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行政与秦代洞庭郡的县际网络

摘 要：里耶秦简牍是秦代洞庭郡下属迁陵县的文书档案，为了解秦帝国末端行政运行实态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也为还原洞庭郡十五个属县的设置情况和县际文书交往所依托的道路交通网络提供了条件。洞庭郡府的群发文书从郡治临沅或新武陵发出，分成四道依次传递到各县和都官机构；这些交通线不仅是洞庭郡内部文书传递的主干路线，也是洞庭郡与外部郡县交往的媒介，其所从属的交通网络支撑着洞庭郡日常的行政运行。同时，它与其他区域的道路交通相衔接，共同建构起了秦汉帝国的道路交通体系，在帝国行政中发挥着经络般的作用。以律令为指导，文书为载体，借助于初成体系的郡县行政制度和相对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秦帝国的行政政令得以贯穿整个帝国，发挥着行政效能。

关键词：里耶秦简牍；洞庭郡；地方行政；文书；交通

中图分类号：K233；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0-0155-13

作者简介：郭 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湖北 武汉 430079）

秦汉时期是帝制中国建立的初始阶段，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发展是其中的一条主线索，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行政关系。因此，中央和地方的连接环节显得尤为关键。战国秦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四十一县”1，由中央直辖，确立了县的行政枢纽地位。统一进程中疆域拓展、县数剧增，“郡”因功能凸显逐渐凌驾于县之上且由军政而民政化，中央—郡—县的行政结构实行开来。帝国秦时废分封行郡县，通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将全国分区而治，以郡作为地方最高政区，进而统辖全国约一千个县级政区；将郡守、郡尉、郡监定义为中央派出机构充当臂掌管控地方事务，并分权并立、相维相制，从而在制度层面、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中央集权之下的郡县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地方行政制度代表的郡县制此时处于奠基期，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在职官和地理两个层面都可谓汗牛充栋，知识体系已经初步搭建。但由于史料的局限，仍然存在诸多盲点，无从得到实例证明，运行情况更是不得而知。单就地理而言，透过传世汉代文献已大体揭示秦代存在“郡—县—乡—里”的行政层级，结合零散的文献及出土资料亦可推断秦郡属县的大致情况，但一直没有系统的资料及具体案例加以论证。所幸的是，日前陆续出土并公布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文书，与以往发现不同的是，这些资料多属于行政运行实态过程的档案记录，是可以与律令、制度相互印证或补正的运行实例，能够将地方政区的设置情况落到实处1。其中，2002年出土于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牍，是秦代洞庭郡下属迁陵县的公文档案，时代跨度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到秦二世二年（前208年）2。作为目前资料公布相对充分的秦代地方政府档案，里耶秦简牍对于还原洞庭郡和迁陵县的组织结构无疑是绝佳的材料，秦迁陵县则为了解帝国行政运行实态提供了难得个案。随着资料的陆续公布，秦代洞庭郡的面貌以及迁陵县的乡里组成也逐渐清晰起来。早前有学者曾藉此坐实了秦朝在地方行政建制中存在“县—乡—里”的结构，后又详细勾勒了迁陵县的乡里面貌3。本文则尝试从“文书行政”的角度继续利用这批地方文书档案来还原洞庭郡的属县与交通网络。

