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上海城市发展战略思考

唐子来 李 粲

全球视野下上海城市发展战略思考

唐子来 李 粲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关联性。随着中国的世界经济影响日益显著，中国首要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令人关注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提出“卓越的全球城市”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目标，既是上海城市愿景，更是国家发展战略。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竞争力可以归纳为3个实力维度和4个资本维度，“卓越的全球城市”应当形成全方位的竞争优势。上海应当强长板和补短板，在继续提升经济影响力的基础上加速提升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在继续优化物质资本的基础上加速优化体制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资本。

全球城市 | 上海 | 战略思考

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国正在迅速崛起。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外贸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本文聚焦全球视野下上海城市发展战略思考，首先讨论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变化，其次解析全球城市的目标内涵，最后提出上海提升全球城市功能的相关策略。

1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如图1所示，基于经济活动的地理扩散（Geographical spread of economic activities）和经济活动的功能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迪肯（P Dicken）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分为4种过程[1]：地方化过程是地理上集中和功能上不同程度整合的经济活动；国际化过程只是地理上扩散的跨国经济活动，但功能整合程度并不高；全球化过程是地理上高度扩散和功能上深度整合相结合的经济活动；区域化过程类似于全球化过程、但仅限于区域范围的经济活动。

如果以生产（Production）、贸易（Trade）和投资（Investment）作为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表征，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跨国贸易增长高于世界生产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又高于跨国贸易的增长，这佐证了地理上高度扩散和功能上深度整合的经济全球化过程。

图1 世界经济格局的4种变化过程

基于相关统计数据[2-5]，在区域和经济板块（包括G7国家、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四国）两个层面，从生产、贸易和投资3个视角，本文解析2002—2012年期间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在区域层面，欧洲和北美作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域，生产、贸易和投资占全球比重都是显著下降的，亚洲的占比都是显著上升的；在经济板块层面，G7国家作为发达经济体，生产、贸易和投资占全球比重都是显著下降的，金砖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占全球比重都是显著上升的，中国的占比增幅尤为突出。

1.1 世界生产格局的变化趋势

在区域层面，世界生产格局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合计占2012年全球生产总值的86.61%。如表1所示，从2002年到2012年，北美洲和欧洲的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分别下降了10.40和2.92个百分点，其他各洲保持不同程度的增幅，而亚洲的增幅尤为显著（高达7.84个百分点），2012年亚洲已经成为占全球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地区。在经济板块层面，G7国家、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四国（BRIC）等15个国家/地区占2012年全球生产总值的70%左右，对世界生产格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10年间，G7国家的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出现了显著下降，亚洲四小龙保持稳定，而金砖四国则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中国大陆的增幅尤为突出。在金砖四国上升的11.42个百分点中，中国大陆占7.04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2 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趋势

在区域层面，世界贸易格局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合计占2012年全球贸易总额的91.53%。如表2所示，从2002年到2012年，欧洲和北美洲的外贸总额占全球比重分别下降5.50和5.25个百分点，其他各洲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而亚洲的占比上升幅度尤为突出（上升8.13个百分点）。在经济板块层面，G7国家、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四国等15个国家/地区占2012年全球贸易总额的62.6%，对世界贸易格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10年间，G7国家的外贸总额占全球比重显著下降11.19个百分点，亚洲四小龙保持稳定，金砖四国则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中国大陆的增幅尤为突出，在金砖四国上升的8.48个百分点中，中国大陆占6.08个百分点。2013年，中国外贸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贸国。

1.3 世界投资格局的变化趋势

如表3所示，在区域层面，从2002年到2012年，欧洲的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占全球比重大幅下降，北美也是略有下滑，亚洲的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占全球比重都出现了大幅上升，其他各洲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除了大洋洲的对外投资占全球比重略有下降。在经济板块层面，G7国家的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占全球比重明显下降，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国家的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占全球比重则是大幅上升的。中国作为规模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借助加入WTO带来的积极效应，2002年吸纳外资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8.42%，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占全球比重则是持续大幅上升。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表1 2002—2012年各个区域、经济板块、中国大陆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的变化

表2 2002—2012年各个区域、经济板块、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的变化

表3 2002—2012年各个区域、经济板块、中国大陆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占全球比重

2 世界城市体系转型

2.1 世界城市体系的分析维度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的地理拓展和功能整合是相互协同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城市体系的转型，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转变成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

世界城市体系分析应当把握3个基本维度。一是基于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全球网络，考察全球资本体系，包括全球资本服务体系（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支配体系（全行业的跨国公司）；二是在全球资本体系中，考察城市的外向辐射度（公司总部所在地与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关联）和内向集聚度（分支机构所在地与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关联）；三是基于城市的外向辐射度和内向集聚度，识别和解析城市的作用和地位。城市的外向辐射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城市”属性（Central city）；城市的内向集聚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门户城市”属性（Gateway city）。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门户城市，又可以分为不同层级，包括全球—区域—国家—地区中心城市和区域—国家—地区门户城市。

