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说故事的人”
——演员、剧作家、导演央视励志开讲

做一个“说故事的人”
——演员、剧作家、导演央视励志开讲

我在台北曾经主持过剧团，也在学校教过书，带过学生，面对过不少年轻人。我记得有好几次，有好几个年轻人，曾经跟我有过这样的对话，他因为大学马上毕业要进入社会，不知道填什么志愿、选什么行业，不知道何去何从。我说别想太复杂，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兴趣是什么？对方一愣，然后陷入苦思之后回答我，不知道。

说穿了，我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

回到家之后，我开始很认真地思考这个事，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许多爱好，有人喜欢花花草草，有人喜欢给洋娃娃穿不同的衣服，有人喜欢打鼓，有人喜欢玩汽车模型……这不都是兴趣吗？按这个兴趣发扬光大，搞不好会变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我就问我自己，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在台北，舞台剧这个圈子里，我担任编剧、导演，也做演员，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朋友还问我，说你三件事都来，你怎么形容你自己在做的事？我说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的兴趣就是故事这个事儿。

我的童年是一个贫穷的年代，没有电视机。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晚上没有节目，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发呆。后来，开始写日记、写信、写杂文，说穿了，我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然后这个文艺青年在15岁的时候，他读了台湾南部的一个屏东农专畜牧兽医科。因为想躲避大学联考，因为他觉得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可是面对大学联考，根本就不可能快乐。我觉得我读农专还有个好处，是没有太大的学业压力，所以我可以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去我最爱去的地方，书店和电影院，最后我也这么做了。我还记得我双脚踏进书店的时候心中的那种狂喜，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叫作“饿”。好像多少年没吃一顿好东西了，现在突然把我放在一个世界级的美食餐厅，随便我吃。天哪！我的手伸出去拿书的时候，我看见这手高兴得在发抖，一本接着一本读，我在那不能停，因为太高兴了。没有任何人逼我这么做，只有一个人逼我，就是我自己。有一天，有一本书出现了，那本书叫《黑泽明的电影艺术》。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是一件神圣和伟大的事情，我整个人好像被燃烧起来。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自我期许将来要去当一个导演，我还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在跟我招手，强烈地吸引我往那个地方走。

我写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写它

农专毕业了，我在养猪的牧场做事，因为我要给父母一个交代。他们帮我出了钱读书，我现在学以致用，我没有不务正业。天天跟那个猪面对面，我记得我还经常带着一个吉他，跑到猪圈中一坐，自弹自唱，我希望气氛愉快一点，那群猪就围着我转。我一手把这些猪拉扯大，从它们一出生，我帮它们接生，帮它们剪脐带，帮它们剪牙，再大一点，我还帮它们送终，送终什么意思啊，就是送屠宰场。后来我发现养猪这件事完全不浪漫，我突然对自己说：“够了够了够了，我看猪已经看够了，我要去看人了。”

然后我跟牧场告辞，也跟住在南部的父母告辞，我说我要去台北找工作。其实我根本说不清楚我要做什么，老人家也掉了眼泪。我找的工作叫仓库管理员，下班时间一到，我把纸笔拿出来，开始写我这辈子第一个剧本。字斟句酌地慢慢写，旁边的小工在看电视、喝酒、打扑克牌、聊女人，我充耳不闻。10个月，怀胎一样，把第一个剧本写完，写完之后在最后一页写“剧终”。然后合起来，放到抽屉，关起来，这个事就完了。我没有想把这个剧本拿去给任何人看或者拿给谁发表，我写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写它，写完了这事情就没有了。

在当仓库管理员那段时间，我还常常跟朋友到台北去看一些舞台剧，那时台北的舞台剧叫沙漠，就是全都是一些陈腔滥调。骂太容易了，有本事你自己干。我会做一件事，要说服人家参加我的剧团。我经常会遇到一个对话，对方望着我说：“哦哦，你要成立剧团啊，很棒很棒，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钱？”我就据实回答：“没有，一毛都没有。”对方就点头微笑，然后用手在肩膀上拍。他的潜台词我完全读得懂——理想主义，不错不错。我就不信邪，没钱就不能做演出？我偏偏要做这个事，一毛钱没有我还是要演给你看，天空是我的屋顶，大地是我的舞台，我就这样演给你看。一个人是为兴趣跑，这“跑”就不叫跑了，叫“玩”，既然是玩，答案很清楚，再苦再累再穷，都不怕。

他原本是位兽医，毕业于屏东农专畜牧科，曾在牧场养猪一年半，27岁时，怀揣着年少时的梦想，只身来到台北。

金士杰

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演下去

那是1979年的一个夏天，开张之日，我站在那边等，大概来了二三十个人，这些人的形象不太好，乱七八糟的衣服，短裤、球鞋、拖鞋，感觉不太像是要搞剧团，有点像是在菜市场碰到一帮人。可是，他们把自己白天上的班当作副业，把来这儿当主业，这个地方是零酬劳，没有名没有利，光冲这一点就知道，这一帮人不是等闲之士。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对艺术的执着，绝不是一般人。

他们每个人心里想，我们可能要成立一个剧团了，可是我心里想，我们好像要成立一个丐帮了。我们给剧团取了一个名字叫“兰陵”。一年半之后，我们回到现实，我们要演出了，我们手上没有一毛钱。有一个闲置的大礼堂，算是我们的场地。没服装，我们自己掏腰包，买了功夫裤穿身上，因为剧中需要一些肢体表演。没有灯光，每个人从家里搬了打麻将的麻将灯，你搬一个，我搬一个，线还不够长，再买一根延长线，这么一插，灯就亮了。没有宣传？我们打开纸，拿着笔画海报，画完之后再到台湾大学、师范大学门口墙上贴。没化妆没关系，素颜上去也可以演，演出那天观众席坐了二三十个人，人不多，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台北文化界精英，我记得他们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台北市等你们这群人等了很久了，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演下去，求求你们、拜托你们，你们一定要演下去。”

到了1980年，我们的剧团参加了台北市的一个剧展，于是我们走上了正式的舞台，做正式的演出，那天晚上，一炮而红。我觉得我这个人就好像一个长跑者，唯一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跑，烈日当头我在跑。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我跑这件事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而跑，它是自我人生的完成。我觉得能跟自己的兴趣相处，是我的幸运。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拥有这个幸运，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发展它，落实它。有生之年，如果跟你的兴趣可以合二为一，我觉得那是非常幸运的。

李雪源据央视综合频道《开讲啦》节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