一、洞庭郡的境域与属县

文书是行政的重要载体，秦汉文书以简牍为基本形制，文书形式包括下行、上行和平行文书三大类，根据行政制度的规定连接着不同的区域和人员，沟通起不同层级的机构与官员，频繁的跨区际、跨层次的文书交流形成了行政赖以维持的信息网络。“文书行政”支撑着汉帝国的日常运转，而这一运行模式是承秦而有的。里耶秦简牍中洞庭郡的下行文书通常以“以道次传”的形式群发到郡属各县，要准确把握洞庭郡的属县情况，“文书行政”是一个恰当的路径4。不过在揭示属县之前，有必要先对洞庭郡的境域有个整体性的认识。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作（以下简称“谭图”），其中秦代疆界和政区部分以《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两文的结论为基础进行绘制，是21世纪以前历代学者据传世文献进行秦郡探索的成果结晶，几成定论1。但是，自里耶秦简牍“洞庭”、“苍梧”两郡名出现后，谭图所确定下来的秦郡体系受到了冲击。有鉴于此，周振鹤对谭图相关图幅作了改动，将“黔中郡”名改“洞庭郡”，“长沙郡”名改“苍梧郡”，并将洞庭湖移属洞庭郡2。这一调整大体允当。他所复原的秦代洞庭郡的境域基本与《汉书·地理志》（以下径称《汉志》）武陵郡相当，秦洞庭郡实为汉武陵郡之前身3。但是，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设洞庭郡到《汉志》文本形成，其间已历时约二百年，边界及政区的调整不无可能，处于郡界边缘的孱陵县即是一例。《汉志》“孱陵”属武陵郡，但根据新出文献可知，秦及汉初孱陵县以划属南郡为确，不当属洞庭郡4。

《汉志》记载，汉成帝时期武陵郡的属县共有13个5。《里耶秦简（壹）》面世后，于洪涛、郑威、庄小霞、游逸飞、晏昌贵等均据以辑录洞庭郡的属县，并与汉武陵郡对照，秦代洞庭郡的属县基本得以确认6。晏昌贵对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目做了系统梳理，他所辑录的洞庭郡属县（道）最为完整，多至17个，与《汉志》武陵郡所属13县对照，里耶秦简牍不见佷山、义陵，多出门浅、上衍、蓬、沅阳、新武陵、上軴、荆山道。这已大大超出了以往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荆山道”并不属于洞庭郡。荆山道见于简8-1516：“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迁陵守禄敢言之：沮守瘳言：课廿四年畜息子得钱殿。沮守周主。为新地吏，令县论言史（事）。·问之，周不在迁陵。敢言之。·以荆山道丞印行。”結尾迁陵守禄上行的文书以荆山道丞印代理行事，作为行政效力的体现。“荆山道丞印”可与秦封泥“荆山道丞”、“荆山道印”互证，知荆山道为县级道制政区无疑。睡虎地秦简《语书》记南郡下行群发文书的行文格式为“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一般认为此“道”具体指向的是南郡下属县级政区“夷道”。里耶秦简牍中洞庭郡下行群发文书的行文格式为“洞庭守礼谓县啬夫”（8-657、12-1784、16-5、16-6），并无“道”字，我们主张秦代洞庭郡内并不存在“道”的建置，荆山道应排除在洞庭郡属县之外。王伟即以荆山道为汉中郡属县1。endprint

此外，早前整理者怀疑里耶秦简牍9-1—11所见“阳陵”为洞庭郡属县2，但学界对此多有异议。晏昌贵、钟炜曾根据文书传递时间较长、“道远毋环书”以及《战国策·楚策》等的记载，推断其前身可能是楚阳陵3。论断有理有据。从《战国策·楚策》、包山楚简“阳陵”地望来看，楚“阳陵”地望可能在淮河以北地区4，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破楚据有该地，沿楚建置设为秦阳陵县5。近期公布的里耶秦簡8-1450中有“冗佐八岁上造阳陵西就曰駋”的身份记录，“阳陵西就”属于駋的籍贯，类似“某就”的里名还见于8-1014、8-1083“居赀士伍巫南就路”，8-1328“居赀士伍江陵东就娤”。《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刺史部·南阳郡·宛县”条，司马彪自注“有南就聚”6，《汉志》南阳郡·宛县条，班固自注“县南有北筮山”，在育阳县下自注“有南筮聚，在东北”7，对照地理位置，“南筮（澨）聚”就是“南就聚”，而文献中“澨”之名多见于楚地，属于较有楚国地域特色的地名命名方式8，由此推知，“某就”属于楚地特有的地名类型，而里耶秦简牍所见秦县“阳陵”也应以楚地淮北阳陵为是，沿楚建制而有。

除了孱陵在秦时属南郡，里耶秦简牍所见索、临沅、沅陵、无阳、迁陵、辰阳、酉阳、零阳、充、镡成10县与《汉志》武陵郡属县一致。同时，索、迁陵和镡成以外的其他7县可以根据长沙漆木器等的记载证明在汉初仍属长沙国武陵郡9。沅阳、门浅虽不见于《汉志》，但见于同批长沙漆木器，亦可以确定汉初属武陵郡，这12县在秦时均当属洞庭郡。