2.2 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下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趋势

如表4所示，在2005年和2014年福布斯2 000全行业公司总部集聚度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东京、纽约和伦敦始终保持前3位，但总部集聚度明显下降，其他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城市排名也是普遍下降的；在亚洲四小龙中，首尔、香港和新加坡的排名上升，台北保持不变；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主要城市排名显著上升，并有一些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城市（利雅得、吉隆坡、曼谷、伊斯坦布尔）进入2014年前30位。中国大陆城市的排名上升幅度尤为显著，北京从2005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4位，上海从2005年的第209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17位。

2.3 全球资本服务视角下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趋势

以英国拉夫堡大学为基地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中心（简称GaWC）依据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175家跨国公司（称为GaWC175）的全球关联网络（基于企业总部和各级分支机构的全球分布格局），对于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的世界城市体系进行关联网络（Interlocking network）分析，测度各个城市在全球资本服务体系中的网络关联度（Global Network Connectivity，GNC）[6-9]。

如表5所示，在2000—2012年期间，伦敦和纽约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关联网络中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ALPHA++层级），香港、巴黎、新加坡和东京始终处于重要地位（ALPHA+层级）。但是，亚太区域的其他主要城市也迅速崛起，从2008年开始，上海、北京、悉尼和迪拜先后升至ALPHA+层级。在其他金砖国家中，印度的孟买、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巴西的圣保罗先后进入ALPHA层级。中国大陆的上海和北京尤为突出，分别从2000年的第31位和36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6位和第8位。

一个城市的全球网络关联度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数，是外向辐射度和内向集聚度的总和，既取决于该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及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数量，也与该城市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数量相关。前者就是外向度（Outdegree），即公司总部所在城市与分支机构所在城市的关联；后者则是内向度（Indegree），即分支机构所在城市与公司总部所在城市的关联。

2012年的数据显示，纽约（47家）和伦敦（28家）是GaWC175公司总部最多的城市，其次是巴黎（14家）和东京（13家），再次是芝加哥（9家）、北京（7家）、波士顿（5家）、慕尼黑（3家）和苏黎世（3家）。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作为全球资本服务中心，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垄断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10-11]。GaWC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含金融和保险企业）的主要跨国公司均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新兴经济体则是榜上无名的。在城市层面，2005年纽约和伦敦的GaWC公司总部（不含金融和保险企业）占比分别为34.8%和22.7%，2014年占比分别上升到37.0%和23.0%（表6）。

纽约和伦敦是外向度和内向度都很高的城市，它们既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中心城市，也是所在区域（北美洲和欧洲）的门户城市，因而在全球关联网络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如表7所示，在2010年基于GaWC175的全球网络关联度的前20对关联城市（City-pair）中，有19对关联城市涉及伦敦或纽约。伦敦和纽约（ALPHA++层级城市）之间的关联度是最高的，其次是伦敦或纽约与全部ALPHA+层级城市和个别ALPHA层级城市之间的关联度，最后是香港和新加坡（ALPHA+层级）之间的关联度。伦敦和纽约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关联网络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被称为NY-LON[10]。

表4 2005年和2014年福布斯2 000强全行业总部集聚度排名前30位的城市

上海是外向度（本土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很低和内向度（境外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地）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乃至国家门户城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也随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为外资制造业提供在地（Localized）的高端生产性服务。如今，长三角区域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外资制造业基地，上海则是为长三角区域提供高端生产性服务的“门户城市”。最近报道显示，尽管不少德国企业的制造工厂落户太仓，但仍然依赖上海为其提供高端商务。

表5 GaWC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网络关联度的城市排名及其变化

表6 2005年和2014年GaWC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含金融和保险企业）公司总部排名前列的城市

3 迈向卓越全球城市

在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上海曾经编制过5版城市总体规划，每版总体规划的城市目标定位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建国以前，第一阶段的两版总体规划突出国际港口与工商中心。1927年《大上海计划》（第1版上海总规）依据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东方大港设想，城市目标定位是“设世界港于上海” 。在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第2版上海总规）中，一批留学归国的规划师带来西方的规划理念，城市目标定位是“上海为港埠都市，亦将为全国最大工商业中心之一”。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第二阶段的两版总体规划首先强调上海的国内工业基地职能。建国初期的历史背景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国家发展思路和“冷战时代”的国际发展环境，1959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第3版上海总规）提出：在妥善全面地安排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下，工业进一步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上海在生产、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美丽的城市之一。到了改革开放初期，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第4版上海总规）提出：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还应当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

