些“霸道”的，所谓霸道不仅是指用强硬手段推行政策，还表现为他对干部不留情面的训斥。

工作时，夏汉生随身带着一个记事本，什么时间安排谁做哪一件事，他都记在上面。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对着本子逐项核查，如果这项工作落实了，他就在本子上划一个勾；如果超出预定时间还没交差，那这个干部就要倒霉了。

“我批评他们的时候是很凶的，他们都怕我。”夏汉生说，但凡他安排下去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谁都应付不得。时间久了，咸宁的干部就形成一个习惯，只要是夏书记吩咐的工作，绝不敢懈怠，因为你不给他一个答复，他就会给你一顿臭骂。

夏汉生嘴上不留情面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在他退休后的十几年里，还经常有老同事拿这个和他开玩笑，问他退休后没人可骂了是否习惯。夏汉生坦言自己内心其实并不愿意批评干部，但对他来说，这是市委书记必须要做的工作，只有做书记的强势一些，才能压得住干部，阻力大的工作才能推动下去。

当前，中国政府从上至下都更加强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更加强调过程的规范性、工作的专业化，夏汉生这样的生猛手段也要经过一番审视。有一点可以肯定，行政手段更科学、更规范，不代表干部可以不作为、不担当。夏汉生就对当前一些干部的做法很不满：现在有些人怕字当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就是有本事”，不敢担责任，就怕犯错误。

其实，夏汉生做市委书记时，也走过不少弯路。

有段时间，咸宁的一大批企业受到大环境的冲击，由于银行不肯放贷，企业眼看就要垮了。为了帮企业渡过难关，咸宁市学习外地经验，成立了企业救助会，用政府资金给企业放贷。由于缺乏经验，企救会放出去的贷款既没有抵押，又没有担保，经济形势的长期低迷，这些钱放出去便收不回来了。夏汉生赶忙叫停了企救会，努力回收贷款，即便如此，政府还是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夏汉生回忆，当时的好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谁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犯错是免不了的。他最后悔的还是引入了许多污染严重的企业。那时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什么赚钱就引入什么，结果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企业进驻咸宁，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如何解决“派系”

初到咸宁任职时，夏汉生面临的局面非常棘手。那时，咸宁的党政干部，干部队伍分成好几派，不同派系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派性根深蒂固，班子意见不统一，“一把手”的工作就很难开展，因为一旦触碰到派系利益、或者与各派“首脑”的想法不一致，一把手就会遭到排挤，布置下去的工作也处处碰壁，很难打开工作局面。

夏汉生到咸宁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消除派性。擒贼先擒王，他决定从各派的领头人下手。他向咸宁地区的地委书记寻求帮助，得到了上级支持，把两个派性最重的干部调离了咸宁市。

没有了主心骨，各派干部就失去了靠山，夏汉生接着用人事变动来削弱派性。他提拔干部时不看派别，只看做事能力：遵守纪律、踏实肯干的他就提拔重用；派性太重、一心钻营的就晾到一边。当晋升的依据由派别变成能力，干部们就失去了拉帮结派的动力。

夏汉生用了半年时间，整治咸宁的官场风气。派性消除了，杂音和干扰就少了，他可以安心做工作，不再分散精力、防备有人背后拆台。他事后反思，自己能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九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任之初坚决整顿干部队伍，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的稳定局面。

一个县市的主要工作要由党委统一领导，这就十分考验党委书记的个人能力和领导技巧。夏汉生的经验是，党委书记要把干部团结当作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来抓，在这个过程中树立自己的权威。

“干部犯了错误，当书记的不能简单处置，签个字就让纪委去查办。”夏汉生说，自己的做法是对待有错误的干部恩威并施，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利用纠正错误的机会来培养干部。

有一次，他从群众来信中发现一名乡镇干部犯了错误，便把这位干部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从日常工作谈起，慢慢把话题转移到具体问题上，语气也越来越严厉。等这名干部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夏汉生就给他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回单位召开党支部大会，做深刻检讨。到具体处理的时候，夏汉生又会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尽量从宽。那名干部感受到上级的关心，深受感动，之后的工作越发卖力。

这样的干部工作，夏汉生做了很多。几年下来，咸宁的干部在思想和干劲上比较统一，与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和谐，市委安排了任务，各个部门都积极配合。夏汉生也增进了对干部的了解，每个人的能力、性格他都了如指掌，这样在用人的时候也更得心应手。