里耶秦简牍中有两封洞庭郡“以道次传”的群发文件，透露了文书在洞庭郡境域范围内传递的路线。其中简8-159是一份皇帝“制书”逐级传送及回报的行政记录，内容为（释文采用宽释）：

沅阳。里耶秦简牍多见“以沅阳印行事”的文例，简8-755—8-759、8-1523所记从三十四年（前213年）六月至八月洞庭郡向迁陵县连续发送的三封文书，都以“沅阳印”为封缄。“沅阳印”即沅阳县长官之印。“沅阳”亦见于战国楚玺印，分别出土于今湖南长沙和湖南洪江市（原黔阳县）黔城镇2。长沙为区域中心，且并不靠近沅水，其地出土“沅阳”印章未见引起较大关注。而今洪江市黔城镇僻处南方边地，位于沅水与其支流潕水交汇处，亦符合在沅水之北为阳的得名方式，郑威据此以为今黔城镇此处或即楚秦沅阳所在地，并根据里耶秦简牍主张沅阳有可能是秦始皇三十四年洞庭郡的郡治所在，秦洞庭郡曾从新武陵迁治于此，治所迁徙的原因当与武陵郡的设置有关3，沅阳地望所在暂可凭信但根据用印情况来看洞庭郡治所在并得出郡治迁移的观点并不十分可取4。

新武陵。简8-994记“十月辛丑，新武陵丞□”，以及15-259“新武陵丞赾”都表明其为秦县，且置年不晚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陈伟据简8-657“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以及简8-1677“一人与佐带上虏课新武陵”的记录，认为新武陵应是郡治所在。但未明其地望5。郑威进一步证明了陈伟的观点。他将里耶秦简牍所见洞庭郡属县与《汉志》武陵郡属县对照，并结合魏晋时人常林《义陵记》“项羽弑义帝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髙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的记载，提出秦简所见新武陵县为汉代义陵县前身的观点，将新武陵的地望定在今湖南溆浦县马田坪乡梁家坡村西北6。他对新武陵地望的判断当无问题。

上軴。里耶秦简牍记载较多：

（1）廿六年端月己丑，上軴乡爰书人黑色、长面、大目，六尺九寸□

端月甲戌〈辰〉，上軴乡奚敢言之

二月癸丑，新武陵丞赾敢告□（15-259）7

（2）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壬辰，酉阳齮敢告迁陵主：或诣男子它，辞曰：士五，居新武陵軴上。往岁八月毄（击）反寇迁陵，属邦候显、候丞出。智名与反寇战，丞死，它狱迁陵论耐。它为候，遣它归复。令史畸追环它，更□。它毄（系）狱府，去亡。令史可以书到时定名吏（事）里、亡年日月，它坐论报（赦）辠云何，或覆问，毋有遣识者。当腾，腾，为报勿留。敢告主。（9-2290）1