第三阶段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浦东开发开放取得显著成就，上海已经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2001年国务院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第5版上海总规）的批复文件中明确：上海市是我国直辖市之一，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发展以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增强城市功能，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国际大都市”和“四个中心”的城市目标定位取得了显著进展，上海在各类全球城市排行榜上地位不断提升[11-14]，并在国内上榜城市中始终名列前茅（表8）。

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上海理应担当“全球城市”的国家使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强调，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15]。按照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要求，加快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升服务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能力。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提出的“卓越的全球城市”既是上海城市愿景，更是国家发展战略；“卓越的全球城市”不仅是经济影响力，还包含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上海城市目标定位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要求。

表7 2010年基于GaWC175全球网络关联度的前20对关联城市

国际经验表明，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是多维度的，发展策略是多领域的。在最新版《伦敦空间发展战略》中，城市发展愿景表述为：伦敦应当成为更胜一筹的全球城市，为所有居民和企业提供更多机遇，达到最高的环境标准和生活质量，在应对21世纪的城市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中发挥世界引领作用[16]。伦敦城市发展目标涉及多个领域，不仅强调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根据不同的经济领域分别提出不同的政策导向，重视新兴的经济领域，倡导互联经济），还关注生活场所与空间（关注住宅需求、城镇中心网络的活力、场所营造、历史人文景观、城市安全、大气噪音污染、自然环境保护与蓝带水网等议题）、应对气候变化（关注建筑物减排、能源供应低碳化、城市绿化面积增量、水资源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重大开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控，提倡治理并充分再利用废弃物与被污染的土地）、交通体系（发展一体化交通，通过改善交通设施与增强节点连通性进一步连通伦敦）等。在《共同的纽约：强大和公正的城市》中，城市发展愿景是也多维度的，包括增长繁荣的城市、公正公平的城市、可持续的城市、韧性的城市，并在每个愿景维度中制定相应的规划对策[17]。在增长繁荣的城市发展愿景中，规划对策涉及产业、人力资源、住房、邻里、文化、交通、基础设施和宽带等方面。在公正公平的城市发展愿景中，涉及早期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整合、健康舒适的社区、医疗服务、审判公正改革、零伤亡愿景等方面。在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愿景中，涉及80X50计划、零废弃物、空气质量、棕地、公园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在韧性的城市发展愿景中，涉及社区、建筑、基础设施、海岸防御等方面。

表8 各类全球城市排行榜的中国大陆上榜城市

4 提升全球城市功能

4.1 上海的当前坐标

考察各类全球城市排行榜是解读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当前坐标的一个有效方法，可以获得3个结论：一是在各类全球城市排行榜中，上海的地位都在逐年上升；二是在全球影响力中，上海的经济影响力高于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三是在经济影响力中，上海的门户城市属性（境外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地）高于中心城市属性（本土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尽管上海的境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不少，但亚太地区总部占比较低，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上海应发挥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对标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应当从经济影响力拓展到综合影响力，上海的经济影响力应当从境外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内向集聚度提升为本土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外向辐射度（图2）。

（1）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

英国智库“经济学人情报中心（EIU）”发布的2012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 Index）包含8个领域和31个指标，涉及120个上榜城市[11]。8个领域的权重分为4个层级：经济实力位于第一层级，权重为30%；人力资本、机构效力位于第二层级，权重为15%；金融成熟度、物质资本、全球感召力位于第三层级，权重为10%；社会和文化特色、环境和自然风险位于第四层级，权重为5%。

在2012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中，上海处于第43位（表9）。依据上海总体和分项得分与总体和分项最高得分的比值（百分比），相对于上海的总体得分（77.3%），上海在经济实力（91.5%）、物质资本（81.3%）和金融成熟度（83.3%）方面表现较强，在人力资本（76.9%）、环境和自然灾害（62.5%）方面表现一般，在社会和文化特色（54.6%）、机构效力（39.2%）、全球感召力（34.7%）方面表现较弱。

（2）2016年美国“AT Kearney”的全球城市指数

美国智库“AT Kearney”发布的2016年全球城市指数（Global Cities Index）包含5个领域的26个指标，涉及125个上榜城市[12]。5个领域的权重分为3个层级：商务活动、人力资本位于第一层级，权重为30%；信息交流、文化体验位于第二层级，权重为15%；政治参与位于第三层级，权重为10%。

在2016年全球城市指数中，北京处于第9位，因为中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央企进入世界500强。上海处于第20位，在商务活动方面的表现较好，其次是人力资本，但在信息交流、文化体验、政治参与方面的表现欠佳（表10）。

图2 上海的当前坐标和未来目标

表9 2012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排行榜的前20位城市和中国上榜城市

表10 2016年全球城市指数排行榜的前20位城市和中国上榜城市

（3）2015年日本森纪念基金会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

日本森纪念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评价40个主要城市的全球竞争力[13]。该评价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基于功能的客观评价和基于角色的主观评价。基于功能的客观评价包含6个功能领域（经济、研发、文化交流、宜居性、环境、可达性）和70个相关指标；基于角色的主观评价包含5种角色（管理者、研究者、艺术家、旅游者、居民）及其在相关功能领域的主观评价。

