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四大战役

安纳托尔·凯勒茨基

随着德国大选结束，欧洲已经走到了持续政治动荡期的尽头。现在已经到了采取行动应对所有这些投票所造成的混乱的时候。

欧洲委员会第一副总裁弗兰克·蒂姆曼去年曾用“多重危机”这个词来形容欧洲的状态：英国脱欧、难民问题、匈牙利和波兰的“非自由民主”、仍然悬而未决的欧元危机以及应当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地缘政治危险因素。所有这些都对60年前始于《罗马条约》的“歐洲计划”构成了挑战。

但危机总是伴随着机遇。而去年的多重危机已经为欧洲带来了不止一个机遇。欧洲领导人不再有不作为的借口，因为他们继续等下去，只会等来选民的下一次打击。

法国的经济改革、德国对难民问题和欧元问题的担忧、布鲁塞尔对欧洲一体化的新态度以及英国脱欧将被无限延期甚或完全颠覆的迹象表明：所有这一切都为欧洲驯服去年因民粹主义暴动所释放的危险力量创造了新的条件。但抓住这些条件需要在欧洲各国同时实现四大政治和经济突破。

法国必须采取行动，纠正过度监管和过度公共开支。德国则必须重新思考财政紧缩和死板的货币政策。英国需要转变在民族主义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而欧盟官员则必须放弃他们对促使所有成员国实现许多民众并不接受的“越来越紧密联盟”的痴迷。

如果没有这四方面的同时突破，很难想象任何进展能够在多重危机的某个领域单独取得。例如，德国推动的任何紧缩政策的放松都需要法国证明其正在采取经济改革；而只有在德国同意更宽松的财政规则并支持惠及欧元区弱势成员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法国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同样，如果欧盟同意将谈判期限延长到2019年3月以后，并在移民和福利支付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才有可能避免或无限期推迟英国的脱欧进程。但欧洲领导人只有看到明确的证据，证明英国选民正在改变其离开欧盟初衷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作出这样的让步。

现在来看看反对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伙伴联盟的那些德国选民，他们持反对态度主要因为他们痛恨所看到的不受控制的移民以及针对希腊的不合理的转移支付。如果这些选民认为，政府用他们的钱来补贴那些拒绝在难民问题上合作并拒绝遵守欧盟法律的欧洲周边贫困国家，他们就会反对稳定欧元区所必须的财政和货币一体化政策。

说服德国选民他们的钱并未被乱用的唯一方法是，建立欧元区独立的政治机构和预算计划。这项提案由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提出，并原则上获得了默克尔的赞同。但这样一项欧洲双轨制计划实行的前提是，默克尔能够压制想要打破单一货币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同时还要求马克龙能够压制布鲁塞尔的一体化狂热分子，这些人希望迫使所有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

乍看上去，同时在诸多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毕竟，如果法国、德国、英国和布鲁塞尔取得必要突破的概率都是掷硬币式的50%对50%，那么所有四个硬币都正面朝上的概率应当仅有6.25%。

幸运的是，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推翻如此明显的逻辑怀疑。首先，欧洲各国领导人现在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决策都具有相关性。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所发生的一切将完全取决于默克尔与其柏林最终联盟伙伴就政府计划的谈判结果。而德国的联盟协议又反过来取决于马克龙的外交技巧，取决于他如何宣传欧元区显著的政治经济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欧盟官僚机构必须热情拥抱双轨制欧洲的概念。这意味着放弃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在向同一目标努力的假设，及改变将非欧元区国家视为落后的二等公民的态度（欧盟官僚机构之前曾屈尊俯就地将这些国家称为“预备加入国”）。

现在，假设欧盟领导人认识到保持欧洲稳定和进步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实行双轨制或采用“同心圆”模式，靠近核心部位的是政治更为一体化的欧元区，而外围则是由非欧元区国家构成的松散的经济联盟。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将很可能改变其退出欧盟的初衷。

由此推导出相信欧盟领导人能够在欧洲各国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突破的第二个理由。巴黎、柏林、伦敦和布鲁塞尔的必要决策绝不仅仅是随机的抛掷硬币，而是只要事实证明所有其他备选方案都将对经济造成损害或带来政治风险，那么所有民主国家的选民和政治领袖都将强烈希望作出支持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决策。

今年4月马克龙当选的时候法国选民可能已经达成了这项共识，随着脱欧的风险和矛盾越来越明显，英国类似的转折点可能正在加速到来之中。余下的就是德国必须认识到它的繁荣和安全取决于进一步欧元区一体化，以及处在欧元区外围的更加灵活的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