（3）七月辛巳，上軴守丞敬敢告迁陵丞主：写移令史，可以律令从【事，移】……（8-1219）

这三封文书尚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关联。鲁家亮认为简15-259之第一个“上軴”是县名，“乡”为人名。怀疑第二个“上軴”为“上津”之误释，上津乡为乡名，奚为人名2。但从文书行政来看，爰书的制作方和“敢言之”的上书方应该是同一机构和人员，两个均应为上軴乡。里耶秦简牍中的“爰书”以乡制作为多，简文既然称“上軴乡爰书”，应更有可能就是上軴乡制作的爰书。更为突出的是，其后“上軴乡奚敢言之”已明确上軴乡的长官之名为奚。这样解释不至于曲折，且与一般的文书行政流程相符。文末言“新武陵丞赾敢告”，可以猜想此文书流程大致是上軴乡上行新武陵要求追查某人某事，而案件或群发或与迁陵县有涉，由“新武陵”以平行文书的格式书写并传送到“迁陵县”，这与简8-60+8-656+8-665+8-748、8-63等的文书行政流程相似。总之，二十六年正月时上軴为乡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简9-2290“士五，居新武陵軴上”，对照一般的书写格式，如：“守丞巸，上造，居竞陵阳处”（8-896），“启陵乡守夫当坐。上造，居梓潼武昌”（8-1445）；以及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案例十四），“恢居郦邑建成里”（案例十五），“信，诸侯子，居雒阳杨里”（案例十六）3，“居”地与一般籍贯的书写形式相同，均为“县+里”，此“軴上”为新武陵下辖里名无疑。至于“軴上”里与“上軴”乡有什么关系，暂时还不好确定。简8-1219则称“上軴守丞”，在里耶秦简牍中称“守丞”者多为县名，且文书以“敢告”的格式行文迁陵，属于平行文书，上軴或与迁陵平级而为县级政区。晏昌贵也猜测“始皇廿六年上軴为新武陵县下辖之一乡，后因某种原因升格为县”4，只是“七月辛巳”尚不知是哪年七月。可以基本确定，上軴原为新武陵下辖之乡，后或升格为县，地望在新武陵附近5。

蓬。见于简8-109+8-386、8-1558：

综合以上分析，上軴为新武陵下辖之乡，或在二十六年之后某年由乡升格为县，若除去上軴，则洞庭郡的属县为15个，这恰恰与文献所记楚国“江旁十五邑”相合。战国末年秦人伐楚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走武关道沿汉水，从南阳而下荆襄，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率秦军拔楚郢都设为南郡；第二年（前277年），蜀守若出巴蜀沿峡江、酉水而下，取楚巫郡和江南地域设为秦黔中郡，此为第二条路线。但并未维持多久，明年（前276年）楚人反于江南，夺回了秦占领的故楚江南地域，这些内容都记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楚世家”中。“秦始皇本纪”记为“荆江南地”，“楚世家”则记为“江旁十五邑”，“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4实则一也。之后秦楚之间缔结和平协定，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态势。徐少华与李海勇曾结合里耶秦简分析，指出楚人于江南所置之郡就是洞庭郡：

从“江旁十五邑”又称“江南”的情况来看，这“十五邑”的多数应在南方地区，主要部分可能在今湘西北地区。楚人取“江旁十五邑”所置之郡的名称，文献无载，从其地域范围来看，唯有洞庭郡可堪当之，“江旁十五邑”很可能就是其所辖的十五县。若以上分析不误，则这十五邑（县）应包括迁陵、酉阳、索、临沅、孱陵、沅陵、零阳诸县在内。再联系到前引《楚策一》和《苏秦列传》有关洞庭、苍梧的记载，楚人收复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有可能是复置洞庭郡，其目的在于整合此地力量以抵抗秦人越过长江向南发展，同时亦可牵制其东进淮河流域。1

根据位置关系，楚人于江南所置之郡的确有且只能是洞庭郡，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1年）时入为秦洞庭郡，境域及政区可能未作大的调整。秦洞庭郡所存续的时间大致与里耶秦简牍的时代跨度相当。至此，“江旁十五邑”的名目也可初步勾稽出来，它们同样也是秦代洞庭郡的属县：索、临沅、沅陵、无阳、迁陵、辰阳、酉阳、新武陵、零阳、充、沅阳、门浅、上衍、蓬、镡成。当然，这只是楚、秦洞庭郡的大体关系，五十余年间名目是否存在变化及与秦统一进程的政治互动过程，也仍有待新资料展开细部分析。

二、洞庭郡内的道路交通网

早前，关于洞庭郡内部交通网络的研究主要根据简8-159洞庭郡府对皇帝制书的传递。于洪涛、郑威、庄小霞诸位先生的意见是“索、门浅、上衍、零阳.....以次传”，表明文书在这四者之间接力传递，并据以考证门浅、上衍的地望。但是本简残缺较为严重，洞庭郡府下行的群发文件为何只去往这4个县，文书却最终到了迁陵县，这在逻辑上也无法讲通。根据残缺简文对洞庭郡交通所做的理解容易失当，相关县的定位也存在问题2。近期公布的简9-712+9-758，与简8-159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补正此简文之缺。简9-712+9-758是洞庭假守发布的文书，简文如下：

