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在“三城”与“双统”之间

陈庆妃

葛亮分身有术，他在南方香港(离境之城)讲着北方——南京(真实之城)、襄城(象征之城)的故事。在香港“被说”的尴尬中，他为“新香港人”写香港“传奇”。辗转于三城之间，葛亮师承大陆文学传统与港台文学传统，兼具大传统宏阔的历史意识与小山河精微的日常玩味。

一

中国文学以乡土文学为大宗。都市文学的成就大抵和它的“声名”一样，受嘉誉者不多。都市文学重要的是丰厚的都市感，以及作者鲜明的都市意识，而不仅仅是都市景观与消费盛况。葛亮写作一开始就直取都市文学的核心。这与他的生活经验以及专业研究有直接的关系(葛亮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城市文化与文学”研究几乎同步)。因为有学术研究的理论观照与形式自觉，葛亮写城市着意于丰富驳杂的城市肌理，而非消费时代的标签化行销。他写北方舍北京而取天津(襄城的城市原型)固然有亲缘、地缘的关系，更主要是天津文化的多元品性。天津曾是北京的“终南山”(政治后院)，寓公文化繁盛。寓公来源复杂，有前清遗老遗少，也有北洋失意政客、外国落魄公使，以及有意政局伺机而动的文化名流。同时，由于租界文化、民间传统文化发达，天津城市文化混杂而充满活力。写南京取烟火气而淡化古都氛围，“古典主义大萝卜”是葛亮对“家城”南京的戏称。香港因殖民经验、历史动荡造成的东西、南北杂糅的文化岩层中，可供作者淘洗的素材很多，葛亮选择了后“九七”视角，关注香港新的边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