在2015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中，上海的综合排名处于第17位（表11）。在基于功能的客观排名中，上海在可达性和经济领域表现较强，分别为第7位和第9位；在研发和文化交流领域表现一般，均为第16位；在宜居性和环境领域表现较弱，分别为第22位和第39位。在基于角色的主观排名中，上海在管理者和旅游者排名中表现较强，分别为第7位和第8位；在艺术家和研究者排名中表现一般，分别为第14位和第22位；在居民排名中表现较弱，为第31位。

（4）2014年普华永道的机遇之城指数

普华永道发布的2014年机遇之城（Cities of Opportunity）评价体系包括3个领域、10个方面和58个变量，涉及金融、商务和文化方面具有影响力的30个主要城市[14]。应对世界变化的能力领域包括知识资本和创新、信息技术水准、开放门户方面，生活质量领域包括交通和基础设施、健康和安全、可持续性和自然环境、人口和宜居性方面，经济领域包括经济核心、宜商程度、成本方面。

表11 2015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排行榜的前20位城市

表12 2014年机遇城市指数排行榜的前20位城市

在2014年的机遇之城指数中，上海处于第20位（表12）。依据上海总体和分项得分与总体和分项最高得分的比值（百分比），相对于上海总体得分（62.6%），上海在经济实力（89.0%）、开放门户（79.4%）、交通和基础设施（67.6%）方面的表现较好，在人口和宜居性（59.9%）、知识资本和创新（57.4%）方面的表现一般，在健康和安全（44.7%）、商务成本（44.2%）、信息技术水准（37.4%）、宜商程度（32.9%）方面的表现较差。

4.2 上海的发展策略

（1）注重全面发展

国际视野下的全球城市竞争力可以归纳为3个实力维度和4个资本维度（图3）。城市竞争力的3个实力维度包括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经济影响力无疑是全球城市实力的首位维度，而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图3 全球城市竞争力的3个实力维度和4个资本维度

全球城市的3个实力维度受到4个资本维度的制约。4个资本维度包括体制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和物质资本。廉洁公正的体制资本、精英汇聚的人力资本、绿色安全的环境资本、高效宜居的物质资本为全球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影响力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

上海已经进入全球城市行列，但各个维度表现差异明显，应当强长板（经济影响力，物质资本）和补短板（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体制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资本）。“卓越的全球城市”应当在实力维度和资本维度形成全方位的竞争优势。

（2）明确阶段进程

上海的对标城市可以分为3个层级：最高层级的对标城市——纽约和伦敦，它们是全球中心城市和区域门户城市；第二层级的对标城市——巴黎和东京，它们是全球中心城市和国家门户城市；第三层级的对标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它们是亚太中心城市和亚太门户城市。各类全球城市排行榜显示，上海与对标城市的主要差距在于综合竞争力。其中，上海与纽约和伦敦有着显著的、全方位的差距。

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进程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对标不同层级的全球城市。上海的第一阶段发展目标是从国家中心城市到亚太中心城市和从国家门户城市到亚太门户城市，主要对标案例是香港和新加坡，也要借鉴纽约和伦敦的区域门户城市属性。上海的第二阶段发展目标是从亚太中心城市到全球中心城市，主要对标案例是纽约和伦敦，也要借鉴巴黎和东京的全球中心城市属性。应当强调的是，形成明确的阶段目标未必需要设置精准的达标时限，因为何时能够达到目标并非仅仅取决于上海的自身努力，而是与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的。新加坡的X年概念规划就是如此。

（3）考虑国家语境

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与国家总体发展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受到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上海才有可能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基于国家体制语境的决定性影响，在不断深化地方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试点能够首先落户上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试验。

（4）突出地区特色

在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进程中，上海应当突出地区特色。当前，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外向型制造业基地，上海应当更好地发挥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在引领长三角地区迈向“中国制造2025”进程中不断提升全球影响力。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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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for Urban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ANG Zilai, LI Can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economic pattern and world urban system has become more obvious. With the increase of China’s impact o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primary Chinese cities in world urban system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 circle. The excellent global city, defined by Shanghai Master Plan (2016-2040), is not only the vision of Shanghai’s long-term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compon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urban competitiveness can be fram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of influence and four dimensions of capacity. An excellent global city is supposed to establis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ll dimensions. Shanghai should reinforce its strength and overcome its weakness, on one hand,through the great improvement of not only its economic influence but also its influence on science and culture at the global sca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great upgrading of not only its physical capital but also its social,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capital.

Global city | Shanghai | Strategic thinking

1673-8985（2017）04-0005-08

TU981

A

唐子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粲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