【卅一年】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叚守齮下□听书从事。临沅下索、门浅、零阳、上衍，各以道次传。别书临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铁官。皆以邮行。书到，相报；不报，追。临沅、门浅、零阳、上衍、□言书到，署兵曹发。如手。道一书.以洞庭候印【行事】。

遷陵报，酉阳署主令发。

急报，零阳金布发。 恒署。 丁 四。

酉阳报，充署令发。

七月己未水十一刻，刻下十，都邮人□以来。□发。3

与简8-159“制书”一样，文书同样要求分发索、门浅、零阳、上衍，并“以道次传”。两件文书所记录的洞庭郡内部下行文书的传递、回报程式大体一致，可以两相对读。游逸飞、陈弘音注意到简9-712+9-758“索、门浅、零阳、上衍”与简8-159“索、门浅、上衍、零阳”的顺序并不一致，他们对文书传递的线路和门浅、上衍地望的既有看法提出了怀疑4；晏昌贵进一步指出文书传递并不是在这四县之间传递，而是分别代表了文书传递的四条线路5。洞庭郡的行政文书由临沅分发，可见临沅地位之重要，目前来看应是郡守治所所在。自临沅发出后的第一站分别为索、门浅、零阳、上衍；文书到达后的回报也按照临沅、门浅、零阳、上衍的顺序1。晏先生说道：

今按：上件（简9-712+9-758）为洞庭郡假守发往洞庭郡各县道的文书，文书的始发地是临沅，由临沅下分四路：索、门浅、零阳和上衍，“各以道次传”。又写副本由临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铁官。皆以邮行。”秦代文书传递要求收到文书后向发文单位回复（报）。其中传到迁陵县的那一路，根据文末的“报”，可以确定为临沅——零阳——充——酉阳——迁陵。其余三路因与迁陵无关，简牍中没有记载。由此可见，临沅为洞庭太守府发布文书的起点，亦即洞庭治所在。临沅《汉志》属武陵郡，秦则属洞庭郡。2

在此基础上，他对门浅和上衍的位置做了推测，主张门浅和上衍分别在临沅的东、西，上衍在临沅西边某条河的上游3。其说有一定的道理。郡府下行群发文件从临沅出发后，到迁陵的一条为①：临沅——零阳——充——酉阳——迁陵。此线西南走向，可西去巴蜀。里耶秦简牍记载：

所记大抵是官吏南行过南郡经当阳等地，之后由零阳、充最后到迁陵的出行记录，所走的就是别四道中到迁陵的这条路线。简5-1记录了文书从零阳传送到迁陵的时间：

元年七月庚子朔丁未，仓守阳敢言之：狱佐辨、平，士吏贺具狱县官，食尽甲寅，谒告过所县乡以次续食。雨，留。不能投宿，赍。来复传。零阳田能自食。当腾，期卅日。敢言之。七月戊申，零阳龏移过所县乡。齮手。七月庚子朔癸亥，迁陵守丞固告仓啬夫：以律令从事。嘉手。

迁陵食辨、平尽己巳旦□□□□迁陵。

七月癸亥旦，士五（伍）臂以来。嘉发。（5-1）4

文书七月戊申（9日）从零阳发出，七月癸亥（24日）到迁陵，耗时约15天。此线被清晰勾稽之后，“临沅下，别四道”的其他三条线路也可相应推定。里耶里程简16-52里程简记：endprint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卌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千四百卌里。5

“临沅下，别四道”后第一站为索的文书传递线路应当是东北线，具体线路为②：临沅——索（…孱陵…江陵…咸阳）。此线在洞庭郡内除临沅外虽只经一县，但却是今湖南地区在当时最为重要的一条交通线路，可视为秦驰道南郡段的南延线，是各县去往郡治后，经由南郡北往中原和关中的主干道。

值得注意的是，简8-159、9-712+9-758文书传递分道时零阳与上衍的顺序可以对调，且门浅在零阳和上衍之前，在索县之后；回报时的顺序是门浅在临沅和零阳之间。零阳、上衍顺序的排列，表明两地到临沅的距离可能相当。