夏汉生认为，县委书记一定要干满一段时间，这样才能对县（市）的情况有全面的把握。现在有些官员把县委书记当作镀金的经历、升迁的跳板，两三年就希望挪位置，希望提拔，这对县（市）的发展和干部的锻炼都不好。而且，书记频繁更换，政策很容易失去连续性。一个书记一个想法，新书记上任了，旧书记的那一套很可能就荒废了，造成的损失往往不小。

如何化解“质疑”

不管是推动工作，还是处理干部关系，夏汉生的作风看起来都很“强硬”。在工作中，不是每一个县委书记都像他这样敢批评人，又敢用“蛮办法”推行政策，他的底气来源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批评部下的时候，他们一个字都不敢讲；但要是我本身不正，人家就会反问一句：你呢？”

同时期的干部中，不少人借职务之便谋求好处。低价买一块地皮，或从项目里吃一点回扣，当时看来是很常见的。但夏汉生给自己划了两条红线：一是经济上不收别人好处，二是作风上不去玩弄女人。把握了这两条，他心里就很踏实，不怕别人告状，也不怕自己犯错误，因为有错也是工作方法的问题，不是个人作风的问题。

做到自身廉洁，只能保证别人无法拿这方面的把柄攻击你。但想要做出成绩、造福一方，还需要足以服众的工作能力。担任市委书记前，夏汉生做过咸宁地区的宣传部理论科科长、文化局局长和广播局局长，他刚当上书记时，周围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一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二没有经济工作经验，市委书记能当好么？

夏汉生知道自己有两个短板，所以抓住一切机会去弥补。缺乏基层经验，他就挤出时间往乡镇跑，任职期间，他走遍了全市所有的村子。从农作物的习性、沼气池的原理，到与农民打交道的方式、基层工作的困難，他都去了解、去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对基层的理解。

在走访中，夏汉生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基层经验，还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他曾经遇到过一位转业老兵，因为安置企业倒闭，这位老兵已经一年多没有工资拿了。依照政策，主管部门应当重新为其安排工作并补发工资，夏汉生现场办公，要求随行干部尽快解决问题。而且要举一反三，把市里其他退伍人员的待遇问题一一落实。

基层的情况要尽快摸清楚，经济工作也不敢放松。在那个年代，拉动经济主要靠招商引资，夏汉生不仅要把企业引进来，还得让它们保持盈利，这样才能增加财政收入。在实地调研中，夏汉生发现，不管是市里的老企业还是引入的新项目，都存在技术落后影响经营的情况。以咸宁市玻璃厂为例，那里用的还是十年前的老技术，生产成本远高于其他厂家，产品没有价格优势，销量就连年下降。

夏汉生一方面鼓励企业从沿海发达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委托武汉大学等高校帮助企业研发新技术。随着企业逐步完成改造升级，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咸宁的各项经济指标也持续上升。1990与1991年，咸宁市连续两年获得了全省工业生产先进单位，当初质疑夏汉生缺乏工作能力的声音也渐渐消散了。

县政改革的一大课题

从夏汉生的经历来看，权力的一定程度的集中是顺利施政的重要条件。人们常形容县委书记是“土皇帝”、“山大王”。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县委书记在人、财、事上具有绝对的拍板权和自由裁量权。

的确，由于身处“一线”，县（市）一级的事务具体而繁琐，干部关系比较复杂，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权力一旦分散，很容易形成九龙治水的复杂局面，助长拉帮结派的不良风气，拉低行政效率。

但是，权力的集中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由于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县委书记也成为极易滋生腐败的群体之一。近些年，纪检部门公布了多起县委书记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例，社会上限制“一把手”权力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行政效率和干部廉洁都重要，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既规范县委书记的权力，又为他们留有足够的工作空间，这将是县政改革面对的一大课题。

其实，对一个想做事的“一线总指挥”而言，权力既是顺利施政的必要挑战，同时也是一种不小的负担。夏汉生就形容，他这九年的工作状态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白天在乡镇、企业忙完了，晚上回到办公室，还有一摞文件等着他。上级政策、市里各个部门的请示、群众来信，每一件都得搞清楚了才能提出意见，批示给下面去落实。所有文件处理完，常常要到深夜。

由于每天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夏汉生越来越疲惫。干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夜里十点以后，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夏汉生明白，自己没有精力再做下去了，他甚至盼望着赶快换届，好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1996年，夏汉生调任咸宁地区行政公署（今地级咸宁市）副专员，结束了长达九年的市委书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