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梅戏影视题材及其审美取向的嬗变

包小玲(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黄梅戏产生于田头地间，一般认为“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18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交接地黄梅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1]，可见黄梅戏最初只是作为农人缓解劳作辛苦的一种抒情工具，因其曲调优美，易唱易学，传唱度极佳，黄梅戏亦因此走出乡间村头，唱遍大江南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喜爱与重视，众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广为传唱的作品，为黄梅戏的繁荣兴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中，黄梅戏影视创作题材的演变与开拓，使其作品格调、审美取向不断上扬，可以说是黄梅戏一度风靡全国的重要原因。梳理总结黄梅戏影视题材及其审美取向的嬗变过程，对黄梅戏的继承和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一、清新活泼的田园劳作题材和农耕者的朴实审美趣味

黄梅戏源于民间，最初是人们在劳作时随口哼唱的一些曲词，因而从它诞生的第一天，便与田园生活、农村的劳作结下紧密关系，现实的农耕劳作生活是它产生的土壤。故此在黄梅创作的最早阶段，表现和反映农耕劳作题材的作品比较多，如《打猪草》里著名的唱词：“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麽杆子麽叶，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籽，磨的什么粉，做的什么粑。”男女对唱从农民的播种、种子的开放结果起兴抒情，最后归结到农民的粮食这个终点，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清新活泼、生机无限，传达出一种热爱生活的强烈现世感。而在《夫妻观灯》中，描述农村正月十五观灯的盛况，同样取材于农耕者的生活现实，我们从唱词中可以管窥一斑：“我家住在大桥头，起名叫做王小六，去年看灯我先走，今年看灯又是我带头。”王小六两年都抢着带头看灯，可见民众对于看灯的热情，在接下来著名的夫妻对唱中，唱词更是洋溢着农耕者的审美情趣：“矮子来看灯，他挤在人网里行。胖子来看灯，他挤得汗淋淋。瘦子来看灯，他挤成一把筋。小孩子来看灯，他站也站不稳。老头儿来看灯，走起路来戳拐棍。”如果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来评判，这段唱词在遣词造句上真是朴素无华到极致，直接就是民间口语的纳入，而从中国强调含蓄的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来看，不厌其烦地描写观灯众人之情态，虽然各类观灯者的具体特征得到真实生动的描写，但是其中直接嘲笑、讽刺他人生理缺陷的用语如“挤在人网里行”“挤成一把筋”“站也站不稳”等都颇为刻薄，而对各类观灯者的称呼同样也缺乏尊重，如“矮子”“瘦子”等。但是戏曲创作毕竟不是文学创作，戏曲有其独特的娱乐、娱众功能，诞生于田间地头的黄梅戏，首先要取悦的便是它最初的喜好者农民，所以早期流传下来的不少黄梅戏在题材内容、唱词风格、审美趣味等各方面都印烙着农耕者的影子，诸如《夫妻观灯》“矮子”“胖子”“瘦子”“站也站不稳”等唱词的出现，不过是农耕者缓解劳作之余一种娱人娱己方式的体现，而这些唱段能够得到广泛传唱，足以说明其唱词内容本身并无恶意，不过是博取观众一笑，达到满足农民娱乐心理的需要而已。

类似这样的题材在早期十分流行，且大受欢迎，如《王老虎娶亲》《花田错》等，即使是像《天仙配》《牛郎织女》这样的名作，虽然描述的是青年男女、人与仙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似乎与热闹的、泥土味浓重的农耕生活无关，但若仔细考究，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天仙配》还是《牛郎织女》，它们所构建的浪漫生活也不过是农耕者对于农村、田园生活的一种美好虚构罢了。如《天仙配》著名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夫妻共同耕田织布、挑水浇园，这是农耕者的理想，而不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或者风流倜傥的文人骚客的理想，所以显然这是落根于农耕生活的一种反映。同样，《牛郎织女》中的名段也存在着这一情况：“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稻花荡金波，夜深尤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瓜果悬挂，稻花飘香，这就是农村的、田园的生活写实，而这样的生活写实便是织女对人间热切向往的原因。这些作品的创作取向，从题材内容到审美情趣，如前所述，都具有浓烈的现实感、亲切感，活生生的民间口语、民间故事的加入，使得黄梅戏具有清新活泼、真实亲切的特色，不少剧作甚至直接以民间流传广泛的滑稽戏、调笑词入作，审美倾向上趋于满足农耕者的口味为要务，但亦“因刻意追求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致使人物语言过于直白、粗鄙甚至低俗……降低了作品的审美品格和艺术表现力”[2]。