门浅。“门浅”之名此前多见于长沙汉墓中。长沙斩犯山7号汉初墓葬出土了1枚“门浅”印文的滑石印，长沙“12.29”盗墓案追缴漆器铭文有“门浅库”，另见“七年门浅长平丞都库应工勇造”（009号）之物勒工名，何旭红推测汉初门浅属长沙国1。门浅距今长沙不会太远。里耶秦简牍见迁陵徒隶“助门浅”（8-1861、10-1170）、“载粟门浅”的记录（9-1481）2。门浅或在沅水沿线，迁陵通过酉水、沅水可以较为便利地载粟到门浅。回到里耶秦简洞庭郡下行群发文书传递的四县排列，传递时门浅列于第二，位于索和零阳之间，到门浅文书的回报时间又长于临沅短于零阳和上衍，这一书写顺序与各县到临沅的距离是相一致的。临沅到门浅的里程应当在到索和到零阳的里程之间，门浅位置偏东南。今桃源县青林乡有一座东周至汉代的城址，称“采菱故城”（亦名“黄楚城”），《桃源县志》记载为楚平王所筑。据调查，城址呈长方形，坐西朝东，南北残长约830米，东西残宽约600米，总面积0.34平方公里。现残存城墙10段，最长的14.25米，高7米，护城河遗址尚存，宽20-30米。在城内采集到大量的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泥质灰陶陶片，器物有绳纹筒瓦、绳纹陶鬲，时代为东周。城中央有较高台地，西为墓葬区，先后发掘战国至西汉古墓一百余座。城池较大，年代跨度从战国到西汉3。采菱故城的这些特征在延续时间、地理位置、以及作为县城的规模上都与门浅相吻合，故而可以大致推定门浅地望在今湖南桃源县北青林乡附近。以门浅为第一站的该条路线是“临沅下，别四道”的南线方向，洞庭郡府更多的属县置于沅水流域，文书自然也需要向南传递到这些地方。铁官在蓬县，此县也当在临沅别四道之沅水流域的第三道上。经过门浅的第三道为③：临沅——门浅——沅陵——辰阳——新武陵（上軴）——蓬——无阳——沅阳——镡成（“临沅下，别四道，以次传”的路线，见图1）。此线主要沿着沅水南行。

上衍。里耶秦简牍8-1450记：

冗佐八岁上造阳陵西就曰駋，廿五年二月辛巳初视事上衍。病署所二日。·凡尽九月不视事二日，·定视事二百一十一日。

廿九年后九月辛未行计，即有论上衍。卅年

□不视事，未来。（8-1450）

该简显示上衍在秦王政二十五年二月（前222年）已设为秦县，洞庭郡入秦的时间大抵也在此前后。从临沅下后的四县格局来看上衍的地望约在临沅以西；又结合别四道的其他路线和古今湘西地区的州县设置、交通情况4，上衍的地望可进一步确定在今常德西北的石门县附近。此地亦有较多古城址，如石门古城堤城址、临澧申鸣城等。其中，石门古城堤城址位于湖南省石门县维新乡古城村，城址作长方形，城垣夯筑，城垣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0米，面积0.18平方公里。城垣宽约6米，高约2-3米。城址时代为东周，城内发现有东周时期的陶豆、钵、鬲等1。第四条路线为④：临沅——上衍，上衍以西并无其他洞庭郡属县。而简12-1784是三十三年（前214年）正月洞庭郡下行的群发文书：

卅三年正月壬申朔戊戌，洞庭叚（假）守□谓县啬夫：廿八年以来县所以令糴粟固各有数，而上见，或别书，或弗居。以书到时亟各上所糴粟数后上见存。署见左方曰：若干石、斗，不居日。署主仓发。它如律令。县一书·以临沅印行事。

二月壬寅朔甲子，洞庭叚（假）守齰追县：亟上勿留。巸手·以上衍印行事。

三月丙辰日中邮人□以来。□发。歇手。（12-1784）2

文書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县“上糴粟数”，文书传递以“县一书”即郡府直达各属县的“邮行”形式，与“别四道，以次传”不同。文书的目的地同样是迁陵，但文书发出时是“以临沅印行事”，追踪时却“以上衍印行事”，或许是洞庭假守的人选有所变动之故。

“临沅下，别四道”的设置遵循了湘西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征，分别对应：西部澧水——酉水流域，北部洞庭湖流域，南部沅水流域，西北地区。第一条路线跨越澧水、酉水流域，采用水陆接力的方式，而不是直接走从临沅溯沅水而上至沅陵，改溯酉水到迁陵的水陆。临沅到索的路线也是走的陆路官道。总的来说，“临沅下，别四道”大体上采取沿着河流水、陆路并行的灵活的交通方式，因为“以次传”文书主要保证的并非文书的时效性，而是文书接收对象的覆盖面。

同时，根据具体内容，文书传递的路线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走沅水改溯酉水到迁陵的水陆也是一条日常行政的主要道路，简16-52临沅到迁陵段可能就是这一条路，可资参证的是虎溪山汉简记有沅陵侯国到首都长安的水路里程：“上沅水与辰春界死浴，死浴到廷百一十六里，廷到长安道函浴三千二百一十九里，其四百卅二里沅水。”3其中明确沅陵侯国的廷到长安的里程是3219里，沅陵到临沅走沅水的里程为432里，北上的其他路段自然以陆路为主，应该就是简16-52中临沅以北的路段。简6-4记载迁陵县令史?到沅陵校雠律令曾找县廷借船：

□年四月□□朔己卯，迁陵守丞敦狐告船官□：令史?雠律令沅陵，其假船二?，勿留。（6-4）

迁陵乘船沿酉水下行会经过旁县酉阳。

尉敬敢再□（拜）谒丞公：校长宽以迁陵船徙卒史【酉阳，酉阳】□□【船】□元（沅）陵，宽以船属酉阳校长徐。今司空□□□□□□丞公令吏徒往取之，及以书告酉阳令来归之。盗贼事急，敬已遣宽与校长囚吾追求盗发田官不得者。敢再□（拜）谒之。（8-167+8-194+8-472+8-1011）endprint

兩地也有陆路可通，但似乎不太好走，简9-2352记：

结 语

洞庭郡群发文书分四道传递，这些路线不仅是洞庭郡内部文书传递的主干路线，也是洞庭郡与外部郡县交往的依托，其所从属的交通网络，支撑着洞庭郡的地方行政事务。同时，它与其他区域的道路交通相衔接，共同建构起了秦汉帝国的道路交通体系，在帝国行政中发挥着经络的作用。

帝国中央下发的文书，经由道路交通网络发往郡府、县道，各级单位再依次下发。各郡府、县道之间或内部的往来文书，传递形式大同小异，并由专职人员或一般官吏、仆养传递。郡县之间的文书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从秦汉简官吏出行的留宿地来看，既有县乡之地，亦有关邮之所，乃至更小的地名，这些都是文书传递者往来所经交通站点。文书到达县廷后，再下行到各机构和乡部，使官吏悉知，并由各部通报黔首、徒隶、戍卒等行政对象。邮驿系统与帝国的日常统治紧密相关1。以律令为指导，文书为载体，借助于初成体系的郡县行政制度和相对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秦帝国的行政政令，得以贯穿整个帝国，发挥着行政效能。

（责任编辑：陈炜祺）

Documen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on County Levels in Dongting Prefecture

Guo Tao

Abstract： Liye Qin bamboo slips were file remains of Qianling county in Dongting prefecture， which provided a rare case of understanding the realities of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passing documents， we can restore the buildings of fifteen counties in Dongting and the transport network on county levels. The process began to LinYuan where was the capital of Dongting， or the Xin Wuling county ， and then passed through four routes in turn. These routes were not only the main route in Dongting， but also the media of Dongting interacted with external counties， and they affiliated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hich supported the daily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of Dongting County.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connected with other areas of road traffic， constructing the road traffic system in Qin and Han empire， and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what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were to body. With the laws as the guides， the documents as the carriers， relying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relatively perfect transport network， the administrative decrees of the Qin empire were able to run through the entire empire and develop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Keywords： Liye Qin Bamboo Slips； Dongting Prefecture； Administration； Documents； Transportatio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