二、强烈热切的女性反抗题材和张扬自我、突破世俗的文人审美情怀

黄梅戏较多旦本戏，或与其演员的培养、唱腔的发声方式有关，因黄梅戏用本嗓、男女同调，故而要求男声唱女调，这从生理特征而言，必然对男演员提出更高要求。戏曲创作者应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因为在创作中很明显他们倾向于抑男扬女，末本戏极少，使得观众对黄梅戏往往有一种“阳衰阴盛”的印象，这一现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为突出。在众多旦本戏中，女旦一般具有强烈的对抗礼教、热切大胆追求幸福的反抗精神，反抗的范围包括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父母嫌贫爱富、反抗社会恶势力对己身的压迫、反抗礼教的束缚和禁锢，创作出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20世纪80年代的黄梅戏电影《龙女》是其中的典范之一。在剧中，东海龙王的女儿云花公主爱上了善良正直的书生姜文玉，为与心上人在一起，宁愿承受剐鳞之刑，即便要夜夜忍受鳞伤发作的疼痛也要打破龙与人不能匹配的传统法则；《女驸马》中的才女冯素珍，为救未婚夫，勇敢反抗父母的嫌贫爱富，女扮男装出走考中状元为夫伸冤，被皇帝误招为驸马后，在洞房中面对公主的质问，发出了民间女子对于不平等婚姻的大胆质问：“公主生长在深宫，怎知民间女子痛苦情，王三姐守寒窑一十八载，刘翠屏苦度了一十六春，还有前朝英台女，生生死死爱梁生，这都是父母嫌贫爱富贵……”其后《孟丽君》中云南才女孟丽君，也是这一路线的践行者。而《杜鹃》中的聪慧女子杜鹃，在得知母舅以养母的女儿杜隼代替自己实施斩刑之后，慨然决绝地站出来，公开揭露官僚集团枉法腐败，大义凛然，令人敬佩；《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面对奸臣的强迫，宁愿“点点碧血洒白扇”，撞得头破血流也不愿屈服；现代戏《遥指杏花村》中，寡妇红杏在封闭的小山村里打破陈规陋俗，顶着破鞋的骂名也要与小煤窑主黑马棒相爱结合；《劈棺惊梦》中田氏为救情人，举起大斧劈开诈死的庄周的棺材取丈夫之脑为情人做药。

可以说这一大批新的黄梅戏剧作，其共同点便是关注妇女命运，时代横跨古今，内容广泛，热烈歌颂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这些女性角色中，有的是现代戏剧工作者的新创，如龙女云花公主、女驸马冯素珍、乡村普通女子杜鹃，有的是取材于古代的小说、传奇、戏曲等，如孟丽君来源于清代陈端生的《再生缘》，李香君来自明末孔尚任的《桃花扇》，《劈棺惊梦》取材于冯梦龙“三言”中庄周悟道故事。然而无论古今新旧，创作者提炼出这一主题，并在大量的作品中加以重申、强调，这显然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主观行为，使得黄梅戏摆脱了前期题材内容狭窄、为田间地头所囿的不足，在情感诉说上有了区别于原来追求浅层次感官愉悦的表达。黄梅戏不再是单纯的茶余饭后的寻开心、逗乐子，而是植入了严肃的社会思考，反映了戏曲工作者为延长黄梅戏的生命力所付出的努力与探索。事实上，任何一个剧种，若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和持续的生命力，从历史经验来看，必然离不开文人的参与和提升，无论是元代的杂剧、南戏，还是明清的传奇，莫不如是。那么对于黄梅戏而言，在这个阶段，剧作家选择的是根据黄梅戏的特点，关注女性的命运，肯定女性的反抗精神，营造个性各异的坚强、有能力的女性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历史、女性命运的思考和探究，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人传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体现，剧作因此具有清晰的文人审美取向。

三、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题材和注重人生哲理的审美倾向

在女性题材大热之后，虽然这一题材仍有挖掘余地，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描写女性反抗礼教、追求婚姻爱情幸福这一点上，无疑会故步自封，甚至形成自我牵绊。原因一是这类题材自古有之，观众并不陌生，之所以尚有市场首先是因为这类剧作中，不少是经过时代检验的经典名剧，如《桃花扇》《孟丽君》等；另一原因应是与黄梅戏这一新兴剧种有关，以新的形式、唱腔、曲词演绎旧题材，加上剧作家素养的不断提高，好剧本不断出现，自然广受欢迎。但是如同所有文学形式的更替一样，诗之后以词替，词之后以曲替，曲之后小说独占鳌头，这固然是社会选择的缘故，也与其可挖掘性丧失殆尽有关。“由于黄梅戏发展的历史较短，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他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凸显，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3]，因此在黄梅戏随后的创作中，新的内容题材和新的思想探索成为黄梅戏是否能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关键。大约在2000年前后，选择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的凄美故事进行演绎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方法，《半把剪刀》《风尘女画家》《徽州女人》等是这类作品中的翘楚。

《半把剪刀》取材于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刚愎自用、颠倒黑白的官员为替妻子的私生女报仇，误杀亲生儿子的阴差阳错的故事，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而从女主角陈金娥的角度来看，寻找了18年的亲儿就在身边却无缘得知真相，最后只能在刑场上、在儿子死后才能母子团聚，这样的悲剧结局处理，传达出人生无常、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强烈无力感，使得整个剧作充满浓厚的人生幻灭、虚无意味，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得到了哲理性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还有央视制作的黄梅戏连续剧《风尘女画家》，讲述女画家张玉良的坎坷一生，由妓女到画家、从国内扬名到国外享誉已是惊世骇俗，而她与丈夫潘赞化从相知、相恋到相爱，最后却因政治环境所迫，分离几十年至死不能相见的哀痛更是让人扼腕叹息。这样的故事，其内涵的丰富，对于人生际遇、命运无常、世事变迁的展现，已经不是一个模板化的反抗女英雄所能概括得了的。

同样情况的还有《徽州女人》，剧作讲述的是一位留守家中的徽州女子，多年来寂寞守礼地承受着生活带给她的一切苦难，虽有哀怨、不满，然而她认命、不反抗，在寂寞孤独中默默地度过一生。这样的故事并不会如同反抗女英雄的故事那般，给人以强烈的快感，它只是提供一个生活形态的再现，不去主题先行般灌输某一个或固定、或进步、或激烈的观念，它只是让观众自行去感受人生的百般滋味。你可以谴责、鄙视、仇恨、嘲讽、叹息，然而这就是一个徽州女人完整的人生和内心世界。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故事和结局，为传统的戏曲演绎吹来了新风，彰显了黄梅戏创作者在多元化文化社会背景下的新思考，黄梅戏因此在思想价值上有了更贴近于新时代的、具有包容性的审美情怀，具有浓烈的人生哲理探讨意味。

综上所述，黄梅戏影视题材和审美取向的发展变化线索比较清晰，无论是最初清新活泼的田园劳作题材和农耕者朴实审美趣味的表现，还是强烈热切的女性反抗题材和张扬自我、突破世俗的文人审美情怀的诉说，抑或是最后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题材和注重哲理性探讨的审美意蕴的表达，都对黄梅戏的创作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黄梅戏题材和审美取向的变迁进行整理和归纳，便于后来者推陈出新，继往开来。